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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幽灵（第1页）

第十一章幽灵

在度过了沉闷的童年时代之后，汉密尔顿需要的是一个轻快活跃的大家庭，汉密尔顿的家庭医师塞缪尔·巴德医生（Dr。SamuelBard）帮助艾丽萨不停地把一个又一个小汉密尔顿接到这个世界上来。1784年9月25日，汉密尔顿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取名安杰莉卡，以向艾丽萨的姐姐表示敬意。1788年，汉密尔顿有了他的第四个孩子。这个受宠的男孩最先接受洗礼，被命名为詹姆斯·亚历山大，用以向远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汉密尔顿的父亲致敬。汉密尔顿从来没有以他母亲的名字蕾切尔来命名自己的孩子，也许这暗示着他对母亲还残留着某种痛苦的回忆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在20年的时间里一共生了八个孩子。结果可想而知，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艾丽萨要么是身怀有孕，要么就是忙着抚养照顾孩子，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汉密尔顿对女色的沉溺吧。

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亚历山大于1786年5月16日出生后，汉密尔顿夫妇做出了一项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忽略了的慈善之举：他们收养了一个孤儿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爱德华·安特尔上校（elEdwardAntill）是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老兵，战后当过律师，经营过农场。当他的妻子于1785年去世后，他忧伤过度，还要拉扯六个孩子。到了1787年的时候，在一场大病之后，他希望汉密尔顿夫妇帮忙照顾两岁的女儿范妮。两年后，爱德华·安特尔也去世了，因此汉密尔顿和艾丽萨就一直抚养着范妮，直到她12岁的时候和她另一个已经结婚的姐姐生活在了一起。“在所有方面，她所受的教育和待遇都和汉密尔顿的亲生女儿一样，她嫁给了亚瑟·塔潘（ArthurTappan）——纽约有名的慈善家。”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说道。[1]远在伦敦的安杰莉卡也对她妹妹艾丽萨的高尚行为表示赞许，她告诉汉密尔顿说：“你对我的所有赞美在我妹妹收养孤儿这一慷慨而慈善的壮举面前都黯然失色。”[2]艾丽萨自己嫁给了一个孤儿，又收养了另一个孤儿，还与人合办了一所孤儿院，这些事实强调了她对被抛弃的孩子怀着一种特别的同情和怜悯，这或许可以解释，除了她那些明显的优点外，她为什么能牢牢吸引住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夫妇在华尔街居住了10年的时间。从现在能看到的素描画上，我们可以看出过去的华尔街是一条繁华的大道，街道两旁是一排排用砖砌成的三层建筑。在纽约市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土路的时代，四轮马车在铺满鹅卵石的大道上疾驰，穿着考究的人们在砖砌的人行道上闲逛漫步。尽管汉密尔顿的账目显示，朋友借给他们无数笔小额贷款，资助他们渡过难关，但这对小夫妻依然过着惬意的生活，并且经常参加社交娱乐活动。离开军队后他的第一次购物显示出他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他买了细颈的盛水瓶、两个啤酒杯和一打葡萄酒杯。当约翰·杰伊和萨拉·杰伊夫妇在1784年从法国回来，并在百老汇大街8号安顿下来后，活泼的汉密尔顿夫妇在他们家所编写的“晚餐和宴会客人名单”中位居前列。由于十分喜爱戏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还是百老汇帕克剧院的常客。

尽管经常穿着昂贵的衣服出席社交活动，但和她的丈夫一样，生活中的艾丽萨也是十分朴素节俭和勤勉刻苦的。艾丽萨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主妇，她会自己制作手提包和咖啡壶衬垫，会插花，会自己编织桌子上的桌布，为家具设计样式，制作精美的甜食和可口的糕点，为孩子们缝制内衣，等等。她制作蜜饯和馅饼，常常用羊肉、禽肉、小牛肉配以土豆和萝卜为家人准备美餐。汉密尔顿夫妇还会收到从奥尔巴尼的斯凯勒家中定期送来的新鲜货物，汉密尔顿家也从来不缺大瓶的好酒。

