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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狭路相逢（第1页）

二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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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胜利了，他们忘乎所以地产生了将舰队径直开进金角湾的想法。

这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的优良天然港口，长约7千米，属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主要部分。同时，这个海湾又将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一分为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理所当然地成为重要的商业据点和帝国海军的集中地。

如果欧洲人占据了这个地方，将会对土耳其人形成巨大的威胁。当然，欧洲人的想法还不止这些。他们觉得自己拥有光荣使命似的——解放伯罗奔尼撒、解放塞浦路斯，拯救罗得岛上讲希腊语的人群……

上述这些想法都是欧洲人在取得勒班陀海战大胜后产生的。这场战役让超过1。5万名基督徒奴隶获得了自由，使得威尼斯本土免受土耳其人的入侵。奥斯曼帝国的损失仅舰船就超过300艘，3万名帝国战士命丧大海，其中有许多人是熟练的弓箭手，这样的损失远比兵革的损失要惨重，因为帝国无法在短时期内训练出这样的熟手。34名帝国海军将领、120名中层指挥官均已丧生，就连那些未当场丧命的土耳其人仍然被射死或刺死，只有3458名土耳其人沦为战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规模高达10万人的海上大战，如此少的战俘人数，不得不让人震惊。帝国投入的精英部队是多达6000人的禁卫军，他们也几乎**然无存了。

作为补充说明，我们可从威尼斯历史学家詹彼得罗·孔塔里尼（Giaarini）的观点中得到更多的信息：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伤员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定是受了可怕的枪伤。180艘各类战舰——大部分后来发现已经无法修复——被拖到了克基拉岛，几十艘被冲到了科林斯湾正北的埃托利亚沿海，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艘船返回了勒班陀。

这样的损失对奥斯曼帝国来讲是巨大的。

帝国不能像欧洲人那样拥有成批生产火绳枪的能力，也不具备快速征兵组建一支新军的能力，更不必说培养熟练的桨手了。考虑到欧洲制造的火器的价格多样，凡是高价格、高质量的火炮都不能进口。约翰·弗朗西斯·吉尔马丁（Juilmartin）在其著作《火药与桨帆战舰：变化的技术和16世纪地中海的海上战争》（Gunpalleys:gTeediterraneaSeaihtury）里曾这样解释道：“轻兵器对海战发展的主要影响，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以增强火力的形式直接体现，而是以大量削减训练需求的形式间接发生。在惨重的人员损失面前，依靠火绳枪的国家较之依靠反曲复合弓的国家拥有更大的恢复能力。让西班牙的村民变成火绳枪手很容易，但让安纳托利亚农民变成反曲复合弓高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使用反曲复合弓的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提到的安纳托利亚又叫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场海战损失背后的尴尬，土耳其人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建造出150艘战舰，而那些用于造船的重要木材竟是没有干燥过的，船上装备的火器也是粗制滥造。更为担忧的是，新的海军缺乏大量有经验的海员、弓箭手和船长……

我们不清楚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的描述有没有夸大成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因这场西方式的胜利而产生的多种形式的纪念得到一些可供探讨的线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到在多种纪念形式中，罕有站在土耳其人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战争的。基督教对决伊斯兰教的胜利，让基督徒们狂欢庆祝，许多庆典，许多纪念币，许多文学作品，以飞快的速度四处传播。

威尼斯、西班牙和罗马的人们向身边的人唱着赞美的颂歌，教会也向上帝表达了无尽的赞美和感谢。梵蒂冈还专门创制了一个特别的瞻礼，即玫瑰经10月瞻礼，作为10月的第一个主日，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一些意大利教堂在纪念这个瞻礼日。

在勒班陀海战后，那些缴获的土耳其战利品——地毯、旗帜、头巾和武器摆满了威尼斯、罗马、热那亚的街道及商店。专门铸造的纪念币上更是掩不住内心的狂喜，上面刻着“蒙上帝恩宠，在对土耳其人战争中取得海战大胜的一年”的字样。恐怕这是少有的在纪念币的有限空间里镌刻那么多字吧！长着双翼的圣马可狮（威尼斯的护城神，其标志为狮子）充斥在威尼斯的各种纪念币上，就连欧洲北部的新教地区也有数以十万计的木刻版画和圣牌在流传。

