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身如同诅咒般不合身的校服,像一层无形却厚重的阴霾,彻底笼罩了紫菀在学校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它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成了一个移动的、昭示着她“异常”身份的耻辱标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也在不断发酵、滋长着她内心那片名为“自我厌弃”的毒沼。同学们那些或明或暗的目光,那些刻意压低的窃笑和毫不留情的点评,像无数细小的、带有腐蚀性的水滴,持续不断地滴落在她敏感的心湖上,侵蚀着她本就摇摇欲坠的自信堤坝。
一种强烈到近乎偏执的念头,在她被羞辱和委屈填满的脑海里,破土而出,疯狂滋生——她必须改变!必须摆脱这身可笑的肥肉,必须让自己“正常”起来,必须……让那些嘲笑的声音消失!而最首接、最看似她能掌控的方式,就是“不吃”。
这个念头的第一次实践,发生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校服日之后的第三天晚上。沈家的晚餐依旧简单而粗粝:一盆熬得稀烂的、能看到零星油花的白菜汤,一碟黑乎乎的、齁咸的萝卜干,还有一大锅蒸得恰到好处、散发着朴实谷物香气的白米饭。往常,这几乎是紫菀一天中唯一能感到些许踏实和温暖的时刻,食物的填充能暂时驱散一些内心的空洞与寒冷。但今天,她看着碗里雪白的米饭,却仿佛看到了那些嘲讽她“一身肥肉”的嘴脸。
她默默地拿起筷子,像完成某种仪式般,小口小口地、极其缓慢地扒拉着碗里的饭粒,咀嚼得异常细致,仿佛那不是食物,而是某种需要被艰难分解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吃了不到半碗,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垫底的感觉,她便猛地放下了筷子,那动作带着一种决绝的意味,筷子头磕在粗糙的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叮”一声。
“我……我吃不下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目光低垂,不敢看桌上任何人的眼睛。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在这个习惯了风卷残云般吃饭节奏的农家饭桌上,显得格外突兀。王茯苓正端着碗喝汤,闻言动作一顿,有些愕然地抬起头,看向女儿。借着昏黄的灯光,她注意到紫菀的脸色确实比平时更显苍白,嘴唇也有些缺乏血色,眼神躲闪,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萎靡。
“怎么了,菀菀?”王茯苓立刻放下碗,探过身,伸出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不堪的手,不由分说地贴上了紫菀的额头,掌心传来的温度正常,并没有发热的迹象。她的眉头担忧地蹙了起来,“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头疼?肚子疼?”声音里充满了作为一个母亲本能的关切。
坐在上首的奶奶黄牵机,正就着萝卜干,费力地咀嚼着一口米饭,听到动静,也停下了动作。她眯着有些昏花的老眼,上下打量了紫菀几眼,那张布满皱纹的嘴撇了撇,带着老一辈人特有的、混合着关心和唠叨的语气开了腔:“就是,看着是没什么精神头。小脸蜡黄蜡黄的,别是招了啥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在学校撞了风。芡实啊,”她转向闷头吃饭的儿子,“你明儿个别下地了,带菀菀去卫生所让张大夫给瞧瞧,开两副药吃吃。丫头家家的,身子骨要紧,可不能马虎。”
沈芡实正埋头对付着碗里的饭菜,闻言,从鼻腔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嗯”,算是应下了。他并没有太在意,只觉得是女人家惯常的大惊小怪。
第二天,沈芡实难得地放下了地里的活计,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破自行车,驮着紫菀,去了镇上的卫生所。一路上,父女俩几乎没有交流,只有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单调的“嘎吱”声,和车轮碾过碎石土路的颠簸声。紫菀坐在后座上,双手紧紧抓着冰冷的车座支架,低着头,看着路边不断后退的、枯黄的野草,心里乱糟糟的,既希望医生能看出点什么“病”,好让她有正当理由继续“不吃”,又隐隐害怕真的查出什么问题。
卫生所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各种草药混合的、令人安心又不安的气味。张大夫是个和蔼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慢条斯理地询问了情况,又让紫菀伸出舌头看了看,用听诊器在她胸前背后仔细听了一会儿,最后又让她站到那个老旧的人体秤上称了称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