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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严肃沉默而奇怪的动物（第1页）

第十章严肃、沉默而奇怪的动物

从战后在纽约开始成为一名年轻律师那一刻起，汉密尔顿就是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尽管他衣着并不过分浮华艳丽，但却整洁而时髦。他的账簿反映出他对时尚的关注，他会定期到一个法国裁缝那里去，在汉密尔顿的肖像画中，能看到他衣着的精美。在一幅画像中，他穿着一件有双排黄铜纽扣的对襟上衣，金边的翻领，脖子上优雅地系着一个有褶饰边的蕾丝饰带。一名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他属于这个穿着丝质的长筒袜并系着漂亮的鞋扣的讲究文明举止的时代。”[1]对自己那红棕色的头发，他像廷臣在觐见国王时的要求一样。他的儿子詹姆斯记录了汉密尔顿每天与理发师之间的习惯：“我回想起在纽约时到我父亲办公室的情形，那时他一般都在理发（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他后面的头发很长，被编成一个棒状的大辫子，然后用一条黑色的丝带系起来。他前面的头发则抹着润发油，搽上粉，然后不停地梳来梳去。”[2]许多给汉密尔顿画过肖像画的艺术家都注意到了他红润脸颊上洋溢着的静谧微笑，以及他那双折射出睿智的思想、愉悦的心灵和坦率的个性的湛蓝双眸。他的五官轮廓十分清晰，尤其是高挺的鼻梁和坚毅的下巴，使他的脸庞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家人认为詹姆斯·沙普尔斯画的一个轮廓——而不是肖像——是所有画像里面与汉密尔顿本人最相似的。

汉密尔顿的朋友对他的魅力大加赞赏。与他一起拥护联邦制的盟友费舍尔·埃姆斯谈起他的为人处世时称赞说：“一个真真正正的朋友……他影响了我一生。”[3]詹姆斯·肯特法官说，汉密尔顿“有一种非常亲切、慷慨、温柔而又仁慈的性格，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朴实简单的人，让人没法不喜欢、不尊敬、不赞美他”。[4]然而近距离的观察者也发现了某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汉密尔顿的性格非常善变，能从严肃庄重迅速转变为欢笑高兴。波士顿律师威廉·苏利文记录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休息的时候，他脸上是一副严肃思考的表情，然而谈话的时候，立刻就换成了一脸吸引人的微笑。”[5]这种严肃与顽皮的混合体正是他的本性所在。在汉密尔顿的孙子的记录中，他的个性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和无限温柔的友善的混合体”。[6]

在那几年，汉密尔顿的大多数业务都是来自于纽约律师俱乐部式的小圈子。1786年，纽约的姓名地址名录在标题“律师、庭审律师和公证人”下列出了大约40个人，许多亲英派律师的离去为那些有能力、野心勃勃而且年纪尚轻的人扫清了道路，这些人中就包括亚伦·伯尔、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罗伯特·特鲁普、约翰·劳伦斯和摩根·刘易斯（ManLewis）。他们经常一起出入法庭。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和法官们一起忍受简陋的马车，经过偏远且崎岖不平的道路，完成巡回审判的工作。他们住在拥挤的、充满烟熏味道的小旅馆里，经常不得不共用一张床，于是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在许多政治斗争之后，仍能保持的同志友谊。

汉密尔顿经手的案件大多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比较少。他与巴尔塔扎尔·德哈特（BalthazardeHaert）一起开了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在三年的共事期间，德哈特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业务经理。尽管他自己也是刚刚通过了律师考试，但汉密尔顿依然提出大量的项目来训练和指导这位有抱负的年轻律师。汉密尔顿先后培养过许多名人的儿子，其中就包括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作为一个严厉的老板，汉密尔顿对那些年轻的属下要求甚严。一名直接从耶鲁招来的新培训生德克·坦恩·布罗克（DirBroeck）给他以前的同学写过一封意志消沉的信，谈起了给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当助手的不易：“现在，我忙于学习法律，不能享受曾经离我如此近的幸福，要学好法律就要牺牲我所有可能的娱乐，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应用……对我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压力重重的。”[7]