著名的威尼斯大画家丁托列托（Tio）181和保罗·韦罗内塞（PaoloVeronese）182都绘制了勒班陀海战的巨幅油画，在后者的巨作中，重点描绘了夺取阿里帕夏旗舰的过程以及巴尔巴里戈（神圣同盟左翼舰队指挥官，海战中右眼被箭矢射中）受到致命伤的景象。

乔治·瓦萨里（GiioVasari）183绘制的与勒班陀海战相关的主题壁画被装饰在梵蒂冈的教堂里。大师级别的画家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Vecellio）184还专门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绘制了一幅纪念肖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幅画中，西班牙国王站在圣坛上面，将他的儿子唐费迪南德高举向天，一个被俘虏的土耳其人则成为陪衬的近景，远景则是正在燃烧的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整幅画看上去仿佛就是天降祥云，吉兆充盈的风格让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一样。这幅名为《腓力二世把初生的太子唐费迪南德献给胜利之神》的画被收藏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也许最能反映欧洲人在这场战役中获得的荣耀感了。

在墨西拿，这座城市的民众感受到了唐胡安的恩赐，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威胁让他们惶恐不安，雕刻师安德烈亚·卡拉梅奇（AndreaCalamech）亲自为唐胡安雕刻了巨像，而《勒班陀之歌》的诞生则出自费尔南多·德埃雷拉（FernandodeHerrera）之手。西班牙著名作家米格尔·塞万提斯在他享誉世界的著作《堂吉诃德》里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最大感受：“在那里死去的基督徒比幸存下来的胜利者还要快乐。”作家本人也参加了勒班陀海战，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打残，并由此落得“勒班陀的独手人”的绰号，但他并未因此而畏惧战争，随后他加入洛佩·德菲格罗亚兵团参与希腊的纳瓦里诺战役。当时还是孩子的未来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专门书写了长达1000行的诗歌《勒班陀》，年轻的莎士比亚也受其影响，在自己的戏剧作品如《奥赛罗》里还特意设定专属角色为威尼斯人效劳，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

…………

我们看到的都是欧洲人高唱的赞歌，这是幸运带来的胜利，还是唐胡安出色的战地领导力，抑或其他？尽管关于奥斯曼帝国在这方面的史料比较缺乏，但我们依然可以从零星记载中尽可能地窥探出一些真相。

2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从何来？

土耳其人的残酷，我们或许可从以下场景中得到一种恐惧的感受。

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iadin，或叫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丁，Mariadin），塞浦路斯英勇的守军领袖，他遭受了被土耳其人剥皮分尸的酷刑。

克基拉岛上，土耳其人亵渎基督徒的坟墓，拷打教士，绑架平民，侮辱教堂。

…………

所以，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士兵一旦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舰船，他们就会以非人的勇猛方式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反观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尽管他们也凶猛，但其内心深处的血性未必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如果上述只是以一场战争来剖析，未免不够深刻，我们可将视角放到16世纪的中欧和东欧。那时候的欧洲依然遭受到从6世纪以来的东方势力的进攻。当北非和小亚细亚被伊斯兰教统一起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经伸入这些地区了。再看欧洲，却因为宗教的倾轧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基督教的分裂，即分裂成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后，一些新兴的国家陆续产生——英格兰、法兰西、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它们不再单纯地向梵蒂冈这个被称为“国中国”的教皇国效忠。宗教圣地的权力和威慑力都面临着退缩的尴尬，基督教的世界开始变得碎片化了。

早在10世纪早期，虽然法国赶走了最后一批伊斯兰教袭击者，但让人惊讶的是，到了16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法国竟与奥斯曼结盟。当然，这样的结盟也让法国人获得了不菲的回报。譬如在1532年，法国人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从热那亚手中夺取了科西嘉岛。这个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南隔博尼法乔（Bonifacio）海峡与意大利撒丁岛相望，加之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很适合建立港口。作为回报，法国人同意奥斯曼帝国海军司令巴巴罗萨的舰队在法国的港口过冬（1543—1544年）。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支专门由基督徒俘虏提供划桨动力的舰队，如果我们明白这两个国家曾经有着这样的“交易”，就不难理解勒班陀海战中，奥斯曼帝国舰队司令阿里会那么自信地让舰队离开港口，在不做好基地防御准备的情况下，就敢直接驶出科林斯湾，在外海与敌方交战的原因了。土耳其人相信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在不同习俗下肯定如一盘散沙，在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就是不堪一击的。