汉密尔顿夫妇早期婚姻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遗憾——由于大西洋的阻隔，他们经常要与安杰莉卡分居大洋两岸。从1783年到1785年，约翰·巴克·丘奇就一直逗留在巴黎处理美国与法国政府商业上的事务。所有见过安杰莉卡的名流都会对她一见倾心，她也很快就与当时同在巴黎的美国驻法国公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她祈祷着某一天汉密尔顿能够来到欧洲，接替本杰明成为驻法国公使。当她的丈夫在伦敦的萨科威尔大街买了一栋住宅，而后又在温莎附近买了一栋乡间住宅的时候，安杰莉卡感到十分懊恼。在1785年夏季这一段时间里，丘奇夫妇暂时返回了美国，在回到英格兰居住之前，他们拜访了正因公出差费城的汉密尔顿。后来，汉密尔顿像被遗弃般地写信给安杰莉卡：

我担心，你已决定离开美国和这里爱你的亲人。我看到你离开费城时带着罕见的不安，好像预示着你再也不回来了一样。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除非我们能在欧洲相遇，否则我将再也无缘相见。这是我们共同的想法。想象一下这给那些爱你的人所带来的痛苦吧，当然还有给我带来的痛苦，你那善良、挚爱你的妹妹艾丽萨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我已无法用言语来表达。[3]

表面上，安杰莉卡在伦敦和巴黎的名流们社交聚会的豪华沙龙里过得舒心快活，似乎是那个奢侈浮华世界里的天生居民，然而她从来没有克服思乡的情绪，她一直渴望着能回到艾丽萨和汉密尔顿的身边，回到她在美国的故土。

由于丈夫终日忙碌，照顾家庭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艾丽萨的身上，并担负起教育孩子的任务。詹姆斯·汉密尔顿留下了一篇令人愉悦的短文，说明她每天早上是如何教他们学习的。他记得母亲总是“坐在桌子的一边——那是她的习惯——膝盖上铺着一张餐巾纸，把面包切成片，然后为孩子们涂上黄油，他们站在她的旁边，依次阅读《圣经》里的一章或者是戈尔德史密斯的《罗马》中的一部分。当功课做完后，她就喊爸爸和哥哥姐姐们吃早饭，吃好饭后，孩子们就收拾好东西去学校了”。[4]和玛莎·华盛顿一样，艾丽萨从来不公开谈论政治，也不鼓舞她丈夫的野心。与此同时，她从未偏离丈夫的政治理念，与他默契配合，并且把他的政敌当作自己的敌人。

作为一个深受宗教影响的妇女，艾丽萨坚信自己的孩子要接受宗教思想的教育。1788年10月12日，她和汉密尔顿来到华尔街西面的三一教堂，为三个最大的孩子——菲利普、安杰莉卡和亚历山大——施行洗礼。斯凯勒夫妇、冯·司徒本和来访的安杰莉卡·丘奇见证了这场受洗。自1790年开始，汉密尔顿一家租下教堂的第92排座位。汉密尔顿为三一教堂（也就是后来纽约圣公会贵族聚集的地方）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与多年前那个在国王学院每天两次虔心跪拜祷告的年轻人相比，汉密尔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新教徒，他并不明确地从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经常去教堂或参领圣餐。像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更多地受到自然神论的影响，提倡宗教的理性基础，不相信上帝会主动干涉人类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也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并把基督教当作一种道德和正义的普世性体系。

汉密尔顿对人性负面的看法并没有让他对家庭生活心生沮丧，反而让他更加珍惜。他的八个孩子似乎从未对他们的父亲说出不敬的话。必须承认，由于他英年早逝，这种评判方法显然是吹毛求疵，但是，我们在他们的家信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任何对他的抱怨。到家的那一刻，他会抛下一切公务，进入孩子的想象世界中。他的儿子詹姆斯说：“和善的秉性让他的房间成了孩子们和朋友们最愉悦的场所。当女儿安杰莉卡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时，他始终陪伴在她身边。他与孩子的交流总是充满温情和信任，由此让孩子们充满自信和热情。”[5]

