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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潘格罗斯博士（第2页）

杰斐逊担心，债务融资计划会让那些因此致富的人成为汉密尔顿的忠诚追随者。后来他告诉华盛顿，汉密尔顿扶植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些人随时准备响应财政部长的示意与号召。[43]他坚信，国会议员正在参与政府证券的投资，“即便是在我们政府诞生之初，有些成员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肮脏的性格，他们为一己私利牺牲公务，关心个人利益胜于公共利益”。[44]杰斐逊也不相信汉密尔顿真的打算偿付政府债务。杰斐逊对华盛顿说：“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还清这些债务，而他则希望债务永远不被偿还，永远是用以腐化和控制立法机构的手段。”[45]这种无期限债务的指责全然不顾汉密尔顿的承诺，并把债务融资方案臆想成一种专权的手段。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公开的敌意。在共事内阁的初期，这两位旷世才俊多次私下交流，由此也让杰斐逊有机会收集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日后攻击他的武器。身为追求完美举止的尊贵绅士，杰斐逊总是回避争执和分歧。和尽享争辩之乐的汉密尔顿不同，杰斐逊痛恨争论，在**个人思想方面的戒备之心远胜于汉密尔顿。他的言辞总是逢迎不同场合，投听众所好，谈论一些听众希望听到的东西。他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其他人发言。杰斐逊深谙保持深不可测的缄默的好处，然而固执己见、率直得近乎鲁莽的汉密尔顿对这种缜密的风格一窍不通。约翰·亚当斯同忆起与杰斐逊在大陆会议共事时的情景时说：“我从没听到他连续说过三句话以上。”[46]还有一次，亚当斯把这个弗吉尼亚人称为“阴影中的人”，并比喻他的性格如同“深不见底、无声无息的大河”。[47]而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和笔的汉密尔顿，其自我**的习惯终将把自己置于高度自我控制的杰斐逊的刀俎之下。

差别对待债权人提案遭否决后，杰斐逊心怀不满，他与已经成为众议院言论领袖的麦迪逊达成了共同的目标，而这将形成合众国初期第一次重大的政治结盟。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对美国未来方向产生的变数，正如之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一样意义重大。谈及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相当神秘的联合时，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这是“一个类似于物质世界中磁铁神秘而无形运动的现象”。[48]由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合作是在思想方面的，当两人在政治观点上产生分歧时，并无多少私人感情来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对汉密尔顿而言，麦迪逊的反对对于汉密尔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撰写《公共信用的报告》初期，汉密尔顿还曾征询过麦迪逊的意见。他非常尊敬麦迪逊，后来还曾说起，如果不是相信能够得到麦迪逊的倾力支持，他决不会接受财政部的职务。

杰斐逊抵达纽约时，围绕着债务承担问题的争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汉密尔顿计划让联邦政府承担2500万美元的各州债务。与这次对抗的激烈、恶毒相比，关于债权人差别待遇的争论就显得相当文明了，杰斐逊后来将这次对抗定义为“亘古未有的最激烈、最愤怒的国会辩论”。[49]1790年2月24日，看到麦迪逊改变立场，反对债务承担计划时，汉密尔顿完全震惊了。麦迪逊放弃了自己以往一贯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抱怨他自己家乡所在的州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州已经偿还了大部分的战时负债，如果“在已经各尽其责的情况下”，他们还得“为那些没有尽责偿债的各州分担”，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50]汉密尔顿认为，麦迪逊此举是在为他的弗吉尼亚州选民说话，而并不是像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那样捍卫整个国家利益。汉密尔顿对于其计划面临的对抗反应视而不见，只是认为麦迪逊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不厚道的打击。汉密尔顿清楚地回忆起，在制宪会议期间的一次“午后散步”途中，他和麦迪逊讨论债务承担时的情形：“我们曾就这个措施的便利性和合理性达成了完美的一致。”[51]