在西方世界尝到了甜头的土耳其人，获得了许多奴隶、各种各样的掳获品和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可是，欧洲人却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和南方。这自然是为了发现新的海上航路，譬如新发现的美洲航线和沿着北非海岸的航线……一方面，欧洲确实拥有了不一样的海上贸易通道，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心理。那些欧洲商人想着无须再忍受奥斯曼帝国的纠缠，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再去穿越由这个帝国控制的亚洲地区和航线，也不用承担高额的关税了。

新航路、新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西方世界变得强大起来。让奥斯曼帝国看起来像一盘散沙的西欧事实上并非如此，它们反而自行发展出许多新的商业中心，诸如安特卫普、伦敦、巴黎、马德里等，这些商业繁荣的城市让西欧对穷乡僻壤的东地中海的兴趣正在锐减。早先的热情一旦消失殆尽，对奥斯曼帝国将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西欧人觉得那些东正教徒不值得被解救——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境内与其他新的商业路线大部分处于停滞的状态，巴尔干和东地中海诸岛在他们眼里如同鸡肋，加之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西欧人与拜占庭人的宿怨就根深蒂固了。就算是基督教徒全身心地对抗穆斯林，像英法这样的国家也会视若无睹，甚至在某个节点上还会对土耳其人伸出援手。就算是意大利或者威尼斯，他们也只是对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显示出稍微浓烈的兴趣。这样看来，勒班陀将是几个西方大国因相同宗教文化而最后团结起来对抗伊斯兰教的主要战场之一。

再看伊斯兰教世界这一边，单算奥斯曼帝国，其人口数量、自然资源、领土面积，这三方面都超过任何一个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如果基督教国家和南欧诸国都团结起来，伊斯兰教势力就会成为较弱的一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世纪发生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得到证实。

那个时候，宗教改革还未发生，火药也没有普及，但他们竟然能在远离欧洲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我们知道，欧洲的军事能力是从古典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那时候的战法缺乏大量热兵器开火带来的血脉偾张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法兰克人占据圣地耶路撒冷而结束，这表明了西方是拥有陆海双线给养以支撑军队远征的能力，这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几乎无人能实现。

当然，我们或许会找到一些外部势力攻入欧洲的特例，譬如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波斯人，草原帝国时期的蒙古人……不过，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他们之所以能够攻入欧洲，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甚至互相争斗的国家。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基督教世界里罕见的合作中，到14世纪为止，再也没有像十字军东征的欧洲联军那样能越过地中海发动远征了。

应该是上帝庇佑——如果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欧洲在面临外部势力入侵的时候，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外部势力必须具备非常强大的后勤补给力量以及重装步兵的数量。这样的高要求就算整个奥斯曼帝国将资源全部动用也未必能达到。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确算是强大的：从疆域来看，它统治了亚洲、巴尔干和北非的许多地区。谢里姆二世敢发动这场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内部真相是这个帝国通过武力的形式推进了宗教传播，使得境内的人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兰教，而这时候的欧洲正处于分裂较为严重时期。这就像8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开始征服西欧基督教小国一样，这些小国因为不团结，面临的又是一个庞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的攻击，自然是败事连连了。

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或者说这个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毛拉们（伊斯兰教中的称谓，意为保护者、主人、主子，现在伊斯兰教徒用其来尊称该教的学者）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意识，他们不会觉得发动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行为之一。中世纪的哲学家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85，认为战争就是邪恶的东西，即便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也只能在最为紧密的道德约束下进行。

但这样的约束，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似乎是没有丝毫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人会在他们的信仰中找到一种力量来对抗土耳其人。他们通过公民的力量将军事力量输送到战场，他们中很少有人觉得个人利益会与国家利益相背离。当他们面临战争开始后的生计问题时，同样不会因为教友想赚取高额利润而发生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