虽然后来散布的流言蜚语说汉密尔顿偷偷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但相对而言，他对金钱的态度似乎很淡漠，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对他那相对低廉的收费表达了惊愕。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评论汉密尔顿说：“对钱不太感兴趣，这虽然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有的，但在美国就更加罕见了。这也是大家都认同的汉密尔顿先生的显著特点之一。尽管他近来的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我听他的委托人说，他们对汉密尔顿唯一的建议就是他应该大幅提高收费。”[8]罗伯特·特鲁普说，如果委托人给的费用比汉密尔顿自认为应当收取的多，那么他就会拒绝接受。而且汉密尔顿更赞成以仲裁或者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诉讼。

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讲述了两个事件来表明他父亲在法律上的审慎。有一个案例，一个长岛不动产的指定遗产执行者试图让汉密尔顿保护他免于被其他的继承人起诉。为了笼络汉密尔顿，这个人在陈述案子前把一堆金币放到汉密尔顿的写字桌上。当他这么做之后，“汉密尔顿又把金子推还给他并说道‘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帮助你。带上你的钱，回家去吧，别拖延时间了，与其他继承人协商解决吧，因为公平地讲你确实应该这样做’”。[9]另一次，他断然拒绝了一个名叫戈文内尔的先生的生意，因为汉密尔顿发现对方蔑视律师行业，这个人把虚报开支的做法称为“如同律师的行为”。在一封言辞犀利的短信中，汉密尔顿谴责戈文内尔，说他的行为“不会让这个行业里的任何人感到高兴，并且任何一个明理的人都应该拒绝与他合作”。[10]

作为生活在一个活跃的港口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律师，汉密尔顿要处理数不清的涉及汇票和海上运输保险的诉讼，他也喜欢受理那些涉及宪法重大争议的案子。汉密尔顿并不是一个带着像云彩一样光环的毫无人情味的律师。有些时候，在某些刑事诉讼中他会代表穷人的利益，无偿为他们提供服务。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弱点，那就是会尽一切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女性。1786年12月，他为被指控偷了风扇、缎带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的未婚妇女巴巴拉·兰萨默（BarbaraRansumer）做辩护。汉密尔顿回忆道：“我问她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回答说没什么要说的。”[11]与许多律师不同，汉密尔顿通常只为自己认为清白的委托人辩护，但是在兰萨默一案中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汉密尔顿的当庭演说充满了对被告的同情，最终说服陪审团判她无罪。汉密尔顿后来总结说：“女人们是柔弱的，她们需要男人的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我尽量唤醒陪审团的同情心，最终我成功了，使她得到了一个‘无罪’判决。不过从那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接手我确信不应该赢的案件了。”[12]同一年，汉密尔顿为乔治·特纳做辩护律师，特纳被指控“参与决斗、斗殴、扰乱和平”。这再一次表明了汉密尔顿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所表现出的那样反对决斗。[13]

汉密尔顿被认为是共和国最早从事律师事务的人之一，所以他在纽约十分出名。曾看到许多法学泰斗在法庭上打过交道的安布罗斯·斯潘塞法官（AmbroseSpencer）称赞汉密尔顿是“这个国家培养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从推理能力来说，汉密尔顿和大律师、连续担任三届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er）不相上下，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好；在创造力上，汉密尔顿则比韦伯斯特还要出色”。[14]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Story）也热情洋溢地赞美汉密尔顿：“我听塞卿尔·德克斯特（SamuelDexter）、约翰·马歇尔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汉密尔顿的思想高度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和他在一起他们就像是小学生一般。煤油灯怎么能和正午太阳发出的光芒相比呢？”[15]

这种传奇般的名誉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呢？汉密尔顿喜欢在法庭上制造戏剧性的效果。他的声音悦耳动听，他的眼神似乎能催眠别人，他的演说**澎湃……他让所有听众为之倾倒。1785年1月，法学家詹姆斯·肯特目睹了汉密尔顿与州首席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对战法庭。利文斯顿在一桩诉案中为自己辩护，以求在哈得孙河南部广阔的地产之外额外获得一些土地。作为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中的一员，利文斯顿个子很高，充满自信，举手投足总有一副天生的贵族气派。相比之下，汉密尔顿的风格似乎接近狂热。“他看起来在紧张地思考，”肯特回忆道，“他不停喃喃自语，在利文斯顿向法庭致辞期间，他运笔如飞。当利文斯顿讲完之后，他庄严地起身，高谈阔论约两个小时，将自己的观点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讲话流畅生动、充满热忱、声情并茂。”[16]

