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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潘格罗斯博士（第1页）

第十六章潘格罗斯博士

1790年3月1日，正当汉密尔顿深陷偿债基金方案的重重矛盾冲突之中时，托马斯·杰斐逊从蒙提塞罗出发，前往纽约就任国务卿。杰斐逊于1789年10月起程离开巴黎，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美国驻法国公使一职。11月末，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诺夫克靠岸时才收到华盛顿邀请他在内阁任职的信件。在此之前，参议院已批准了这项提名——当时的参议院尚处于容易轻信的婴儿期。与亢奋的汉密尔顿欣然受命，并迅速展开工作不同，杰斐逊整个冬季都在犹豫是否要去国务院工作，直到1790年2月中旬才接受任命。

同样的，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捍卫宪法时，杰斐逊则对美国的新宪章拿不定主意。有时候，他似乎表明他的观点：更赞同《邦联条例》的拼凑版本。“其中有些条款很好，但有一些非常糟糕，”他在巴黎评判新宪章时说，“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好的多还是糟糕的多。”[1]他还向麦迪逊表示，他喜欢政府分为三大机构，同时对他最热衷谈论的权力——行政权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在费城时，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总统表现良好的话，就应该终身任职，而杰斐逊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总统连任。他告诉麦迪逊：“我承认自己不太适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总觉得它是压迫性质的。”[2]这样一个人，注定要与汉密尔顿针锋相对，并对是否在新政府中任职还心存疑虑。

1789年春天，国会首次召开会议时，杰斐逊在宪法问题上立场仍然暧昧。当被问及究竟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时，杰斐逊避而不谈，反倒表示自己反对一切党派标签。“我向诸位声明，我不是联邦党人一派，”他对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独立宣言》签署者弗兰西斯·霍普金森（Franson）解释道，“但是我更不属于反联邦党人。”[3]不过，尽管有许多保留意见，托马斯·杰斐逊还是决定进入新政府工作。

1789年，法国雕塑家让·安托万·乌东（JeanAntoineHoudon）为杰斐逊塑了一座半身雕像，塑造了一个冷静自信的英俊男子。这个雕像警醒的眼神泄露出杰斐逊本人行动缓慢、行事小心、凡事都是三思而后行的特征，紧闭的双唇传递着隐藏在贵族悠闲外表下面的神秘感。和伯尔一样，杰斐逊在神秘和沉默中找到了力量。他害羞、孤僻，极少与听众眼神交流，但在志趣相投的朋友小圈子里，他却表现得热情而有魅力。这个精干的男子懂得如何通过在谈话中穿插睿智的总结来加深听众的印象。他具有一种安静的魅力和不卑不亢的气度，深谙在以珍馐美肴、美酒佐餐的晚宴中征服众人的技巧。

杰斐逊身材瘦削，脸上有淡淡的雀斑，眼睛呈淡褐色，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大理石塑像没有捕捉到的——懒散拖沓的举止。威廉·麦克莱与这位新任国务卿会面时，后者懒散的形象似乎缺乏部长的体面。麦克莱埋怨说：“他的坐姿近乎躺卧，通常重心歪在一侧，一侧肩膀抬得比另一侧高出许多……（他的）整个身体充满了懒散而拘束的暗示。”[4]他衣着随便，甚至可以说有些马虎。杰斐逊不拘小节的外表让人着迷，这使得他能够让很多人对自己敞开心扉，倾吐秘密。简朴的打扮、温和的举止以及毫不做作的态度，正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要把自己塑造为普通百姓代言人的完美伪装。

杰斐逊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因此他注定不是泛泛之辈。他的父亲彼得·杰斐逊（PeterJefferson）是烟草种植园主、大法官、弗吉尼亚州国民议会成员，他的母亲简·伦道夫（JaneRandolph）则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彼得·杰斐逊辞世后，留给他的几个孩子60多个奴隶、25匹马、70头牛、200头猪和3平方千米土地；这丰厚遗产的三分之二都归于大儿子托马斯·杰斐逊。

