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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希腊人（第4页）

有时候，他们因为狂热追求完美精神世界，而走向荒唐的极端，这很令人遗憾，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古代教师中，只有一个人是因追求完美世界，而宣扬不宽容学说的，他就是柏拉图。

柏拉图以徒弟身份搜集整理了全部苏格拉底的所说所思，并把它们编成对话录，这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苏格拉底全书》。

做完这项工作，柏拉图开始详尽说明苏格拉底理论中某些晦涩模糊之处，并用一系列精彩的论文为之做注解。后来，他还开设了很多课程，来传播苏格拉底的正义和公正思想。

在这些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心全意而又无私奉献的精神，堪比圣保罗。但是圣保罗的日子总是处于冒险和危险之中，经常要东奔西走，把福音带到地中海周边各地。柏拉图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舒适的花园座椅，他让世人来到自己身边。

优越的家世背景和拥有个人财富让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首先，他是一个雅典公民，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刚一到法定继承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富，足以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后，他的口才如此了得。只要能听几堂柏拉图大学的课，人们非常愿意来到爱琴海。

还有，柏拉图非常喜欢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当过兵，但对军队没有特殊兴趣。他喜欢室外运动，是一个优秀的摔跤手，还擅长长跑，但在比赛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好成绩。和其他的青年人一样，他喜欢旅行，渡过爱琴海，去过埃及，和他那著名的外祖父梭伦一样。后来，他返回了家乡，在五十年时间里，在位于雅典郊区的克菲索斯河岸边一座景致宜人的花园阴凉角落里，他平静地讲授着他的理论，这里被称作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起初是一个数学家，但渐渐地转向了政治学研究，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府模式奠定了基础。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信仰人类稳定进化过程。他教导说，人类总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慢慢发展的。世界也从美好的群体产生出美好的制度，从美好的制度产生出美好的思想。

这些内容写在书面上确实很动听。但是，当柏拉图为了他的完美国家试图设计某些特定的原则时，他追求公正的热情和追求正义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其他的一切他都不去思考。他的共和理念，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臆造者看做是人类的完美终极形式。它是非常奇特的国家形式，准确地反映了并将继续反映那些退役上校们的偏见。这些人一直安享个人收入，周旋于上流社会，根本不信任下层社会的人，生怕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地位”，试图分享本该属于“上流社会”的那些特权。

令人遗憾的是，柏拉图的书籍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受到了极力推崇，著名的共和理念在他们手中成了一个抵制宽容精神的强大武器。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绝不是一个虔敬的人。他总是藐视祖先尊崇的神灵，认为他们是行为粗野的马其顿乡巴佬。他对史书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中神灵的丑恶表现深感羞愧。但当他年纪大了，常在自己的小橄榄丛林中坐着思考问题，小城邦国家之间愚蠢的争吵，越来越让他感到出离愤怒。同时他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最终失败。于是，他越来越确信，某种形式的宗教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必要的，否则他想象中的共和国不久将陷入极度混乱。他因此坚持认为，立法机构应该建立起一套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明确行为规则，并通过死刑、流放、监禁等强制自由民和奴隶遵守这些规则。这似乎和宽容精神及良心自由格格不入，而这二者曾经是苏格拉底为之英勇奋斗的。可这正是柏拉图的用意所在。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勇敢的人，而柏拉图则害怕现实，他逃离丑陋的世界躲进了自己的梦想王国之中。他当然清楚，他的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时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是想象之中的还是现实之中的。集权统治的序幕已经开启，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会合并成一个大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沿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岸边。

当征服者的魔爪伸向这块古老土地上桀骜不驯的民主城邦时，希腊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人。他让整个世界对已经消亡的古希腊人，永远心存感激。

我所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掌握了很多他那个时代人们尚未知晓的知识，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籍成了人类世代相传的知识来源。此后连续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在这里获取他那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

