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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第1页)

陶渊明: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我的办公室窗外是一条河,自西向东奔流。沿着河向左,天气好或者不好都能看到国贸、中国尊,以及一些象征着城市的建筑群,它们算得上是北京的地标之一。这条河接受了我诸多时日的凝视,我写稿写不出来的时候爱盯着它看,内心满足、当下安好的时候也看。目光最凶狠的大概是有一回隔壁公司装修,持续的噪声声声入耳,我对着电脑如坐针毡,偶尔传来的电钻声仿佛钻在脑仁上,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于是我站起来,对河怒目而视,这愤怒除了来自噪声,大概还有工作中的无奈。然而河接受了我的抱怨牢骚,还是安静流淌,风大就流得快些,风小就慢一点。说高洁,山水最高洁,任世人诽谤赞美都顺应时令,安之若素。河遇雨则流,干涸则止,那就是它的一生。

我突然就想到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安宁、平静,不是远离喧嚣,追寻形式上的归隐,而是身在闹世,也能修筑心中的藩篱。

陶诗清且真,心烦焦虑之时读那么一两首,胸中顿觉轻快。苏轼就是陶渊明的头号狂热粉丝,他在《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中说:“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意思就是,每当我身体不舒服了,就拿来陶渊明的诗读一读,瞬间便觉得身体轻盈。但我每次只允许自己读一篇,生怕哪天读完了,就再也不能排遣喽。

洒脱恬淡如陶渊明,他的生命中也有过同你我一样的纠结、往复,“躺不平”又“卷不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幸运的,经过了追寻与忍受,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这正应了《世说新语》中的那句“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少时壮且厉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又名潜。此时正值东晋逐渐衰微之时,士族没落,军阀崛起,魏晋风度“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时代眼看就要过去。相传他的曾祖父是屡立战功的晋朝大司马陶侃,但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家族日渐没落,父亲和庶母也在他很小的时候相继去世。他需要忍受贫穷,自己种田、劳作维持生计。不过,像这样听上去很凄凉的童年,在他的诗里却充满欢欣色彩。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节选)

无乐自欣豫,多么阳光而乐观的心境。他每天过得多快乐啊,也曾想着要周游四海,志存高远。那时候的陶渊明,就像春天带着露珠的嫩芽,不识愁滋味,即使清贫,却心无挂碍。

这样的日子过到了二十九岁,或许是放浪形骸、不可一世的精神态度无论在哪个年代都赚不着钱,也或许是他的田种得实在不怎么样,这从那句“草盛豆苗稀”中就可见一斑,总之躬耕的生活让陶渊明眼看就要吃不上饭了。再者说,古代实现抱负的方式无非是求仕,当时“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并非一开始就是一股自然的流水、熄灭的火焰。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看吧。于是他离开了他的田地,打算出仕。

时隔多年,风雨千山后,回忆这平凡的一天,他的描述是“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其中想必也是夹杂了后来许多年的消磨,当初的凌云壮志,此刻想来竟有些荒唐,不如省去不表。

陶渊明的一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陶渊明在家读书、种田,也曾出游。不过除了贫穷外,他尚不需要忍受其他桎梏。

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江州祭酒。关于这份工作,《晋书·陶潜传》写道:“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江州祭酒没当几天,他便辞职回家了,辞职的原因是“不堪吏职”。有人说是陶渊明不习惯官场的繁文缛节,也有人说是他不满意当时的上司王凝之。史书中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这确是陶渊明初入职场的巨大不适。

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是陶渊明人生中的第二阶段。他不断地自我周旋与沉淀,时官时隐,忍受着内心的反复,如同被烈火炙烤,任何一种生活状态都无法长久持续。与其说他无法很好地与世界磨合,倒不如说他尚未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归宿。他的曾祖、外祖战功赫赫,为公为侯,青壮年的陶渊明心中也藏着仕途抱负、家国天下,可惜现实却是他实在无法很好地胜任官职。

少年的欢乐明媚已日渐消磨殆尽,后来州里又召他做主簿,陶渊明谢绝了。他打算回到自己的小园子,继续种田养活自己。此后十年,他也曾再入仕途,再试官场,中间也有过几度热忱,可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直到陶渊明四十岁左右,我们才从他的诗中再次窥见分毫出仕之事。这一年,他入刘裕幕府任参军。这次出仕,与后世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同,陶渊明依旧充满了犹豫与纠结,他一步三回头,看着自己渐渐远去的家,写下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年轻的时候,我无意于世事,快乐就是弹弹琴、看看书,种种我那一亩三分地,虽然清贫点但也自得其乐。现在时机到了,我再次走上仕途,暂别我的小园子。可这一路上的风景看久了也就厌倦了,我心里始终记挂着我那山河间的故居。看着天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它们的自由让我羡慕而愧疚。我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会在我的小园里安居,只要我秉持着这本性初心,也就不会被形迹所拘束了吧。”

刘裕幕府并未久留陶渊明,第二年他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因此,我想他如此厌恶官场的理由并非仅仅是拘束或不自由。就像我们如今在职场生存,也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专业过硬、情商够高、内心包容,除此之外还要有点好运气,才能遇到贵人提携、同伴赤诚的好环境。想拥有十全十美的职场环境可谓不易,恶劣的职场环境却屡见不鲜。也许是山河忽改,弄臣争宠,上司昏庸,总之,他离开了刘裕幕府,回到江州老家任建威将军参军。某次出差途中,他写下《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依旧牢骚不断。“哎,看看我,一天到晚四处奔波,也不知为了啥。虽然我的身体被这官职仕途所限制,但我的本性却从未改变。我的心中始终有个田园梦,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小园子这么久、这么久?我做梦都想着回去,其心可昭,如霜雪松柏一样赤诚!”

这几首工作中的牢骚诗一出,我们的大诗人似乎又如此单纯可爱:上班就上班吧,我咬牙忍受几年,攒够一笔钱就回家!归园田居度此余生!

心里的苦比肉体的苦更难吃

公元405年,陶渊明四十一岁,这是他人生第三阶段的序章,十多年是官是隐的反复拉扯终于在这里尘埃落定。是年秋天,他改任彭泽令,也就是如今江西九江境内古彭泽县县令,这也是陶渊明的最后一份工作。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做了八十多天就辞官回家,自此再未归来。

辞官的直接原因,据《宋书》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这也就是后世说到陶渊明总要提起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藏在他承上启下的代表作《归去来兮辞》中,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出仕而归时写下的总结,也是后世文坛永恒的精神家园,欧阳修曾盛赞此文:“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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