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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波涛汹涌（第1页）

第九章波涛汹涌

由于在约克镇陷落后英国人依然占据着纽约市，所以接下来的两年里，汉密尔顿把斯凯勒在奥尔巴尼的住处当作了自己的临时居所。当1782年5月他正式成为纽约州的市民时，汉密尔顿终于结束了一生的漂泊。在奥尔巴尼，他一边轻轻地晃动着摇篮，一边逗弄小婴儿菲利普的时候，这个27岁的战场“老兵”全然是一副心满意足的家长模样。“你无法想象我现在变得是多么顾家。”他告诉华盛顿的前副官理查德·基德尔·米德。[1]在一封随意写下的信中，汉密尔顿对7个月大的儿子菲利普描述如下：

在所有方面我们都一致认同，他长得很帅气，仪表堂堂。他的眼睛不但非常富有表现力，而且还充满了仁慈。他的坐姿在别人看来是十分优雅的，他挥手的方式预示着将来会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站立的时候尽管有点笨拙，但他的双腿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纤细无力……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了，他就会嘻嘻地笑个不停。[2]

汉密尔顿尽情地享受着家庭角色带给他的这种不寻常的天伦之乐，他告诉米德：“我对事业上的追求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除了渴望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别无所求。”[3]米德一定知道汉密尔顿是在说胡话，在狂热的内在推动力的驱使下，汉密尔顿的事业会继续向前发展。他在加勒比海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再加上独立战争用去的五年，因此当他重新开始在国王学院延期已久的法律学习时，他希望能够坚持执行那个提速的时间表。对汉密尔顿而言，法律是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制宪会议中有34个代表来自这一职业——并且还能够使他过上一种还说得过去的，甚至是富裕的生活。通常，纽约最高法院规定，想成为律师的人必须学徒满三年才能出庭从业。然而，那年的1月，由于亚伦·伯尔的申请，为了回报那些在战前就学习过法律的退伍军人，这个规定被临时取消了。由于在国王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废寝忘食地读完了所有主要法学泰斗的著作，汉密尔顿符合了这一条件，因此他便迅速开始熟悉掌握法律实践业务。

与同时代的其他那些有抱负的律师不同，汉密尔顿拒绝在一个开业律师的手下当职员，而是计划自己单干。在华盛顿手下当差之后，他可能不希望自己再屈从于另一个老板，也不能忍受为某个自以为是的指导者抄写法律文书的情形。他有权进入奥尔巴尼最好的法律图书馆查阅，而图书馆的主人正是他本人的朋友詹姆斯·杜安，书架上堆满了英国法的相关论述，与当时的纽约法律非常接近。“与其他州相比，在纽约州，我们的司法体制与英国的更为相似。”汉密尔顿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3篇中写道。对汉密尔顿和其他学习纽约法的人来说，英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保守的、亲英派的影响。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是10年前在美国第一次出版的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entaries），这本书详细且系统地论述了英国法。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Mald）评论说：“布莱克斯通教给汉密尔顿对法律本身要有一种可敬的热情……而且，正如布莱克斯通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本书彻底解决了汉密尔顿所感受到的自由与法律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4]

在那个时代，学法律的学生经常制作一些指南宣传册，按照法律先例、法规和处理流程等分类收集和整理。约翰·马歇尔就有这样一本长达238页的摘要，其中涉及70多个主题，并且他在实践中广泛地利用它们。汉密尔顿也准备了自己的手册指南，题目是“在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执业程序”。这份有177页底稿和38个主题的纲要是幸存的最早的论述，它记录了纽约法律从英国和殖民地模式转变而来的发展过程。汉密尔顿并不只是转录这些干巴巴的摘要，他还给它们添加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法院最近得到了“某种模糊的观点，即诉讼的目的是要调查清楚诉因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沉湎于技术性术语营造的网窝之中”。[5]后来，尽管关于法律的尊严也说过一些著名的论断，但汉密尔顿可能对于他所选择的职业也颇有微词，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正忙着“照看孩子以及研究如何‘敲诈’邻居的艺术”。[6]汉密尔顿的“执业程序”归纳总结得如此专业，其中的许多资料信息都被严格地加以归类，以至于好几年的时间里，它在学习法律的纽约学生中间被争相抄阅、流传。直到1794年，它才被威廉·威奇（WilliamWyche）的手册《纽约最高法院庭审实践》（NewYorkSupremeCourtPractice）所代替，这个手册本身有一部分就是以汉密尔顿的大纲为基础的。即便是在那时，一些开业律师仍然更倾向于采用汉密尔顿的原始版本。

