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我推开街铺的门,风从后院穿过来,带着木头和尘土的味道。昨天压在砚台底下的名册还在柜台上,纸页翻开了,上面是十二个名字。人有了,可地方还是空的。
我从床底下拖出布包,解开三层粗布,里面是剩下的银钱。铜板摞得整整齐齐,碎银不多,但够买些实在家伙。我数了三遍,把钱重新包好,塞进怀里。
苗苗蹲在门槛上晃脚丫,辫子上的红绳又湿了,估计是半夜咬的。她抬头看我:“姐,咱们去赶集吗?”
“去。”我把她拉起来,拍掉屁股上的灰,“今天不光是逛,是要买晒架、竹匾、麻绳这些正经东西。”
她眼睛一亮:“那我能看看有没有小风车?”
我没答话,只捏了下她脸蛋,牵起她的手往外走。
裴煦己经在街口等了,驴车停在墙边,驮筐两边挂着水囊。他手里摇着扇子,看见我们来了,把扇子插进腰带里,伸手扶苗苗上车沿。
“昨儿招了人,今儿就得开工具,你这步子迈得挺稳。”他说。
我爬上车,把布包放在腿上:“没人没物都不行。现在人定了,就差家伙了。”
驴车走得慢,进城南市集要半个时辰。路上苗苗趴在车沿上看外面,见个卖糖人的摊子就喊一声。裴煦掏出几枚铜板递过去:“先垫着,回头再补。”
她接了钱,却没去买,攥在手心说:“我要留着,帮姐记账。”
我笑了,没拦她。
到了集市,人己经不少。卖菜的、卖陶罐的、打铁的,吆喝声混成一片。我们先转了一圈,看了三家卖竹器的摊子。第一家的晒架细得像筷子,我用手一掰就弯了。第二家的竹匾看着厚实,翻过来一看,底下有虫蛀的洞。第三家倒是用老竹,可一张匾要三十文,六十张就得十八两银子,太贵。
我摇头走开。
裴煦跟上来,低声说:“西角那个摊子,竹料不一样。”
我顺他指的方向看去,角落里有个老头守着一堆晒架,架子颜色偏黄,不是新砍的青竹色。我走过去,蹲下摸木榫,接口处削得平整,没有毛刺。又拿起一只竹匾,掌心往上托,用力压,纹丝不动。
“这竹子晾得足。”我说。
老头抬眼看了看我:“姑娘懂行?七月砍的料,地上架空晒了三个月,不生霉也不裂。”
我点点头,问价。
他报了个数,比别家低两成。我心里动了一下,可还是嫌高。
裴煦这时蹲下来,卷起袖子,露出手腕上的旧伤。他没说话,只用手指敲了敲竹架横梁,节奏顿挫,像是某种暗号。老头眼神变了变,忽然换了语气:“你们要是全要,价格好说。”
我立刻打开布包,把银钱倒在摊布上,一块一块摆出来。铜板堆成小山,碎银排成一行。我又拿出记事本,翻到一页空白:“今天买齐,半个月后再订一批,数量翻倍。写个字据也行。”
老头盯着钱看了很久,终于点头:“七折,货给你们。”
我们当场清点。晒架十二副,竹匾六十只,麻绳百丈,铁钉十斤,还搭了两把备用竹夹子。裴煦叫来驴车,一趟拉不完,又雇了辆板车。
装货时苗苗一首守在旁边,眼睛瞪得圆圆的。有人差点碰倒一摞竹匾,她立马跳过去扶住,小脸绷得紧紧的。等东西都捆结实了,她才松口气,跑来找我。
“姐,我守住了。”
我摸摸她头:“嗯,守得好。”
回城的路上她坐在货堆顶上,风吹得她头发乱飞。经过玩具摊时,一辆驴车停在那里卸货,挡住了视线。等车挪开,她突然指着摊子:“姐!那个小陶哨还在!”
那是只泥巴烧的小鸟形状的哨子,不值几个钱,但能吹出清亮的声音。
我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几个铜板给她。
她没接,仰头看我:“要买它,是不是得扣工钱?”
“不扣。”我说,“这是你今天守货的赏钱。”
她这才接过,蹦跳着跑过去买了回来,含在嘴里试了试,发出一声短促的响。她笑起来,腮帮子鼓鼓的。
进了街铺后院,我们开始卸货。裴煦把晒架一支支搬下来,靠墙立好。我让苗苗清点竹匾,每十个叠一堆。她搬得吃力,小身板歪来歪去,可一次也没放下。
“左边第三堆多了一个!”她喊。
我走过去数了,果然多了一只。应该是装车时多塞的,摊主没算进去。
“要不要送回去?”她问。
“送去干什么。”我拍拍那只竹匾,“人家给的,咱们接着。”
裴煦听见了,笑着摇头:“你这算盘打得比赵账房还精。”
我不理他,继续指挥:“晒架先放东墙,竹匾码西屋,麻绳分两捆,一捆挂檐下,一捆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