汉密尔顿的演讲能力丝毫不逊于他的写作能力。在纽约的法庭上，汉密尔顿的肺活量或许是最大的，他能够口若悬河地说上几个小时。但是有一个思如泉涌的大脑也并非总是好事。罗伯特·特鲁普抱怨说，滔滔不绝的汉密尔顿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曾告诉过他，即使迎头痛击了对方，他仍不会满足。直到让对方哑口无言时，他才肯善罢甘休。”[17]特鲁普还推测说，后来公共事务分散了汉密尔顿的精力，以至于让他再没有机会深入研究法律。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对的。另一方面，琐事缠身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避轻就重、直击要害。“对其他人而言，法律是一个职业，而对他而言，法律是一门科学。”费舍尔·埃姆斯说道。[18]汉密尔顿总是迫使对方律师走进自己的节奏：以详尽地解释条款为开端，然后陈述一长串判例。他在法庭上经常援引权威的法学著作和拉丁文献。汉密尔顿的知识来源包罗万象、神秘莫测。曾经整理汉密尔顿法学文集的法律编辑小朱利乌斯·戈贝尔评论说：“汉密尔顿的阅读并不局限于英国法，因为除了引用基本的罗马法原文之外，我们还发现他征引了一些其他国家法律学者的作品，比如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Domat）、荷兰人阿诺尔德·维纽斯（ArnoldVinnius）以及西班牙人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Pérez）等等。”[19]

一种在法律事业上友好的竞争关系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之间产生了。有时他们会在同一个组工作，更多时候是为对立的双方工作。汉密尔顿从不会把政治上的不和带到宴会和休息室里，因此他是诚挚地和伯尔交往的。后来，汉密尔顿说在他与伯尔的早期关系中，“在政治上总是相对立的，但也总是能和睦相处。我们在同一时间开始从事法律事务，政治立场却不相同。伯尔招呼我跟随他的立场，而我则建议他和我站在同一战线。我们总是不能达成一致”。[20]伯尔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克斯顿（ThomasTruxtun）证实了他们这种在非政治事务上的和谐：“我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总是能发现这种性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能让相处的时光变得令人惬意……在他们彼此的家中和朋友家中都是如此。”[21]伯尔和汉密尔顿还在彼此的家中共进晚餐，伯尔的妻子西奥多西娅还拜访过艾丽萨。在1786年，这两个人还帮助佛兰特布斯的伊拉兹马斯霍尔学院筹措资金，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兹马斯霍尔中学的前身，今天这个中学已经成为纽约州最古老的中学了。

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出现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生活中，然而这两个人的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伯尔体现了当时在美国已经存在很久的贵族政治，汉密尔顿则是体现了新生的精英政治。伯尔在1756年2月6日出生，比汉密尔顿晚一年，他一直为拥有杰出的血统而感到自豪。他的外祖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是受人尊敬的加尔文教派的神学者，新英格兰最主要的传教士。爱德华兹的第三个女儿埃斯特（Esther）嫁给了老亚伦·伯尔牧师，一个正统的学者和神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亚伦·伯尔本来应该拥有一个安全而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然而却忽然陷入了恐怖之中。伯尔出生的时候，新泽西学院正在从内瓦克搬往普林斯顿，1756年的年末，他们一家人居住在给校长的新房子里。而后发生了一系列不幸的事情。1757年9月份，42岁的老亚伦·伯尔突然去世，五个月后，由他的岳父乔纳森·爱德华兹代替他担任了校长。在到任后不久，爱德华兹获悉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康涅狄格州的牧师也去世了。后来普林斯顿受到天花的侵袭，爱德华兹也因为接种不及时感染了天花，在来到普林斯顿两个星期后离世了。再然后轮到了伯尔的母亲埃斯特，她也因为天花而病倒了，两周后随她的父亲而去。威廉·希彭医生（Dr。en）把成为孤儿的伯尔和他的姐姐带到了自己位于费城的家中。当外祖母爱德华兹来接回两个孩子的时候，她又感染了恶性痢疾，很快也去世了。这样一来，到1758年的10月份，年仅两岁的亚伦·伯尔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和外曾祖父。尽管伯尔的脑海中对这些可怕的往事压根就没有任何记忆，但他同汉密尔顿一样，是让人同情的孤儿。