彼得·杰斐逊让这个大儿子接受了全套古典教育。5岁时，杰斐逊开始在家接受私人教师的教导，9岁时上了寄宿学校，在那里打下了全面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基础。传记学家认为，对于杰斐逊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远比基督教圣徒或现代历史人物更真实”。[5]他从弗吉尼亚培养贵族的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也进入了律师行业。和汉密尔顿一样，杰斐逊狂热地执迷于自我完善。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高效率地利用每一个小时，每天学习15个小时以上。杰斐逊的习惯极其有条理，他喜欢图书所提供的心灵庇护，并且他的兴趣爱好涉猎广泛。他告诉自己的女儿：“如果我们一直工作，那能够完成的事就会非常多。”[6]无论是骑马、拉小提琴、做建筑设计，抑或发明新奇的小机械装置，托马斯·杰斐逊似乎总是得心应手。像许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孜孜不倦地修炼自我，并不屑于政治生涯的晋升。这种自我满足和哲学反思使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政治家。他曾经写道：“摆脱痛苦、得以安宁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辞去公职、自我隐退，满足于自身的幸福。”[7]

杰斐逊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他记得儿时经常被放在马背的鞍垫上，由一个奴隶护送。他从未试图为奴隶制度辩护，也从未说过他热切地期待某一天，“当机会来临，将废除这令人叹息的罪恶”。[8]当弗吉尼亚议会否决了他关于停止向州内“进口”奴隶的提议时，他曾对于“公众意识不能忍受这样的倡议”表示遗憾。[9]然而，无论杰斐逊怎样指责奴隶制度的“道德和政治堕落”，他的政治生活优越的贵族习惯仍旧无法离开奴隶制。[10]比如修建位于蒙提塞罗山顶的府邸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奴隶将建材运到山顶所要承受的艰辛劳动。

1769年，当14岁的汉密尔顿还在梦想着脱离圣·克罗伊岛时，26岁的杰斐逊已经入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议会。杰斐逊是那种具有清晰晋升路线的贵族。28岁时他与年轻寡妇玛莎·韦利斯·斯凯尔顿（MarthaWaylesSkelton）结婚，玛莎的父亲死后，她继承了135个奴隶。长达10年的恩爱婚姻因为多次孩子的早夭而受到伤害——六个孩子中只有两个长大成人。1782年，玛莎也去世了，终年34岁。杰斐逊当时仅有39岁，他比自己的妻子多活了44年，但从此再未婚娶。他变得孤僻且难以捉摸，从此沉迷于书籍、发明和实验之中。

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不曾爆发，托马斯·杰斐逊可能会是一名种植园主和哲学家，在蒙提塞罗山顶的豪宅中安享余生。对杰斐逊而言，令人憎恶的独立战争打扰了他的清梦；对汉密尔顿而言，它却是一个逃离厄运和进取的良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都通过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言辞而实现了政治上的崛起——充满阳光和乐观的言辞征服了一个新国家。再没有人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理想予以如此高尚的解释，也再没有人对普通人的智慧具有如此虔诚的信念。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善于给平凡的观点赋予庄严的色彩。新政府成立时，《独立宣言》还没有获得“美国圣经”的地位（杰斐逊的作者身份基本上是匿名的，直至18世纪90年代，当他发现由此产生的政治便利后，才予以公开）。因此，1790年汉密尔顿初识杰斐逊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杰斐逊对国家的贡献比起自己来黯然失色。汉密尔顿不仅仅是拿自己在宪法方面所做的工作来做比较。除了处理华盛顿的信件，汉密尔顿沐浴了五年战火，多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杰斐逊从未踏上过战场半步。甚至在1779年，杰斐逊当选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时，还曾表示非常讨厌这个职位并希望辞职。这也致使埃德蒙·彭德尔顿（Edmuon）向麦迪逊抱怨：“在这么忙乱的时期提出辞去公务，真是有点懦弱！”[11]1781年1月，叛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放火抢劫里士满时，尽管华盛顿已经警示过杰斐逊，但里士满仍毫无防备。杰斐逊州长早早地逃跑了，一枪未开就放弃了里士满，并让军需物资和政府档案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6月，当杰斐逊的州长任期即将结束时，英国人突袭了夏洛茨维尔，差点就俘虏了在此聚会的弗吉尼亚议会的全体人员。随后，听闻英国骑兵正在逼近蒙提塞罗，杰斐逊迅速爬上马背逃入丛林之中。他被指控玩忽职守，未将权力妥善移交给继任者。虽然弗吉尼亚议会证明杰斐逊并无任何过错，但怀疑杰斐逊怯懦胆小的人也绝不止汉密尔顿一个。汉密尔顿后来不无嘲讽地写道，当真正的危险来临之时，“掌握古老统治权的州长大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怜而胆怯的哲学家——他非但没有召集他勇敢的同胞，反倒从轻骑兵身边逃走以求安全——可耻地背弃了他肩负的信任”！[12]