汉密尔顿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他的学业。到了7月，正好是他开始自学的6个月后，他通过了律师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可以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为案件做些准备工作了。10月，他进一步有了“法律顾问”做资格，可以在法庭上辩论了，这个身份类似于英国的出庭律师。他必须要签署效忠誓言，从中也可以看出在《邦联条例》辖下各州所拥有的极高自主性的程度：“我声明放弃……对大不列颠国王的所有效忠；并且……对作为自由而独立的纽约州保持绝对的信任和忠诚。”[7]

在获得这些证书方面，汉密尔顿比亚伦·伯尔晚了六个月，在1782年7月，亚伦·伯尔就已经在奥尔巴尼设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除因为战争而牺牲掉的时间以外，两个年轻人都急于确立自己的业务，因为众所周知，爱国派的律师会分享战后的法律业务。1781年11月，这个消息得到了确认，因为纽约立法机构颁布了一个法规，禁止亲英派律师在州法院开展业务，这对美国爱国派的律师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汉密尔顿激烈反对这种反亲英党的偏见，但在这个法规四年多的有效期里，他和其他一些爱国派律师还是从该法中获益匪浅。

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奥尔巴尼时就往来颇多，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在汉密尔顿还在约克镇的时候，伯尔就已经出现在斯凯勒的家门口了，并且带着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将军的介绍信：“这封信将由陆军中校伯尔带给您，他到奥尔巴尼去是希望能够得到在我们的法院从事业务的许可。”[8]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怀孕的艾丽萨才第一次微笑着和这个将来会杀死自己丈夫的刽子手握手。汉密尔顿的老同学罗伯特·特鲁普正在奥尔巴尼和他的朋友伯尔一起为律师考试而努力学习，他们两个人同时拿到了许可证。在1782年夏天的这段时间里，特普鲁就住在斯凯勒的住处，在汉密尔顿需要的时候给他法律方面的帮助。

这样，在他们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汉密尔顿和伯尔就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在一种竞争的位置上。两个人都个子不高，相貌英俊，机智而又温文尔雅，对女人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两位年轻的陆军上校都有着军人的沉着冷静，喜欢炫耀自己的头衔，仿佛要计划着确立他们在纽约律师界的杰出地位。然而在政治领域，伯尔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现在汉密尔顿是约克镇的英雄，并且沐浴在华盛顿将军的光环下惬意自得。他依然居住在富丽堂皇的斯凯勒的豪宅，而伯尔却满足于过一种节俭朴素的生活，直到他有了自己的业务客户。那年7月，伯尔在斯凯勒夫妇常去的荷兰改革派教堂与佩吉·希彭·阿诺德的闺中密友西奥多西娅·普雷沃斯特结婚（西奥多西娅的前夫，那位英国军官，前一年秋天死于牙买加）。第二年，这对新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取名叫西奥多西娅。年长的西奥多西娅比伯尔大10岁，从来没有人把她当作美女，但是她依然很娇媚迷人，令人感到愉快，并且熟悉法国和英国文学。和同时代的其他男人差不多，伯尔也欣赏那种精明、多才多艺的女人，这使得他的崇拜者们对他后来的那些不同于同时代者的流氓无赖般的滑稽动作感到更加无法理解。