麦迪逊的外表——苍白而不苟言笑的面容、孤僻的神情和矮小的身段——传递着一种个性怯懦的印象。并且，一些政治同僚相信，众所周知，麦迪逊缺乏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的统率力和决断力。与干劲十足的汉密尔顿相比，他缺乏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天赋。国会议员爱德华·利文斯顿告诉自己的兄弟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在我看来，麦迪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最大缺点在于缺乏决断，以及夸大对手实力的倾向。他总是要到完全迫于事件压力，逼不得已时才能下定决心行动，并且随后又会后悔他疏忽了一些更好的机会。”[52]这种怯懦的表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观察家确信，比杰斐逊小8岁的麦迪逊一定是受控于这位精明的良师益友的影响力。“麦迪逊先生对于杰斐逊先生的才华、学识以及美德向来推崇备至。”汉密尔顿后来写道。但他认为，两人结盟后实际上增强了杰斐逊反对债务融资计划的决心：“杰斐逊到任伊始即轻率地公开表示对麦迪逊主张的赞同。我之所以说轻率，是因为就任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绅士是不应当心存偏袒而反对其他部门同仁的。”[53]

所谓“杰斐逊控制麦迪逊”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这不仅仅是因为麦迪逊早在杰斐逊回到纽约之前就已经背弃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善于利用敏锐微妙、委婉含蓄的技巧隐蔽在阴影中行动。他学者般的气质掩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信念的狂热。后来在杰斐逊和麦迪逊分别担任总统时，接任财政部长一职的艾伯特·加勒廷（AlbertGallatin）这样形容麦迪逊：“在需要鲜明立场时他往往较为迟缓，但在暴风雨来临时他都行动坚定。”[54]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麦迪逊具有比杰斐逊更灵活、更富创意的思想，对宪法要义的理解更为深刻。倘若说18世纪80年代的麦迪逊是最显赫的哲学家，那么18世纪90年代的麦迪逊则是一位可怕的实践型政治家，他手段娴熟地削减对方的谈判条件，以至于被称为“大刀”。因为畏惧麦迪逊主导选票的能力，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后来称麦迪逊为“将军”，称杰斐逊为“大元帅”。[55]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泽弗奈亚·斯威夫特（ZephaniahSwift）后来证实，麦迪逊缺乏汉密尔顿那样的活力可能是一种伪装：

他没有火焰，没有**，没有活力，但他拥有无限的谨慎和勤奋。在表面的坦诚之下，他细致到极致地算计每一件事。在众议院中，他毫无疑问地拥有最强大的个人影响力。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华。他是世界上最虚伪、最处心积虑的人。[56]

在1790年2月到7月间的4个不同场合中，工于心计的麦迪逊都尝试了反对州债承担方案。有人向汉密尔顿透露，说麦迪逊妒忌他的权力，窥伺他的职位。时间证明，与政治分歧相比，个人私虑显得微不足道。汉密尔顿的举债计划将各州的忠诚问题推到了表面。有些州，如马萨诸塞和南卡罗来纳，正在为沉重的债务而挣扎，因此非常乐意得到中央政府的解救。而另一些州，如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由于已经偿付了大部分债务，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要援助其他州。这种差异使得大陆会议来之不易的脆弱共识濒临破裂的边缘。

在捍卫自己的计划时，汉密尔顿并没有简单地卖弄枯燥的金融术语。他谈到了公正、平等、爱国主义以及民族荣誉感。他的债务融资系统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债务由于革命而产生，所有美国人都同样地从革命中受益，所以他们应当为革命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各州债务是不同的，在战斗中付出的牺牲亦然。在赞扬负债累累的马萨诸塞州的巨大付出时，汉密尔顿指出，“说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革命的中枢，并不为过。”[57]他评价有些州以卑鄙的手段偿还了债务。例如，纽约州拒绝支付利息，压低债券的市场价格后，再以低价赎回。汉密尔顿还进行了精确、复杂的论证，指出如果不采取债务承担方案，负债的各州就不得不提高税收，而运转良好的各州将降低其税负。这将导致大量人将从高税州向低税州迁移，造成十分危险的“各州间人口的巨大紊乱”。[58]