独立战争留给杰斐逊的是对英国人刻骨铭心的厌恶，他认为这是一个“油光满面、骄横跋扈、恃强凌弱、粗鲁好斗的食肉动物”种族。[13]除了厌恶英国腐化的君主制之外，他还有一长串的私人恩怨。康沃利斯的部队掠夺了杰斐逊家的一个农场，屠杀牲畜，放火烧庄稼，还掳掠了30个奴隶。杰斐逊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一样，拥有大量土地却缺乏现金，因此长期欠着英国债权人的钱。有一次，他尖酸刻薄地评价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是“附属于伦敦某些银行的财产”。[14]18世纪80年代末，由于烟草价格直线下滑，为了偿还伦敦债权人的旧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纷纷要求英国军队归还被抢走的奴隶。虽然杰斐逊宣称反对奴隶制度，但亏欠英国银行家的巨大债务使他不得不保留数目庞大的奴隶劳动力。1787年，杰斐逊对自己的美国监工说：“我不得不忍受心灵的折磨，直到我不再欠任何人一先令为止，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是，他不会卖掉土地来清偿债务，“我也不会出售奴隶，只要他们还能通过劳动帮我偿债”。然而，奢侈铺张造成的债务负担可能使得托马斯·杰斐逊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希望成为的那种人。[15]甚至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他还与英国债权人有着高达7000英镑的典当关系。在1826年杰斐逊去世时，他仍未偿清这笔巨款，所以他的家人不得不在六个月后卖掉蒙提塞罗的130名奴隶。这并不是一位平民哲学家愿意留给后人的印象。

1784年，当杰斐逊前往法国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美国公使（Minister）——特使（Ambassador）一词由于带有帝制余痕，所以被禁止使用，这让他对专制政府有了切身体会。他告诉朋友说：“伏尔泰指出的永恒真理告诉我们，在法国境内，每个人要么是铁锤，要么是砧板，没有第三种，别无选择。[12]”[16]他明确告诉乔治·华盛顿：“我来欧洲之前一直对君主制怀有敌意，待我亲眼看到这里的真实情况后，我的痛恨增加了万倍。”[17]旅居法国的经历使杰斐逊变得更加激进了，他认为任何对贵族或帝制的同情，都可能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损害，所以他的疑心更重了，而这些猜疑最终都将凝聚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身上。

杰斐逊虽然鄙视法国的政治格局，却很醉心于自己在这个颓废社会中的生活。他坚持认为法国是美国兄弟般的盟友，并写信告诉麦迪逊：“我们应当不惜余力地争取这个国家的亲近。”[18]他热爱巴黎的居民、美酒、女人、音乐、文学及建筑。尽管他反对贵族统治的倾向日益明显，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沉溺于贵族式的享乐。杰斐逊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简单朴实的人，一个不受外来影响的人，而不是他本来真实的样子：贵族、美食家、享乐主义者，以及聪明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他一方面痛惜法国社会的不公平，一方面又居住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富丽堂皇的德朗雅克酒店里，这座酒店原本是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位部长为情妇修建的。杰斐逊从时尚用品供应商那里购买新古典主义家具，用来装点这座府邸。这位头发上扑着粉的哲学家雇佣了一个马车夫、一个侍从、一个贴身男仆，甚至还包括一个专职擦地板的仆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地板擦得闪闪发亮。杰斐逊在巴黎狂欢般地大肆购物——他买了2000本书、63幅油画，这也能看出他对于自身背负的巨大债务傲然不屑的态度——而他在美国的奴隶则为这些债务辛勤劳作着。杰斐逊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似乎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悖，但他在当地受到了一群具有同样矛盾特质的启蒙主义贵族的欢迎。