汉密尔顿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该三年完成的法律训练，这足以让人惊叹，可是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立刻着手多种文章的写作。在约克镇之后，他对《大陆主义者》的四篇文章又增加了两部分，不过当时他可能弄丢了或者是放错了地方，因为《纽约信报》在1782年4月介绍《大陆主义者·第五篇》时是这样说的：“A。B。先生最近重新找到了它们。”报上说他发表这些文章“更多的是想要结束他的计划，而不是幻想时代的发展趋势会接纳他的观点”。[9]在对大量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全面的阅览之后，汉密尔顿向人们描述了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政府是如何开始鼓励贸易的，路易斯·科尔伯特（LouisColbert）是如何成功当上路易斯十四的财政大臣的。在赞同政府对贸易加以引导的时候，他提到了大卫·休谟的文章，休谟认为贸易是可以自我调控和自我纠正的，汉密尔顿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倡对进口货物征税是美国财政收入的最好形式，这简直就是他在财政部任职的预演。对一个仍在对茶和其他进口货物的不公正征税进行改革的国家而言，说得再婉转，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那些害怕沉重税负的人而言，汉密尔顿辩论说，预计到了20世纪晚期，世界将会是“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他说政府官员“不会受到**而滥用这种权力，因为国家税收的目的会抑制它自身的各种极端。经验表明，适度的税负比高税负更加具有生产力”。[10]

当时，许多州议会都不情愿把对进口货物的征税权转移给大陆会议，汉密尔顿担心由此而引发的经济竞争会威胁到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罗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也深感忧虑，他勾画了一个计划的大体轮廓——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偿还战争债务，结束通货膨胀——这是汉密尔顿成为财政部长的预兆。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莫里斯决定在每个州任命一名独立于地方官员的征税官。在1782年5月2日，他要求汉密尔顿担任纽约州的大陆税税务官。作为奖励，他允许汉密尔顿可以把收上来的任何钱的四百分之一装入自己的口袋。汉密尔顿感觉受到了羞辱，断然拒绝了他。汉密尔顿回应说：“对我而言，时间是如此宝贵，我绝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中断我的目标，除非是为了对大众和我自己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11]汉密尔顿很可能是考虑到纽约州还有五个镇仍然控制在敌人的手中，这份工作可能不会像想象的那么有利可图。在6月初，莫里斯做出更大的让步来说服汉密尔顿，保证从应收的税款中拿出一定百分比给他，而不仅仅是已经收到的那些钱。这一许诺显然说服汉密尔顿接受了他的提议，而且后来汉密尔顿还自愿去游说那些州的立法机构来接纳莫里斯的税收措施。不管自学成才的汉密尔顿是否知道——有人怀疑他肯定知道——现在他已经稳稳当当地会继承莫里斯的位置，成为美国财政界卓越的领袖人物了。

汉密尔顿花在设法征税上的几个月再一次证明了《邦联条例》摇摇欲坠的形象。各州认为他们对国会缴纳的款项实际上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缴纳之前，它们经常会因为地方上的用途而挪用掉。这种情形，再加上缺乏独立的联邦税收收入，迫使爱国者要么是通过借款要么是发行纸币来负担革命的经费。7月4日，在第六篇《大陆主义者》文章中，汉密尔顿对莫里斯的做法表示同意，并欢呼说联邦海关官员和税务官的任命将会“在各个州内部产生有利于邦联政府的极大影响”。[12]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在战争逐渐减弱的日子里，汉密尔顿不得不同认为美国可以完全免除税收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做斗争：“打消这种错觉，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真相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如此有害且不切实际的期望上倾注的心血太多太多了。”[13]

7月中旬，仍然在为下一次律师考试而辛苦准备的汉密尔顿来到了普克普斯，成功地请求州立法者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加速征税的进程。在与菲利普·斯凯勒一起工作的同时，他让立法机构采纳了一份决议（很可能就是汉密尔顿本人起草的），号召国会应该拥有更多的征税权，并且倡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来审查《邦联条例》——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公众人物发出这种呼吁。汉密尔顿坚定的改革主张获得了莫里斯的支持，在与汉密尔顿的通信中，莫里斯放下戒心，向汉密尔顿倾诉了对国会不称职的不满。而汉密尔顿对他的坦白直率也给予了回应。“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为什么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会为它的愚昧而哭泣。”汉密尔顿写道。[14]在看到纽约州立法机构的懦弱和为了自身的利益退缩时，他写道：“我们一再重复的疑问在于，什么会暂时取悦于人们，而不是什么会长期让人们受益。”他告诉莫里斯，“在这样的一个政府里，只有暂时的权宜之计、变化无常和愚蠢。”[15]汉密尔顿越发对纯粹的民主政治感到绝望，对只是迎合大众意愿的政治家感到失望，越来越喜爱受过教育而有教养的，能够启发人们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的领导者。