汉密尔顿拿州债承担方案孤注一掷，但它的前景却不容乐观。汉密尔顿回忆道，“麦迪逊先生和其他一些南方知名人士开始反对债务承担。在那个季度，反对派认为自己有望取得成功。”[59]汉密尔顿以其一贯的**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他不得不在没有华盛顿支持的情况下领导进攻——总统虽然支持债务承担，但并不希望背负支持派系的罪名，因此在发表公开言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雪上加霜的是5月时，华盛顿身染肺炎，卧病在床，虚弱不堪。杰斐逊说，“在场的3位大夫中有两位宣称，华盛顿危在旦夕，已无药可医……你无法想象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惊慌。”[60]

5月10日至6月24日，华盛顿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不能写下一条日记。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似乎在履行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首脑的职责。汉密尔顿在此期间写下的未经发表的言论中，指责杰斐逊企图在空位期谋夺总统之位：

汉密尔顿之所以隐藏这段回忆，可能是因为其中泄露了他自己和杰斐逊一样做着总统梦。

华盛顿患病期间，汉密尔顿及其属下展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他们游说众议院，使其赞同债务承担。财政部长成了联邦大厅里无处不在的人物。威廉·麦克莱无比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责骂汉密尔顿，称之为“陛下”，还有一次称之为“该死的恶棍”[62]（其实汉密尔顿的待遇还算不错，麦克莱觉得约翰·亚当斯像“刚刚穿上裤子的猴子”[63]）。由于汉密尔顿像龙卷风一样令人生畏，所以他遭到了那些害怕执行机构过于强大的众议院成员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行为让人想起1720年的英国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Robertole），沃波尔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成为第一个获得“首相”称号的人。费城的本杰明·拉什谴责汉密尔顿的高压游说：“我怀疑是否有更多不光彩的手段被用于推动财政部长的报告。这些手段曾被一个英国大臣使用过。在纽约市，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夜访、许诺、牺牲，还有恐吓威胁。”[6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来保护联邦，然而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人要进一步扩展它的分界线。如果政治首先是一门折中与妥协的艺术，那么汉密尔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不称职的。他希望成为一名勇于前行的政治家，而不是总在妥协的政客。他提出一揽子财政措施，希望立即被所有人接受，却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方法。

正当反对汉密尔顿的媒体逐渐增加时，麦迪逊的支持者嗅到了胜利的气息。4月8日，威廉·麦克莱对汉密尔顿追随者的焦虑感到幸灾乐祸：“今天下午在众议院里，绝望和茫然的情绪蔓延在财政部长党羽中间，如此消沉的场景，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鲁弗斯·金）看上去就像一个受了鞭打的孩子。”[65]事实证明麦克莱的振奋是对的。4月12日，众议院以31票对29票否决了汉密尔顿的债务承担计划，两周以后又投票决定停止一切有关该问题的争论。6月初，一切迹象都表明债务承担计划似乎即将被人遗忘。于是，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求妥协，以挽救他的财政计划。

汉密尔顿抓住了关于首都选址问题的分歧。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在某个地点设立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这个决定引发了戏剧性的想法。有些人害怕这会形成享有特权的飞地，因而觉得建立独立的首都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乔治·克林顿州长把这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想象成被玷污的总统“宫廷”，充斥着败坏形象的皇家服饰，以及“懒惰的野心、傲慢的粗俗、对不劳而获的渴望……阿谀奉承……叛国投敌……背信弃义，首当其冲的是对美德的嘲弄”。[66]

使得争论愈加复杂的是，有人期望在永久性首都被选定之前，应当先寻找一个临时性首都，例如纽约或费城，作为政府的暂时落脚点。尽管汉密尔顿具有国家主义者的倾向，但他仍希望纽约至少能够成为临时性首都。1788年8月，他与自己的昔日导师、新泽西州的州长威廉·利文斯顿联络，表示自己震惊于对方落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圈套”[67]，支持费城作为第一届国会的临时首都。东北各州害怕一旦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并且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永久性首都，宾夕法尼亚州由此获得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汉密尔顿向威廉·利文斯顿许下一个诱人的承诺：如果利文斯顿支持纽约作为临时首都，那么汉密尔顿将认可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作为永久性首都。

