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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选择了510（第2页）

韩勇北京铁路公安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张连生北京铁路公安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陈宁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

高波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队侦查员

李新民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队队长

刘思明广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玉东海广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股级侦查员

罗国华广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级侦查员

苏春陵长沙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张其刚兰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谢宏旭兰州铁路公安局西宁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朱晓毛贵阳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王宝星铁道部情报资料中心干事级侦查员

孙正军兰州铁路公安局西宁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办公地点：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临时小平房。

交通工具：长江750偏斗三轮摩托车一辆，汽油每季度三十升，不足部分由专案组自行想办法挖潜解决。

通信工具：暂时没有，由专案人员自己克服。

办案经费：暂时没有，由专案人员自己克服。

公安部五局、铁道部公安局“5·10”专案组，这个国家级大型专案组的牌子，就这样挂在了当时被郑州市北郊的人称为“北大荒”的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的临时小平房的大门上。

谁也不曾想到，一群普普通通的侦查员，竟然在如此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创造了中国铁路公安历史的辉煌。

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当时的压力特别大。原因有五个方面：

一是难度太大。专案组成立之初，没有一点儿线索，理不出一点儿头绪。会议期间各地汇报的情况就是，东北流窜犯在全国各地以铁路沿线为重点，成群结伙，气焰嚣张，无所顾忌，不可一世。曾经各地也抓过一些，群众扭送一些，但是这些人就是在现场被抓到正在掏包的手也不认账。由于缺少口供，缺少扎实有力的证据链，只能关几天后眼睁睁地放掉。虽然我可以组织专案人员采取跟车、上站去抓正在掏包、割包的现行犯罪嫌疑人，但是，还不都是跟几十年前一样，抓了放，放了抓。到头来，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作为前线指挥的我该如何向两部有关领导交代？

二是对于“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的龙头案件，只知道是东北人干的。但是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哪一伙干的？谁是幕后主使？对于这起3月20日发生的大案，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曾组成了一个由二十余名刑侦技术人员参加的专案组，可是四十天过去了，案子不但没破而且毫无进展，一名侦查员反倒把手枪弄丢了。丢枪可是天大的事，必须破案，不然枪支落到坏人手里，那对社会的危害可就大了。于是，这个专案组也无暇顾及“3·20”案件，而是一股脑儿地忙着找枪去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此时不得不接，接了案子我就没有退路，必须破掉。“3·20”案件，是铁路公安民警的耻辱！此案不破，我怎么向广大铁路公安民警交代？铁路公安怎么有脸面对大众？我心里有畏难情绪，但是，我却没有退路！

三是能否带好这支临时队伍，我没有信心。虽然，我当刑侦科副科长已有五个年头，科里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我挑了大梁，可毕竟还有科长（虽然科长因为种种原因不大管事）。这支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中都有，绝大部分人员彼此并不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工作经历也有很大差别。而且，这其中还有几个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侦查员，资格比我老。从侦查破案这个角度讲，杀猪先杀头还是先杀尾，可以说各有各的杀法，工作中肯定会产生分歧、会有矛盾。一句话，我担心能不能驾驭得了这支队伍。

四是办案条件太差，一些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首先是办公地点在远离市区的大北郊，除了就近提审犯罪嫌疑人方便外，没有一点儿好处。到全国各地执行任务归来的本局侦查员可以骑自己的自行车，而外局的同志回来没有交通工具接，公共汽车不通，离火车站将近十公里远。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恐怕就有问题了。而交通工具只有一辆长江750偏斗三轮摩托车，三个月才给三十升汽油，有的侦查员说还不够我一个人喝的。通信工具那时还没有手机，联系只能靠铁路和国内长途，常常只能借用免费的铁路长途电话，而紧急情况下只有让侦查员自掏腰包了。办案经费暂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到全国各地抓人、查案、取证，需要方方面面的开支，没有钱，寸步难行。这一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克服。这不仅影响专案质量，还关系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侦查员能不能坚持下来。我心里没底。

五是我对自己的水平也产生了怀疑。尽管从警近二十年，也曾指挥和侦破大大小小一百多起刑事案件，参加过一些大的行动，也曾因抓获持枪杀人逃犯而荣立个人三等功。但是，全面指挥这么大的专案组，要攻克这么难的案件，我底气不足。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光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王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对我有知遇之恩。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信阳火车站派出所当民警，因为侦破一起案件，他发现了我的才华，把我从基层调到机关，先是当刑警，后来又当办公室秘书。此后，由于国家经费紧张，准备修建的宁西铁路下马，信阳铁路分局和公安分处被撤销。当时机关干部就地安排，王光礼被提升为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处长，组织上从信阳一共调了三个人到处机关，我是其中之一。后来，他被提升到郑州铁路局担任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光礼是一位很和善的人，他既和蔼又严肃，看见我走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让我坐下。

我还是喊他王处长，我感觉叫王书记别扭。我说：“您找我有事啊，王处长？”

他抽了一口烟，长长地呼出一口烟雾，说：“仲刚，你这次的任务可不轻呀！”

我皱着眉头，盯着他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说：“王处长，能不能换个人，我恐怕干不了。”

王书记笑了，露出少有的笑容。他没有直接接我的话，而是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我抽你到公安分处参加那起抢劫杀害押运员的案件吗？”

我不禁也笑了：“那个案件我怎么会忘记呢？我从驻马店回来，你亲自到火车站接的我。”

他盯着我问：“我为什么到火车站接你？”

老领导的这句话，瞬间勾起了我对历历往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