伯尔从小是跟着他的舅舅，尊敬的牧师蒂莫西·爱德华兹（TimothyEdwards）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德克布雷德和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长大的，他待过的那个长老会学院也是后来汉密尔顿学习过的地方。13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伯尔迅速成为一名一流的学者，在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建造空中楼阁”的演说，极力反对把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面。伯尔跟随他的姻亲兄弟，康涅狄格州的法理学家泰平·里夫学习法律，随后在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

和汉密尔顿一样，穿着讲究的伯尔也给人一种文雅的印象。他有一双熠熠生辉的黑眼睛、丰满的嘴唇以及十分明显的弯眉毛。他机智幽默，彬彬有礼，沉着冷静，对男人和女人都有一种无法抵挡的魅力。尽管后来他曾对杰斐逊的支持者阿谀奉承，但伯尔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某种贵族的傲慢自大、享乐主义倾向，他极其鄙视热心赚钱的孜孜求利者。他认为只有自制克己，才能够学会如何去管理他人。由于这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泰然自若，他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而非一个说话的人。汉密尔顿容易激动，而伯尔却总是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一副高深莫测的外表下。当有人为违法作恶行为开脱时，伯尔就会冷静地说：“不要道歉或者是解释。我憎恨它们。”[22]与汉密尔顿不同，伯尔可以长时间地把委屈和不平埋在心底。

终其一生，汉密尔顿对缺点过错从来都是坦率直言的。而伯尔却是一个死不开口的保密者。伯尔对自己像斯芬克司一样的名誉引以为荣，他曾以第三人称描述过自己：“他是一种严肃、沉默而又奇怪的动物，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由什么构成的。”[23]作为一个政治家，伯尔常常和某个人说过一次话后，就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与之联系。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伯尔就给他姐姐和同学写带有密码的信，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自我保护的习惯。他自己在纸上写东西时也是如此。参议员威廉·普卢默（lumer）评论说，“伯尔从未在纸面上表达过真正的自我，这种习惯让他在写作的时候慎之又慎。”[24]正如伯尔曾经告诫他的法律职员时所说的那样，“书面的东西是会被保存下来的”。[25]这种谨慎反映了伯尔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个主要品质：他是一个变色龙，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尽量避免鲜明的立场，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天才。在他那刻薄的世界里，一切都简化成了戏语。他喜欢用戏谑的口气谈论不幸的事情。“我和你当然会很快死去，”当纽约爆发黄热病时他写道，“但是史密斯太太今天早上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因此总人口数量上还是没有发生变化。”[26]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写的东西严肃深沉，令人读完之后希望找一些有趣的事情点亮心情。

令人不解的是，亚伦·伯尔有时也会被归入开国元勋之列。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都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记载了他们影响深远的渊博学识和思想。他们都在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相比之下，伯尔的编辑倾尽全力，也才整理出两卷信件集，而且其中许多信都是闲聊、杂谈、奇闻轶事以及他自己做的那些猥琐的两性之间的越轨行为。他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政策、宪法或政府制度的重要文章。汉密尔顿经常是对政策比对政治更感兴趣，而伯尔似乎只对政治感兴趣。在意识形态分歧巨大的年代，伯尔一直扮演一个灵活的投机主义者，游走于那些具有坚定的政治观点的同事中，不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汉密尔顿曾质问伯尔：“难道没有原则也值得夸耀吗？有做事有条理、聪明能干，但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吗？我认为没有。”[27]汉密尔顿曾经更严厉地指责伯尔说：“他从来没有计划或者是帮助实施任何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28]