随着华盛顿就职日期的临近，汉密尔顿愈发渴望纽约市成为首都。1789年2月，他为正在竞选议员的纽约市朋友约翰·劳伦斯发表了**洋溢的竞选演说，并强烈呼吁：“对于纽约市而言，成为国会的所在地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代表应当具有出众的演讲技巧，足以证明这座城市是这一光荣机构的最佳港湾。”[68]1790年1月17日，围绕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宣传影响力不断扩大，威廉·麦克莱相信，汉密尔顿深受自己羽翼渐丰的权力的鼓舞，决心要让纽约成为首都：“我以最细致入微的方式，观察了汉密尔顿和纽约人的种种行为。我认为他们缺乏诚意，但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国会。”[69]

在这场争斗之中，纽约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选项。它与汉密尔顿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汉密尔顿的敌人将纽约市称作“汉密尔顿城”。对于很多南方人而言——特别是杰斐逊——纽约是一个充斥着银行家和商人的亲英派堡垒，这些人将破坏共和政体的实验。这些批评者将纽约市等同于“邪恶的伦敦”。费城的拥护者本杰明·拉什告诉麦迪逊说：“我们的城市在对抗财政部长提出的不公与腐败的体系，我对此深感自豪……费城在这方面拥有比纽约市更好的基础。”[70]

首都选址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应当选择城市化还是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化。许多南方人认为，定都北方将有益于名商富贾的城市利益，而无益于农耕生活。虽然这与南方蓄奴的现实大相径庭，但杰斐逊的关于一个由许多小型的、独立的农场组成的国家的田园牧歌式梦想，在精神上对于美国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实际上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希望在波托马克河畔，离芒特弗农不远的地方定都。对杰斐逊而言，国都安置在乡野田间的背景之下，可远离废奴主义者势力的威胁以及“任何发育过度的商业城市”的**。[71]而对于麦迪逊而言，因为和亨利·李在波托马克河附近做着土地投机的买卖，所以他巴望着这一地区被选作首都，好赚取一笔飞来横财。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问题需要考虑——首都是否应该靠近美国的人口或地理的中心？从纽约到这个国家的最南端和最北端的距离实在相差太远——24名元老议员中有16名来自这个城市以南，这将给不得不长途跋涉的南方代表造成很大的麻烦。此外，首都之选还被看作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发展的公民投票。对于那些相信国家应当向西拓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在南方各州中尤为流行，他们的西部边境正是国境的哨岗——定都北方对美国未来政治蓝图裨益甚少。在随后的辩论中，这些不断扩大的争端全部暴露了出来。

在汉密尔顿力主推行的两条政策中——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选择纽约作为首都——债务承担对他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是将各州结合为永久联盟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当看到麦迪逊控制了阻止债务承担计划通过的票数时，汉密尔顿开始考虑以放弃纽约竞争首都为条件，去交换南方对债务承担计划的支持。早在5月16日，菲利普·斯凯勒写给斯蒂芬·范·伦塞勒的信中，已经闪烁着各州都在寻求交易的信号了：“目前我们还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动迁政府栖居地的计划，但我们理解，如果债务承担计划不被采纳，南卡罗来纳州可能要（为了实现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目标）与那些希望迁都的人谈判。”[74]九天以后，威廉·麦克莱记载了疯狂的谈判内幕：“纽约人现在正忙于和弗吉尼亚人筹划交易，他们希望用他们对波托马克成为永久首都的支持，来交换对方对纽约成为临时首都的支持。”[75]