十八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离开自己在马其顿的家乡，来到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毕业之后，他在很多地方开展讲座，直到公元前336年才返回雅典。回到雅典后，他在阿波罗·莱西由斯神庙旁的花园里开办了一所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吕克昂学府，不久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非常奇怪，雅典人根本不赞成在希腊开办更多的学校。雅典在商业地位上渐渐失去了以往的辉煌，人们逐渐迁徙到了亚历山大和马赛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城市。剩下的要么是穷人，要么是懒惰者，无法离开。这些人是一些思想守旧的自由民残余分子，他们曾经给这个饱受苦难的共和国增添过荣耀，也是导致共和国毁灭的人。他们更不支持柏拉图学园里的那些举动。在柏拉图死后十多年里，他最著名的学生回到了雅典，公开讲授骇人的世界起源理论和圣灵非万能的思想。这些守旧者不断摇头，嘴里嘟哝着恶毒的话，骂他不该把他们的城市变成思想自由和不信仰神灵的地方。

然而，没过多久，亚历山大阵亡的消息就传到了雅典。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就有些危险了。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和经历，不愿意遭到同样的命运。和柏拉图一样，他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在一起。但是，他不喜欢民主政体，更不相信普通民众掌管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当雅典人突然大发雷霆，赶走了马其顿帝国守备部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已经渡过埃维厄海峡，并在卡尔克斯安顿下来。后来，他长眠在了卡尔克斯。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雅典被马其顿人重新征服，并为自己的不驯服受到应有的惩罚。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后，已经很难发现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为不尊重神灵是基于什么样的根据。但在有众多多业余演讲家的国度里，他的案子必定会和政治搅合在一起。人们不欢迎他是因为他蔑视一些地方政客，而不是因为他散播了什么令人震惊的雅典会遭到宙斯报复的新异端邪说。

这些并不重要。

独立的城邦共和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不久，古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的欧洲遗产，希腊成了罗马帝国的领土。

接着，所有的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全盛时期的希腊人要宽容得多。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想，只要他们不去质疑政治权宜之策的原则，因为自古以来，这些原则便是罗马帝国和平繁荣赖以存在的基础。

尽管如此，激励着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理想，与伯利克里的追随者所尊崇的神圣理想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们把宽容置于某些确定结论的基础之上，他们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和深思熟虑才得出了这些结论。而罗马人觉得自己不用研究就能得出结论。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并对此感到自豪。他们只对实际事务感兴趣，是很务实的人，对理论有着根深蒂固的蔑视。

如果其他人把下午的时光都花在橄榄树下，讨论政府理论或者月亮对朝夕的影响，就让他们这么做好了。

同时，罗马人则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管理他们日益扩大的领土上。他们要训练必要的步兵和骑兵来保护他们的边疆地区，勘察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道路，还要投入精力来维持五百多个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安宁。

让我们把荣耀给予那些应该给予的人。

罗马人做事全面而细致。他们建立的行政结构体系，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成就。只要缴纳必要的税收，表面上遵守他们罗马主人制定的行为规范，那些部落子民就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信或不信什么，都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某个神庙里的全部神灵，无论怎样都无关紧要。但是，不论人们选择什么信仰，这个大帝国的成员必须永远牢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所以成功，有赖于普遍实践了“待人宽容如待己”的原则。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邻居或同一个城市中陌生人的事情。即使他们认为自己的神灵受到了侮辱，也不得去官府那里寻求什么公道。诚如提比留皇帝在一次纪念仪式上所说，“因为，假如神灵们认为自己蒙受了什么冤屈的话，他们一定会自己解决的。”

依据这样几句安慰的话，所有类似的案子法庭都可以不受理。人们被告知，不得把他们的私人意见带到法庭上去。

如果一些卡帕多奇亚商人决定在歌罗西人那里定居，他们有权利把自己的神灵带来，在歌罗西建立自己的神庙。如果歌罗西人出于同样的理由搬迁到卡帕多奇亚，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必须给予同样的信仰自由。

我们经常听人说，罗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宽容态度，是因为他们对歌罗西人、卡帕多奇亚人，以及居住在拉丁姆以外的其他野蛮部落，都同样蔑视。这或许是真的，但我并不清楚。但事实是，五百年来，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着一种彻底的宗教宽容。罗马人练就了一种治国本领，它以最小的摩擦，取得最好的实际效果。

对于很多人来说，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实现，相互容忍的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永远，至少，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帝国是如此。

罗马曾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毁掉了自己。

在成百上千个战场上，到处是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近五百年中，罗马帝国的精英们，都将他们的聪明才智浪费在了从爱尔兰海到里海的庞大殖民帝国的繁杂行政事务上。

罗马人身心疲惫，要完成由一个城邦统治整个世界的任务似乎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