无论他对州立法者的蔑视如何，在普克普斯时，汉密尔顿还是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法学家、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Kent）回忆说：“他活泼生动、富有教诲的谈话，在情感、语言、礼貌风格方面远比一般的演讲还要出众，他的坦诚直率和果断的行为举止吸引了我的注意。”[16]汉密尔顿的表达如此抓住了立法者的心，以至于他被选为参加11月召开的邦联会议的纽约代表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凭着一贯的灵巧和机敏，汉密尔顿从一名税务官变成了一个在国会拥有一席之地的人。

对汉密尔顿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更加真诚地热爱这个国家或者是更加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了。在1782年的l月，当英国人仍然占据着查尔斯顿和南美大草原的时候，劳伦斯就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为他那不幸的征募黑人军队的方案做着最后的努力。那年7月，劳伦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汉密尔顿，表达了这种愿望，希望他的朋友“能担任国会中最高等级的职务”（我们再次看到，劳伦斯这封信的某些部分找不到了，很可能是汉密尔顿的家人处理掉了）。在信的结尾说道：“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虽然时局让我们远离，但我恳求你不要收回你的信所起到的安慰作用，你知道你亲爱的劳伦斯那不变的情感。”[17]汉密尔顿热诚地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和劳伦斯，就会像古代的那些经典人物一样，共同着手从事一场新的政治改革运动，以便为一个可靠的共和政体联盟打下基础。在8月中旬，他告诉劳伦斯州立法机构已经提名其参加国会。他用振奋人心的话语鼓动他的朋友加入自己：“停止使用你的宝剑吧，我的朋友，穿上你的制服，到国会来吧，我们对彼此的情操了如指掌，我们有相同的政治观点。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让美国获得了自由。现在就让我们手拉手共同争取让她幸福吧。”[18]

我们无从得知劳伦斯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在1782年的8月底，来自查尔斯顿的一个英国探险队正在科姆巴黑河附近搜寻大米，冲动的劳伦斯藐视军令、不听指挥，企图以较少的兵力伏击他们。没想到敌人得到了消息，事先蹲伏在高处的草丛中等待着他。当他们站起来开火的时候，劳伦斯马上开始冲锋并让他的人紧随其后，他立即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约翰·劳伦斯是为美国革命最后牺牲的几个人之一。许多人认为，在真正的正面对抗已经结束的时候，劳伦斯还用弱小的兵力对抗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企图以少胜多，拿自己和士兵们的生命冒险是十分愚蠢的。他的死验证了华盛顿的判断，即爱国的劳伦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英勇无畏、轻率鲁莽”。[19]许多人对劳伦斯的死表示了哀悼，他们认为他做到了一个杰出领袖应该做到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位十分有前途的人物，然而，为理想而献身是值得的。”约翰·亚当斯这样安慰约翰·劳伦斯的父亲亨利·劳伦斯。[20]

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个消息令他难以接受。“可怜的劳伦斯，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冲突中他成了热情冲动的牺牲品。”他悲痛地写信给战争时期他们的三人帮中的另一位成员拉法耶特，“你知道我是多么真诚地热爱他，你能感受到我对他的死感到多么遗憾和悲痛。”[21]劳伦斯的死让汉密尔顿失去了政治上的同盟、坚定的同事，这是他在为巩固联盟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中所必需的。他享受与詹姆斯·麦迪逊的短暂协作，也绝不缺少华盛顿坚定且超然的庇护，但是没有了劳伦斯，他更像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缺乏一个亲密的陪伴一生的同盟者，就像麦迪逊和杰斐逊之间的那种。从个人角度而言，这种损失则是更加令人痛心的。尽管有一大群崇拜者，汉密尔顿却再没有轻易地与谁建立深厚的友谊，再没有像对待劳伦斯那样对别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公众场所他变得更加健谈，但在私下里不知何故很少剖析和展示自己。从此以后，他那些坦白忏悔的话都只能讲给艾丽萨或者安杰莉卡。在约翰·劳伦斯死后，汉密尔顿关闭了情感中的某一扇窗，再也没有打开过。