1790年6月2日，众议院颁布了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议案，但其中没有关于债务承担的部分。汉密尔顿知道自己必须迅速策动一场即时可行的交易。由于他自己不愿意表现出任何妥协的立场，所以只能依靠委托代表来完成调和建议的工作。在合众国早期，政治家难以操纵立法——虽然这在后来成为常态，因此汉密尔顿派遣使者前去试探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倡议定都费城的领袖人物罗伯特·莫里斯。莫里斯说：“虽然我并不信任他们，但我还是写了一个便条让他们交给汉密尔顿，告诉他早晨我会在炮台附近散步，如果汉密尔顿有任何提议的话，可以在那里见到我。”[76]让莫里斯惊奇的是，当他到达时，汉密尔顿已经站在了约定地点。汉密尔顿的交易很简单：如果莫里斯能为债务承担在参议院赢得1票，在众议院赢得5票，他将支持费城附近的日耳曼敦或特伦顿，而不是费城作为首都。作为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汉密尔顿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以首都选址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彼得·米尔伯格告诉本杰明·拉什：“毫无疑问，现在财政部长领导着东部方阵。”[77]

这样一个双方达成新共识的背景有悖于杰斐逊所讲述的“关于将首都定于波托马克的晚餐”的著名传闻。根据杰斐逊所述，当他在华盛顿的府邸外面遇到衣衫不整的汉密尔顿时，北方各州正经历着“分崩离析”的威胁。通常，汉密尔顿都衣冠楚楚、整洁优雅；此时，让杰斐逊惊讶的是，他意志消沉、不修边幅：“他看上去忧郁、憔悴、沮丧……甚至他的衣着也拙劣而不加修饰。”[79]汉密尔顿似乎深陷绝望之中了。

在总统门口，他在我面前来来回回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以哀婉的情绪诉说立法机关的倾向，债权州的可憎之处，党派成员退出和各州分裂的危险性。他认为政府成员应当采取共同的行动。虽然这个问题不归属我的部门，但共同的职责应当使其成为我们共同的关注点……这个问题仅仅是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如果我能呼吁一些我的朋友，那么很有可能会带来投票表决的变数。[80]

汉密尔顿暗示，如果债务承担计划夭折，他可能不得不引咎辞职。杰斐逊温和地告诉汉密尔顿，他对于债务承担的“整个主题完全是个门外汉”——杰斐逊非常娴熟地将自己装扮为一个政坛新人，实际上，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这场争辩，并且刚刚写信给乔治·梅森，催促就此事进行折中处理。[81]甚至已经拿定主意，邀请财政部长第二天来家中共进晚餐。

如果我们相信杰斐逊所讲的故事，那么，决定未来首都位置的时刻就是1790年6月20日位于处女巷宅邸举行的晚宴上了。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赫的晚餐了，客人包括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可能还有其他一两个人。一个多月以来，杰斐逊一直饱受偏头痛的折磨，但他仍以无可挑剔的礼节主持了晚宴。尽管他不喜欢债务承担计划，但他知道在债务融资方案上形成僵局可能会使联盟破裂。同时，身为国务卿，他也害怕美国在海外的信用受到不利的影响。

麦迪逊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即债务承担计划不利于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已经适时清偿了债务的各州。同时他表示，如果用某些东西来交换，他也许会改变立场。杰斐逊回忆道：“大家评论说……由于这剂药对南方各州来说很痛苦，因此应当做点什么来安慰他们。”[82]安抚措施就是把费城作为临时首都，为期10年，之后永久迁都到波托马克附近。出于对其家乡州有利的考虑，麦迪逊好像还为弗吉尼亚州争取了一个在与中央政府的最终债务清偿中的优惠待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同意竭尽全力促使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代表同意接受费城作为临时首都，而将波托马克某地作为永久的首都所在地。

