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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选择了510（第3页）

以陈建民为首的一帮在郑州至信阳间“蹬大轮”（专门掀盗货物列车上的货物）的车匪狂妄地叫嚣：“兄弟们干啊，现在不干啥时干，快干哪！”

他们说到做到，而且比过去玩得更大。

陈建民这帮歹徒多次飞身扒上飞驰的货物列车，在飞驰的列车上一节一节地翻越，专门查找从东北押运奶牛到香港的车辆，因为列车从东北到广州沿海地区，押运员的身上都带有很多钱物。他们摸到了这个窍门，一连作案近十起，几乎把所有牛车押运员的财物洗劫一空。有一次遭遇押运员的激烈反抗，他们竟残忍地把押运员推下飞驰的列车摔死。

王光礼当时是信阳公安分处的负责人，造反派说他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走资派，一边批斗他一边利用他丰富的经验抓公安工作。王光礼当时就负责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次，他到派出所检查工作时，发现了我，认为我既精明又老实，于是把我抽到这个专案上。他派给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我带领一个老民警，到驻马店泌阳县去重要犯罪嫌疑人陈建民的老家取一份原籍证明材料。

我的任务很简单，取一份材料证明陈建民是泌阳县人。那时的我已经有六年基层工作经验，特别是有几年干刑警的经验，但我当时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抢劫牛车押运员案件如果是陈建民干的，他抢了那么多钱财会放在哪里呢？会不会拿回家，藏在某一个地方？于是取到他原籍证明材料后，我们来到了陈建民的家，我们俩分头对其父母询问。我对陈父说：“你儿子都交代了，他从外面弄了很多东西回来都交给你放起来了，你如果主动把这些东西交出来，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儿子。”当我说“他从外面弄了很多东西回来都交给你放起来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陈父的眼睛往他家堂屋的门上方瞟了一眼。我明白了，转身走进屋内。我发现陈家中间这间堂屋的顶棚，是用一捆捆麻秆扎起来的。我对同去的老民警一招手，我俩抬起一张桌子，上面又放了一把凳子。“哇！”我发现麻秆棚上有十多个鼓鼓囊囊的提包，拿下来一看里面装的是各种衣物，还有一台缝纫机头以及部分现金。那么多的赃物要运回信阳可不容易，找大队支部书记商量后，雇了一辆毛驴车一直拉到驻马店火车站。当时没有客车可坐，我们坐上了一列平板货车，在夕阳的辉映下，我们到了信阳火车下行场。

没想到王光礼处长亲自到站上迎接，这让我受宠若惊，也备受鼓舞。王处长拍拍我的头，说：“小王，中，能干。”

根据这些财物罪证，认定了陈建民等抢劫犯的罪行。陈建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对老领导笑了，说：“因为你只让我取一份材料，我不仅取回一份材料，还拉回一车赃物，对突破、认定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

老领导语重心长地看着我：“是啊！十五年前你就能干出这么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相信‘5·10’专案组你也能带好，能打胜这一仗。”

我看着老领导的脸久久没有说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站起来说：“王处长，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王书记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一脸严肃：“到时候我给你颁奖。”

5月14日，参加“5·10”专案组第一阶段工作的二十四名侦查员全部到位，全体人员在郑州铁路公安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铁道部公安局刑侦处李升龙处长、刘作发科长主持会议，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卫伯英、副局长李学安也参加动员。

首先由我向大家传达了两部郑州会议精神，介绍了目前在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审查站关押的毕海波等五名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并代表专案指挥部宣布了具体作战方案，就如何开辟线索来源、审讯、侦查、追捕等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团结、纪律、作风、枪支保管等事宜向全体侦查员提出了要求，还宣布了成立材料线索组、审查查证组、追捕组三个作战小组，以及具体组成人员。

“5·10”特别行动，是中国公安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区域协作，它不仅为有效地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团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打击各种流窜犯罪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年过半百的铁道部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李升龙语重心长地说：“犯罪分子如此嚣张，作为铁道部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负责人，作为铁路警察的一员，我深感内疚，因为我没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次公安部、铁道部把七个局这么多的优秀刑侦人员集中到郑州，成立‘5·10’专案组，这是铁路公安机关打击流窜犯的一次重大行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坚决破案！把流窜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狠狠打下去！”

李升龙顿了顿，接着说：“郑州铁路公安局担当了这个专案的主力军，对这个专案很重视，两位局长参加了今天的会议，亲任专案组组长，我代表铁道部公安局表示感谢！又把我们的干将王仲刚同志派到专案组，担任前线指挥，具体负责这个专案的全面工作。王仲刚同志是郑州铁路局刑侦科副科长，他从事刑侦工作十多年，破过很多大案、要案，你们大家已经熟悉了。希望大家多多配合他的工作，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全体专案人员齐声回答：“有！”

卫伯英、李学安也当场表态，郑州铁路公安局一定会全力支持“5·10”专案组，并且对参战的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同志们特别是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卫伯英局长还特别补充道：“最近一个时期维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学安局长有很多工作要抓，‘5·10’专案组的事你就多担当、多操心。你代表我们放手去干！”

我代表郑州铁路公安局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绝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希望专案组全体同志多支持、多帮助、多担待，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去办。

会后，全体同志来到位于郑州市西站北一街的郑州铁路公安局郑州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站，现在听起来是很陌生的单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与看守所具有几乎同等权力的关押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处所。铁门紧闭，高墙耸立，万伏电网，房顶游动的武装警察向过往的人们暗示，这是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场所。

“5·10”专案组的侦查员们还没有这个待遇进入此院落里办公，而是在审查站隔一条马路的一个只有几间临时房的小院里。

一间十分简陋、面积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两张办公桌，一张能坐三个人的铁板椅，“5·10”专案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然，这就是我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办公室。

本来刚刚结束的动员会把大家的干劲鼓得很足，但当大家看到如此差的工作环境时，劲头似乎泄了一大半。从大家的眼神里，我捕捉到了这个变化。

1989年5月，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间。各地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警力都投入到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中心工作中去了。地处全国交通要冲的郑州，危机四伏。

地方治安秩序需要警力，铁路治安秩序也需要警力，“5·10”还干不干？

有的同志说：“算了吧，这活没啥干头。打击流窜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参加过多次，还不是抓了放，放了抓，活受这份罪。”

“是呀，别的部门都在忙着干大事，咱们却在这儿抓几个蟊贼，没劲。”

“今天打了，明天又放出来了。”

“王科长，跟领导反映反映，散伙算了，等动乱过去再干吧！”

人心涣散！人心思走！队伍心理上的不稳定是最大的敌人。

我不得不找到李学安副局长，因为他是专案组组长，我的主管领导。

当时，李局长正在洗衣服。我说：“李局长，思想上这么乱，外局的同志又这么多，都想走，你看这该怎么办？”

李局长侧过脸看了我一眼，继续洗他的衣服，说：“队伍的心绝不能散，这是根本的。大家刚来，彼此也都不认识，咱们的条件确实也不太好，这些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稳定，但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5·10’你就全权负责吧！要迅速找到一个突破点，快一点儿进入案子，那就好办了。‘3·20’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案，一定要抓住它！要拿下来！局面就会改变。”他直起身子，甩了一下手中的肥皂沫说，“你尽管放手干吧，有什么事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