1782年11月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奥尔巴尼骑马一路兼程来到了费城，接受他在邦联国会里的任职。他所看到的这个拥有四万人口的城市比纽约或者波士顿都大得多，也富裕得多。从小在海边小城长大，在挂着高高的桅杆的船和大飞轮的港口，他一定发现了某些令人愉快的熟悉而又亲切的东西。与纽约的喧闹和混乱相比，费城是一个更加有序的地方，随处可见隐藏在院墙后的雅致整齐的房屋。在阳光明媚的天气，穿着时尚的女士撑着太阳伞在街头闲逛漫步。许多有树荫的街道上都有砖砌的人行道，卫生部门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鲸油灯会把道路照亮。曾有一个年轻的英国游客，在晚上11点抱怨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会比费城更安静。才11点，但除了巡夜人，你走遍大半个城市也看不到一个人影。”[22]

虽然汉密尔顿把艾丽萨和儿子菲利普留在家里，但他依然是一个过分乐观的新婚者，并没有在街头徘徊以寻求黑夜里的冒险。在抵达费城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向自己的妻子保证“在忠诚和爱情方面，没有那个丈夫能和你的丈夫相比”。[23]起先，他还可以忍受艾丽萨不在自己身边的日子，也没有十分渴望想与她见面，直到1783年1月初，当他开始安排她到费城的时候——他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见不到你，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痛苦万分，我总是半宿都睡不着觉，”他告诉她，“快来吧，我的心上人，减轻我的痛苦。把我心爱的儿子也带到我的怀抱里来吧。”[24]

在费城，汉密尔顿发现自己成了他一直因其不足而加以嘲笑的国会的一分子。整个国会组织杂乱无章：不计其数的特别委员会，允许州政府对重大措施行使否决权的投票规则，在6年期限内不能有人连续任代表一职达3年以上……国会怎么可能不瘫痪呢？正如汉密尔顿抱怨的那样，不民主的投票规则使得“一个小团体就可以延迟甚至是阻止最有效的措施的实施”。[25]对一个崇尚效率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气愤的局面。1782年11月30日之后，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当时美国的和平专员与大不列颠签署了一个临时《和平条约》，以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地方上的领导者，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ry）都明确主张州的主权独立。州政府的**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邦联国会的许多成员不想去参加国会，使得召集人开会都难以进行。代表们的才干得不到发挥，他们之间的互相猜忌和意见不合激怒了汉密尔顿。

是詹姆斯·麦迪逊把他从失望中解救出来，麦迪逊是一个和汉密尔顿具有相似目标的人，同样预见到美国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汉密尔顿一样有着聪明博学的头脑。他们对邦联国会的前景持相同的看法，享受着同样的使命感，他们一起在许多的委员会里工作。由于很小的时候就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谋生，27岁的汉密尔顿远比过着被溺爱生活的31岁的麦迪逊更加世故。另一方面，麦迪逊从1780年就在国会工作，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立法者了。他是如此尽责，以至于他创造了一个持久保持的国会纪录，在连续三年的任职期间几乎没有缺席过一天。法国部长评价麦迪逊是“国会里判断最合理的人……他的观点几乎都是很公平的，所以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掌声”。[26]

在许多方面，麦迪逊在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中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们早期的合作以及后来的争吵在汉密尔顿的一生中划分出截然不同的阶段。人们往往是要么拥护汉密尔顿，要么就痛恨他；麦迪逊则因为能在这两个通常的极端之间左右逢源而显得格外突出。身材矮小、略带羞涩的詹姆斯·麦迪逊具有令人敬畏的头脑，但在举止和相貌方面却不吸引人的注意。他通常都是一身黑衣，具有学者所特有的苍白面孔，表现出一副忧郁的样子。在公共场合他很少笑，一个弗吉尼亚政治家的妻子责骂他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呆板的家伙”。[27]另一位女性观察家发现麦迪逊私下里很愉快，但通常他是“沉默、冷淡而且排斥他人”。[28]他不会设法获得公众的注意，缺乏如自信的汉密尔顿天生成为领导者的那种超凡魅力的光彩。如果说汉密尔顿似乎生来就是要成为领袖的话，那么麦迪逊也似乎生来就注定是来反衬这种领袖的。尽管如此，麦迪逊的缺乏自信是具有欺骗性的，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那不屈不挠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智力上自信到了近乎狂妄自负的程度，社交上却又胆怯笨拙。虽然并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社交场合驾轻就熟，言谈举止毫无拘束、流畅自然，但在一群热情的共事者中，他也能让人感到幽默有趣，而且他是一个极善于讲故事的人，甚至偶尔也会讲一点黄色笑话。在他们相遇的时候，麦迪逊还是一个自负的单身汉，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也从来没有关于麦迪逊私生活的闲言碎语来损害他的正直形象。