汉密尔顿涉猎广泛，不知满足地收藏各种书籍。这个靠自学成功的人从未停止过学习。他更喜爱来自英国的那些智者、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劳伦斯·斯特恩（Laureerne）、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dsmith）、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Chesterfield）、托马斯·布朗爵士（SirThomasBrowne）、托马斯·霍布斯、霍勒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其中他最珍惜的书籍是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合著的一套八卷本的《旁观者》；他经常把里面的文章介绍给年轻人阅读以提升他们的写作能力和道德情操。他从未停止过对古圣先贤们的思索，从老普林尼（GaiusPliniusSedus）到西塞罗，还有他敬爱的普卢塔克，他的书架上总是堆满了法国的文学作品：伏尔泰和蒙田的散文、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莫里哀的剧本。为了让孩子精通法文，这位后来严厉谴责法国大革命，激发全美国义愤的政治家专门请了法语家教。

从汉密尔顿住在纽约开始，他就为当地的许多公共机构做着贡献。为了改善纽约州的教育质量，他经过多方努力创立了教育评议委员会，并且从1784年到1787年在委员会任职。当时国王学院已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以示完全摆脱英国王室的影响，他成为母校的理事，并被学校授予荣誉文学硕士学位。他还参与了数不清的社区规划项目，包括向市议会申请重新安置威廉·皮特的雕像，因为这座雕像被放置在华尔街的中间，阻碍了交通；他还努力改善街道的卫生设施，要求委员会“垫高街道的中间部分，这样雨水就可以自然往街道两边流了”。[6]

汉密尔顿多次向朋友伸出援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司徒本，国会曾口头向司徒本承诺，如果爱国者能够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那么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当战争胜利而国会背信弃义时，汉密尔顿把司徒本带到自己家中并教他如何向立法机关写申诉书。他们罗列了美国对这位落魄勇士的种种没有偿付的贷款条目，最终司徒本获得了纽约州北部65平方千米的土地。

汉密尔顿和艾丽萨还援助了一个35岁的画家拉尔夫·厄尔，他画了许多革命时期的战斗场面。之前，他在伦敦跟随本杰明·韦斯特（Be）学习，在1786年返回纽约后，由于肆意挥霍的生活习惯，厄尔把钱都花得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甚至被送进了专门关押债务人的监狱。汉密尔顿同情厄尔的遭遇，劝说艾丽萨“到债务人监狱去，让厄尔给她画一幅坐着的肖像，艾丽萨又说服了其他一些女士也这样做。通过这种方式，这个艺术家赚到了足够的钱来支付他的债务”。詹姆斯·汉密尔顿后来这样记录。[7]为了表达对汉密尔顿夫妇资助的感激之情，厄尔为艾丽萨画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肖像，画中的艾丽萨坐在一张椅子上，腕上戴着华丽的饰品，詹姆斯·汉密尔顿认为，这幅画出色地捕捉到了这位“诚挚、活泼、睿智的女士的所有特点”。[8]

到30岁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成了纽约的杰出人物和北美大陆精英集团中的一分子。从西印度群岛的穷少年到现在的声名显赫，他跨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距离。偶尔地，他烦恼的过去还会意想不到地闯入他的脑海。约克镇战役之后，汉密尔顿被告知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彼得·拉维恩在南卡罗来纳州去世了，他给汉密尔顿兄弟——哥哥詹姆斯和弟弟亚历山大——各留下了100英镑的遗产。拉维恩和他的这两个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兄弟的关系是如此疏远，以至于在他的遗嘱中称呼他们是“西印度群岛中圣·克罗伊岛‘现在’或‘以前’的居民……亚历山大和罗伯特（原文如此）”。[9]彼得·拉维恩之所以想起汉密尔顿，是因为对方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还是因为他得知这位“私生子”兄弟奇迹般地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副官呢？

事实上，汉密尔顿并没有被这种迟来的悔过而感动，相反，他轻蔑地指出彼得·拉维恩把自己的大批财产——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圣·克罗伊岛的土地——留给了他的三个关系密切的好友，而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从汉密尔顿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艾丽萨的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判断汉密尔顿早就知道在这场遗产分割中受到了欺骗。“你知道这一情形，这减轻了我的悲伤，”汉密尔顿告诉艾丽萨，“然而，我的内心告诉我，这是我作为他的兄弟的权利。他死的时候很富有，但是却把财富转让给了陌生人。我听说他给我留了一份遗产。但我根本没兴趣知道那是多少钱。”[10]通过充当威廉·约翰逊爵士的遗嘱纠纷的律师，我们同样可以得知汉密尔顿对于这个遗赠的态度。威廉·约翰逊爵士碰巧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彼得，还有八个私生子女。汉密尔顿在一份严厉的裁定中指出：“我的观点是，八个私生子女中的在世者都有权分享原本仅属于彼得的遗产。”[11]