杰斐逊在巴黎出任公使期间，他的两个女儿一道前往与之共同生活。年幼的波利于1787年，在14岁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陪伴下来到巴黎。萨莉肤色较浅，在蒙提塞罗时被称作“活力萨莉”，后来又被另一个奴隶描述为“肤色几乎是白的”“又长又直的头发垂在后背”“漂亮极了”。[19]杰斐逊是从他妻子那里继承了赫明斯一家的，现在有人推测萨莉·赫明斯是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同父异母的姐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杰斐逊与萨莉的浪漫史是始于这个时候，还是在他回到美国之后。杰斐逊是一个对女人高度敏感的鳏夫，不过他虽然赞美婚姻生活，却不忌讳与有夫之妇谈情说爱。1786年，43岁的杰斐逊与金发碧眼、装扮妖艳的英国女画家玛丽亚·科斯韦（MariaCosway）在巴黎结伴游玩。26岁的玛丽亚出生于意大利，她的丈夫理查德·科斯韦（RichardCosway）也是一位画家，但却常常不在家。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的亲密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足够让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密友安杰莉卡·丘奇有机会接触，后者当时刚把科斯韦夫妇的作品引入自己繁忙的沙龙。

杰斐逊第一次见到安杰莉卡·丘奇是在1787年末，是科斯韦夫人将她引荐给杰斐逊的。通过那年圣诞节科斯韦夫人写给杰斐逊的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她自己对婚外出轨行为的态度。“你见到可爱的丘奇夫人了吗？我若不是那样爱她，就不会把她引荐给你了。我会担心她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与我争抢你。但是，我允许你自由地去爱她。”[20]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为干练、性感的安杰莉卡痴迷。杰斐逊喜欢她的活泼热情和“温婉平和”的脾气。[21]约翰·特朗布尔曾为杰斐逊画过两幅微缩画像，这位美国公使把其中一幅送给玛丽亚·科斯韦，另一幅则给了安杰莉卡·丘奇。杰斐逊还附上一张便笺：“特兰布尔绘制出了我最卑微的一面，却无法用线条勾勒出我对你的深情。”[22]安杰莉卡的回复同样令人肉麻，她说，她和科斯韦夫人“因为有机会给你写信，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很高兴能分享你的真知灼见”。[23]虽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结婚并育有四子，杰斐逊仍无法自拔地坠入了爱河。1788年，得知安杰莉卡将于次年返回美国，杰斐逊邀请她前往蒙提塞罗做客，或者他可以去纽约拜访她，然后两人可以结伴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当时杰斐逊与安杰莉卡的关系相当亲近，杰斐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扉页上有令人惊讶的献辞：“致安杰莉卡，你的妹妹，伊丽莎白·汉密尔顿。”[24]显然，安杰莉卡把艾丽萨送给自己的书转送给了杰斐逊。

最终，安杰莉卡·丘奇还是拒绝了杰斐逊的邀请，两人之间的感情无疾而终。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恩怨迫使安杰莉卡必须在他们两人中选择自己支持的一方，她理所当然选择了自己的妹夫。然而，这一短暂的交往还是产生了一些政治影响。1789年，安杰莉卡·丘奇留在纽约时，肯定告诉了汉密尔顿关于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纵情逸事以及杰斐逊提议与安杰莉卡共同在美国旅行的挑逗邀请。她甚至可能还对萨莉·赫明斯提出过质疑，而萨莉的儿子后来宣称：“在巴黎时，我的母亲就是杰斐逊先生的情妇了，当他被召回国时，她已经怀孕了。”[25]关于杰斐逊巴黎生活的流言使得汉密尔顿对这位新国务卿的印象与其竭力在世人面前扮演的苦行僧形象截然不同。后来，汉密尔顿发起过一场揭露杰斐逊真面目的行动，称对方是欺世盗名的好色之徒。他从安杰莉卡的讲述中摘取了杰斐逊的桃色事件，使杰斐逊的浪子形象更为鲜活。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把对方视为假道学、登徒子，互相冷嘲热讽。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沉默寡言的杰斐逊始终隐藏于历史的迷雾之中，研究者苦苦追查了两个世纪，才部分证明了他与萨莉·赫明斯的绯闻。