汉密尔顿履行了晚宴上的承诺，向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施展了他的煽动力。麦克莱的日记再一次成为追溯这些密谋的无价之宝。当他发现汉密尔顿将其债务融资计划的“可恶之处”与首都波托马克联系在一起时，他斥责华盛顿是一个受汉密尔顿摆布的傀儡，是“每一桩肮脏投机交易的擦桌布”。[84]6月23日，在参议院里，麦克莱留意到罗伯特·莫里斯被人叫出了房间。“最后，他回到房间里，对我耳语：‘终于成交了。汉密尔顿放弃了纽约作为临时首都的地位。’”[85]第二天，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折中的办法，费城将在未来10年成为美国的临时首都。

为了敲定这笔交易，6月2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作战部部长诺克斯一同与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共进晚餐。麦克莱关于这次晚餐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很有帮助。麦克莱觉得杰斐逊拘谨而正式，姿态“高傲庄重”。他更喜欢长得胖胖的脾气随和的诺克斯。诺克斯可能喝过了头，麦克莱说他在“发酒疯”，却努力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气质。对于汉密尔顿，麦克莱的形容充满了诋毁之词：“汉密尔顿的举止带有幼稚的轻率，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人很可能称呼他为‘skite’。”[86]《牛津英语辞典》中将苏格兰单词“skite”定义为“指代虚荣、轻佻和**的女孩”。这些词汇的使用，暗示着隐藏在汉密尔顿军人仪态下面的某种女性化气质，或者所谓的“中性气质”。他的描述还表明，汉密尔顿由绝望无助转为心花怒放，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最终获得了支持。

1790年7月10日，众议院批准了《首都选址法案》（Reside），指定费城作为临时首都，波托马克方圆26平方千米的地界作为随后的永久定都地点。幻想破灭的麦克莱现在认为汉密尔顿无所不能：“他的‘爪牙’……在这个地方浪费了我们数月时间……所有的一切，甚至一个委员会的提名，都是由汉密尔顿和他的投机团体预先安排好的。”[87]7月26日，众议院勉强通过了债务承担议案，著名的晚餐交易发挥了政治戏法的作用。麦迪逊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措施，但安排了四名分别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议员投票支持债务承担计划。

杰斐逊应该向后世承认，他参与了这场交易。或者，他可以辩称，面对联邦分裂的危机，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争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决定让汉密尔顿一个人成为替罪羊。关于他自己同意债务承担议案的情形，他告诉华盛顿说：“我上了财政部长的当，像个傻瓜一样推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方案。在我政治生涯所犯下的所有过失中，这一次令我感到最深重的悔恨。”[90]1818年，杰斐逊提出更加生动的论据：通过债务承担议案，汉密尔顿将有利可图的诱饵抛向“从事证券经纪的乌合之众。这大大增加了财政部长的信徒，于是，部长主宰了立法机关的每一张表决票，最终使政府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符合他的意图”。[91]杰斐逊追溯两个主要政党的形成——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和联邦党——正是在汉密尔顿债务承担计划获胜的时候。在杰斐逊看来，这一事件将国会分为两派，一派是道德高尚、纯粹的共和党人，一派是“唯利是图的方阵，原则上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在此原则之下理所当然地拥戴汉密尔顿作为领袖”。[92]

为什么杰斐逊试图在回忆中弱化自己在通过债务承担计划的交易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他当时知道该计划比他自己承认的要更好，但他可能并未像汉密尔顿那样，清楚地看到这项计划将为政府权力奠定不可撼动的基石。从此，联邦政府抓住了美国大部分的税收权力。与之相比，国都位于何处就是次要的问题了。杰斐逊并未遭受蒙骗，因为汉密尔顿已经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只是被汉密尔顿的智慧胜过，后者在其债务融资计划中注入了一个永久性的政治体系。那年9月，在一篇题为《致公共债权人》（AddresstothePublicCreditors）的未署名的登报文章中，汉密尔顿一语道破了他的治国之道，并因此深深激怒了杰斐逊：“任何对我们政府性质具有洞察力的人都会看到，尽管在有益的措施获得采纳的过程中总是存在障碍和延迟，但是这些措施一经采纳，很可能就是稳定而永恒的，撤销它们将远比实行它们更为艰难。”[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