伯尔聪颖博学，但却对国家政策没有任何贡献，这是件令人颇为费解的事情。伯尔博览群书，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记录表明，在1790年，伯尔阅读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的九部著作。然后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了总共44卷的《现代通史》（Moderory）。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会去阅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的女权主义者的宣传册《为妇女权利而辩护》（AVindihtsofWoman）呢？更不用说四处热心推荐了。“你要相信，”伯尔对自己受过教育的妻子西奥多西娅说，“她是女性权益的坚定鼓吹者，在我看来，这是天才之作。”[29]然而，正是这个伯尔也会对他的妻子说出冷酷无情的话，在给西奥多西娅的一封回信中，伯尔尖酸刻薄地评论说：“这是我从你那里收到的最愚蠢的信之一了。”[30]

如果当初不是想做政治家而钻研法律的话，伯尔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卓越的律师，与汉密尔顿在纽约律师界一较高下。他承认尽管汉密尔顿有时候会夸大其词，但他的演说能力比自己更优秀。他还指出，如果有人胆敢与汉密尔顿比试笔头功夫，那么一定会自取其辱。[31]然而，一些和伯尔合作过的人却认为伯尔才是更好的律师，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作为一名律师还是一名学者，伯尔都毫不逊色于汉密尔顿。”伊拉斯塔斯·鲁特将军（GeusRoot）强调说：“伯尔至少在推理能力上，是能够和汉密尔顿平分秋色的，不过他们的辩论方式大不相同……我常常说起他们，如果他们在法庭上成为对手，那么伯尔半个小时所说的话汉密尔顿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说完。伯尔讲话简明扼要，令人信服，而汉密尔顿则语言流畅，让人着迷。”[32]汉密尔顿以无懈可击的辩驳压倒对方，伯尔则以巧计和陷阱让对手自投罗网。

汉密尔顿承认伯尔在法庭上足智多谋，但他指出这个外壳之内其实空无一物。“可以肯定地说，伯尔在法庭上能够胜出，依靠的是机智灵巧，而非合理的判断和严密的逻辑。”[33]在另一个场合，汉密尔顿更为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他的论点简明，他的致辞令人愉快，他的举止则更令人欣赏——它们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但当我分析他的论点时，我从来都无法洞悉他的‘伟大’究竟存在于何处。”[34]汉密尔顿敬仰法律，而伯尔则常常流露出对法律的厌倦和藐视。他说：“法律就是驳倒对方，保护自己。”[35]

事实上，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这种竞争，是起源于他们从事法律业务的初期。伯尔早期的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JamesParton）讲述的一则故事证明了这一说法。某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为一个客户辩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先说，谁做最后的陈词。协议规定由首席律师做最后的总结陈述，汉密尔顿希望自己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伯尔对汉密尔顿这种自负的行为十分生气，以至于在他一开始发言，就把汉密尔顿可能说的要点全都讲了出来。很显然，伯尔这一招非常奏效，尴尬的汉密尔顿在最后几乎无话可说了。[36]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它应该算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数不多的几次无话可说的情形之一了。

作为纽约的一名律师，汉密尔顿很愿意帮助这个国家从充满希望的革命年代顺利过渡到依靠严肃的法律统治的战后平稳时代。他知道和战争时代一样，维持和平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多年的战争所造成的那种暴戾倾向能被疏导为有益的力量吗？独立战争把各种团体团结在一起，如果战时同志情谊未能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阶级对立、区域差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会让这个新生国家四分五裂吗？这些问题在英军曾经的大本营——纽约显得尤为急切。即使是在战前，纽约的革命积极性似乎就不如其他地方热烈，并且这个州被英军占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汉密尔顿明白，许多纽约市民在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或者是完全的亲英分子，他们对英国人的离开感到遗憾。他对罗伯特·莫里斯说，他认为在战争爆发时，纽约市民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希望英国继续统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独立……现在可能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内心还是站在敌人一边的”。[37]

许多爱国者发现，对亲英分子施以同情是很困难的，这些人通常都是富裕的英国国教徒商人和旧社会的中坚分子。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纽约城已经目睹了许多英国人的暴行。一大群美国士兵被囚禁在停泊在东河上的英国监狱船里，船上虱子肆虐。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船上的1。1万名爱国者由于污物、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而死去。许多年来，死者的尸骨都在岸边受着海水的冲洗。纽约人如何能够宽恕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