天性乐观的杰斐逊以为，法国将在美国的影响下挣脱专制主义的枷锁。他相信，拉法耶特和其他法国贵族看到美国的解放之后，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完成类似的改革。1788年11月，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描述了一个飘着希望的法国：“这个民族已经被我国的革命所唤醒，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启蒙，他们光芒四射，他们将大踏步前进。”[26]他还相当愉快地告诉詹姆斯·门罗，不出两三年，毋需一滴血的代价，法国就会有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27]直至1789年3月15日，杰斐逊似乎仍然没有感受到法国民众高昂的革命情绪，他对麦迪逊说：“今年的法国局势将保持平静，因为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制定未来的宪法。”[28]他说这话时，绝望的法国农民正在抢劫运粮车。一个月后，巴黎工人听闻一名墙纸制造商准备削减工资，立刻包围他的住所，呼喊着“让富人去死，让贵族去死”。[29]随后对抗议者的镇压行动，最终导致了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死亡。或许令人颇感荒谬，长期以来都亲眼见证法国政治的杰斐逊居然对于杀戮的洪流无知无觉；而汉密尔顿，从未踏入欧洲半步，却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起初，杰斐逊的过分乐观还可以理解。1789年6月，路易十六似乎同意接受君主立宪制政体，将立法机关更名为“国民议会”。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呈交了一份杰斐逊精心审阅过的《人权宣言》。接着，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长矛挑着头颅，满街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人头被吊在街灯上晃来**去。对于那些希望探究其意义的人而言，大革命的未来已经书写在这些溅满血污的画面中。西蒙·沙玛（SimonSchama）曾经评论道，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种以为在1789至1791年，法国沉浸于某种自由欢乐气氛的观点，在竖起的断头台面前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幻想。”[30]

从高度主观的视角出发，杰斐逊宁愿描述法国局势充满希望的一面，而忽视其他。1789年8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简直不可想象比在巴黎所发生的风暴更巨大的动**，我亦不相信，在其他任何民族中，如此巨大的动**能够只造成这样一点小小的伤害。我每天都在经历这场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那些暴民，以确认他们的目的，我可以向你宣布，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在整个事件中我一直在宅邸中安睡，就像以往最平静的时刻……如果这个国家的这一切不能以美好结束，那我宁愿像伪先知那样被乱石所掷。[31]

杰斐逊向玛丽亚·科斯韦讲述了一个关于处死贵族的小笑话：砍头变得如此盛行，以至于每个人早晨醒来都会看一下自己的头是否还在肩膀上。杰斐逊几乎不存疑义地相信，法国革命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杰出续篇：“我是个十分幸运的人，14年间亲历两场如此前所未有的革命。”[32]就在那年秋天，杰斐逊起程离开法国的时候，成千上万贫苦绝望的妇女正在朝着巴黎西南边的凡尔赛宫聚集，决心要把皇室家庭逼回巴黎。

许多美国人兴奋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在欧洲催生了一个遵循类似规律的继任者。1789年10月6日，汉密尔顿写信给已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领的老朋友拉法耶特，在信中，汉密尔顿则提出了更具有预见性观点。这位新任财政部长此时正坐镇纽约，为《公共信用的报告》辛勤地工作着，但他对法国局势的洞察远比已在法国定居五年的杰斐逊来得深刻。“对于在你的国家近期发生的事件，我喜忧参半，”汉密尔顿以此为这封字斟句酌的信开了头，“作为人类和自由的朋友，我为你们争取自由所付诸的努力而欢欣，同时更担心这些尝试的最后结果，以及我所尊敬的置身事中之人的命运。”汉密尔顿知道拉法耶特会对他为何感觉到“不祥之兆”而迷惑不解，于是列举了四条理由。首先，存在着无法调合的分歧；其次，法国人民热烈的性格；再次，贵族阶层对于自己所必须付出牺牲的抵制。而第四点理由可能是最突出的：“我担心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耽于空想，却在此时此刻具有极大影响力，还有那些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只想着如何精致完美，而不考虑是否符合人类天性以及法国民族的构成。”[33]

未来的国务卿正是这样一个忽略人类天性的“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此刻，他正扬帆归来，即将对汉密尔顿发起进攻。汉密尔顿后来向一个政治同僚解释道，杰斐逊“沉湎于法国的宗教、科学和政治哲学。杰裴逊从巴黎归来时，正值动**时刻，他的气质和立场都感染了法国人的狂热和**”。[34]当对法国革命还记忆犹新的杰斐逊在纽约露面准备就职时，迎接他的将是一场最意想不到的震惊。

1790年3月21日，杰斐逊迁入了位于处女巷的住所，其生活条件远远超出了共和党人奉行的“朴素”的范畴。他从巴黎打包运来86箱昂贵的法国家具、瓷器、银器，以及书籍、油画、版画，甚至还有288瓶法国美酒。为了慰藉自己对法国美食的渴望，他还把曾师从巴黎厨师，厨艺精湛的奴隶詹姆斯·赫明斯（JamesHemings，萨莉·赫明斯的弟弟）带回了纽约。担任国务卿期间，杰斐逊仍保留着5名仆人、4匹马和1个从巴黎请来的管家。