一个世纪以来，麦迪逊的家族都安乐地生活在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高原地区，他们家与当地的许多大地主都有联系。麦迪逊的祖父有29个奴隶，到他父亲时奴隶增加到118个，从而成为奥林奇县最大的奴隶主。他们家在奥林奇县还拥有超过一万亩的田地。作为10个孩子中的老大，直到50岁的时候麦迪逊在经济上还要依赖他的父亲，甚至是在国会任职时还要依靠家庭种植园的收入。和杰斐逊一样，他无法摆脱自己对奴隶制度的依赖，不管他个人的担忧是什么。在国会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告诉自己的父亲，除非代表能够获得加薪，“否则我就必须卖掉我的一个奴隶了”。[29]

靠着黑人在田地里辛勤的劳作，麦迪逊度过了自己默默无闻的童年。由于得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忆往事时思想混乱的癫痫症，他时常显得有些忧郁，和许多生病的孩子一样，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他接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五年的寄宿制学校生活，接下来的两年在自己的种植园里聘请私人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曾经拒绝过汉密尔顿入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威瑟斯彭评价麦迪逊说：“整个在校期间他一直在我的指导下学习，我从没有听说他做过或者是说过一件不好的事情。”[30]麦迪逊始终保持着一个学生的样子，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前总是把自己沉浸在艰苦的学习中，不发表任何观点而明哲保身。

由于健康状况欠佳，麦迪逊只是在奥林奇县的民兵队做过短暂的团长，然后就成为弗吉尼亚州参议院的议员和地方长官的顾问班子里的一员，在1780年被任命为国会最年轻的成员。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代表了战后美国新一代的领袖，他们的职业生涯与新共和国的成长完全融为了一体。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接合点，他们对政府所需要的结构改革具有相似的预期。麦迪逊主张建立常备军队、永久的海军，以及其他一些和汉密尔顿思想相关联的立场。如果说有任何事情是麦迪逊比汉密尔顿更加积极的话，那就是麦迪逊竭力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并且希望国会能够有权使用武力处置那些拒绝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州。

不考虑这些棘手的复杂问题，对这两个立志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正如麦迪逊在1783年4月所表达的那样，美国正在主张的权利“是人性固有的权利”，她的公民“有责任对一个政治社会给予最大的信任”。[31]为了使新国家更快地步入正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把精力集中于急切需要解决的税收问题上。约翰·亚当斯在1782年6月11日从荷兰协商了一大笔贷款，只是稍微减轻了一些国会的负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认为国会需要有一个长久的、独立的税收来源，不再依赖各个州反复无常、时有时无的缴纳。只有到那时，国会才能清偿巨大的战争债务，才能遏制声势渐隆的邦联分裂运动。汉密尔顿在一份决议中强调了这一点，读起来有点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国会的意见很明确，现在无法给予美国的债权人完整的公正，受到影响的政府信用也无法立即恢复，未来战争的急切军需也无法提供，除非建立一套由国会负责征收并在全美国运行的永久性的财政制度。[32]

汉密尔顿加入了麦迪逊提出的关于联邦关税的运动——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那将会使国会在货币事务上有了自治权。对汉密尔顿而言，最终的目标是确立一种联邦征税制度。面对反对意见最激烈的罗得岛州，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几乎完全是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重申了他们的一贯观点，说明了政府信用对国家声望的重要性。然后他们又发表了一份影响更大的声明：“事实在于，没有了在执行中影响成员政策的那些权力，联邦体制就无法存续。”[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