似乎与这种贵族做派相矛盾的是，杰斐逊对美国式的田园牧歌心怀冀想。从他早一些时候在巴黎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上，可以看出杰斐逊对美国生活的设想：“夫人，实际上，我知道没有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可爱的地方了。有识之士都认为它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我相信这些人，但令我信服的并不是他们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经过改善的纲领之上的。欧洲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是一个粗加工的半成品，统治者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35]杰斐逊自己下榻在富丽堂皇的巴黎宅邸中，同时却又哀叹质朴的美国人沉醉于奢侈的生活。他对一名记者说：“我认为，虏获国民的穷奢极欲是比战争中的亲英派主义更加有害的罪恶。”[36]

由于很长时间不在国内，现在杰斐逊急于评估美国的“思想基础”。[37]在纽约，杰斐逊很快就认定在他远离故土期间，美国已经彻底腐化堕落，革命危在旦夕。他的结论是，在富裕的纽约人中间，“推崇君主制胜于共和政府显然已成为流行观点”。[38]在各式晚宴间，许多商人的亲英倾向以及他们妻子奢华的礼服与珠宝令他大吃一惊。这个城市带给他巨大的震撼，亲英分子和贪婪的政府证券投机者无处不在，他们似乎都唯汉密尔顿马首是瞻。1776年的英雄已经让道给1787年的“权贵朝臣”，后者的立场变得更为亲英，汉密尔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于是，杰斐逊指责英国的行事方式与制造业已经腐蚀了共和国的纯洁。

汉密尔顿比杰斐逊小12岁，之前未与之谋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汉密尔顿还是一个地位卑微的炮兵上尉；而汉密尔顿的闪耀崛起，恰巧是在杰斐逊旅居海外的那几年。汉密尔顿可能从安杰莉卡·丘奇和詹姆斯·麦迪逊口中获知过关于杰斐逊的轶事，或许正是麦迪逊介绍两人认识的。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来说，他们不可能初次相见就形同水火，事实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汉密尔顿和艾丽萨为这位新来的客人举办了欢迎晚宴。杰斐逊身着蓝色外套和深红色及膝短裤出席，他深情满怀地谈论起法国人民以及他们对消灭君主独裁的渴望。杰斐逊和艾丽萨也相当熟悉，6月间他写信责怪安杰莉卡没有经常给他写信时，用开玩笑的语气叹息说，“我只能指望从汉密尔顿夫人那里探听到关于你的消息。”[39]新国务卿和财政部长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

杰斐逊从未低估汉密尔顿的出众才华。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杰斐逊宣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政府原理的最佳诠释著作”。[40]他也不曾轻视汉密尔顿身上的美德。多年以后，当两位伟人之间史诗般的战争成为历史，杰斐逊指出：“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具有敏锐理解力的非凡人物，他在一切私人事务中公正廉洁、诚实正直、可敬可佩，在社会上和蔼可亲、受人尊敬，在私生活中也适当地对德行予以尊重。然而，他却被英国的模式所蛊惑和误导，彻头彻尾地坚信腐败贪污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41]关于腐败，杰斐逊更多的是指通过荣誉、任命，以及其他额外的职务津贴来造成对立法者执行力的不良影响，而并不一定是指**裸的报酬。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腐败的英国内阁通过任免权和养老金贿赂议会，对殖民地居民横征暴敛，并剥夺他们古老的英国自由公民的身份。杰斐逊一直通过这面令人不安的透镜来审视汉密尔顿。

杰斐逊抵达纽约时，麦迪逊已在是否区别对待债权人的投票中落败了，美国财政部长正在迅速推进他的债务融资计划。杰斐逊一定为回来得太晚而感到懊悔。他毫不怀疑，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应得的利润被那些“以欺诈手段购得债券”的投机商赚取了，“从穷人和不明真相的人手中窃取巨款，使财富又集中到那些之前使他们身陷贫穷的人手中”。[42]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有其哲学根源的。在他看来，政府越小，越能维护自由。设立一个中央政府是有必要的，但他希望增强国会的权力，削弱行政部门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杰斐逊希望保留各州主权，反对联邦干预。汉密尔顿则主张强化中央政府，削弱立法部门，壮大行政机关，限制各州权力，这些都与杰斐逊的观点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