回顾往事必定让汉密尔顿痛彻心扉，所以他几乎与旧日相识断绝了联系。战争期间，他曾写信给圣·克罗伊岛的导师休·诺克斯，诺克斯对他的成功感到十分自豪，对他和华盛顿之间的亲密感到惊讶不已，并恳求他撰写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但是，到了1783年，诺克斯哀伤地给汉密尔顿写信，抱怨昔日的弟子用三年的沉默来回答自己。诺克斯述说了自己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当你在军营中风餐露宿，耳边响着密集的炮弹声的时候，你还会每隔五六个月忙里偷闲给我写信；而现在是和平时期，风平浪静，你却好像连两分钟的空闲时间都没有……你是不是现在太富足、太骄傲，以至于丧失了记忆力……我希望你快点解释一下这种奇怪的现象吧！”[12]

汉密尔顿赶紧回信安抚诺克斯，解释说他从没收到这些信件。诺克斯随即笑逐颜开地回复：“你的回答不仅令我释怀，而且让我有意外的收获。”[13]此时，诺克斯的脑中一定浮现出那个柔弱但却坚定的少年，因而他叮嘱汉密尔顿不要过度工作而让自己筋疲力尽。尽管汉密尔顿这次修复了与诺克斯之间的裂痕，但诺克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再未收到汉密尔顿的来信。汉密尔顿没有兴趣重游圣·克罗伊岛，也不想带艾丽萨回顾他的童年生活。他是否想从精神上远离西印度群岛，从而在美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七年后，惊闻诺克斯去世的消息，汉密尔顿必定悔恨没能与他敬爱的导师再见一面。在《皇家荷属美洲公报》的旧文章中，汉密尔顿颂扬诺克斯“挚爱着全人类”。[14]很明显，诺克斯的确对汉密尔顿表示出了一种特别而又持久的爱护。

1785年5月，汉密尔顿久未露面的哥哥小詹姆斯来信向他借钱。从汉密尔顿回信的地址上看出，小詹姆斯已经迁居到了托马斯街（接下来的一年他很可能死在那里，死因不明）。汉密尔顿的回信令人震惊地揭示了他和这个做木匠的哥哥还有他的父亲变得有多么疏远，尽管他曾努力与他们保持联络。汉密尔顿对于小詹姆斯没有收到六个月前自己寄给他的信感到惊讶，他还温和地责备了一下他的哥哥，说这是许多年来他从小詹姆斯那里收到的第二封信。我们无法得知小詹姆斯是如何看待他这个飞黄腾达的弟弟的，难道他没有一丝嫉妒？原谅了哥哥不写信的行为，汉密尔顿也表达了自己热切希望帮助他的愿望：“你所描述的处境让我感到难过，没有比这更让我痛心的了，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15]同时汉密尔顿也说了他自己的前景是“还是不错的”——这是他唯一一次谨慎地提到他的巨大成就——他还说自己希望帮他定居在美国的农场里，但是目前自己无力向他提供更多的援助：

我对你的爱不允许我忽略你的幸福，我希望时间将证明我会做一个弟弟能够做的一切。现在我只能恳求你在你现在的地方再继续努力一年或两年，到那时，我应该能够把你安排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更加舒适的地方。请允许我提醒你，如有可能，尽量避免陷入债务中。另外，你是否结婚？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希望你暂时保持单身，这也许对于你目前的生活是有益的。[16]

汉密尔顿对于他哥哥小詹姆斯到底是结婚了还是单身毫不知情，这一事实暗示着他们两兄弟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当汉密尔顿转而谈到他们那不负责任的父亲时，他那充满辛酸的言辞更加让人心碎了：

我们亲爱的父亲到底怎么样了？虽然我曾给他写过几封信，但我收到他的回信或是听说他的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唉！我都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世，我再也没有机会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了。一想起他的不幸和经济上的拮据，我就心如刀绞。有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说，可能他的兄弟已经帮助了他，现在他已经过着平静而惬意的生活了；有时候我又担心也许他正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如果你知道，我恳请你告诉我，消除我的疑惑。如果他还活着，请告诉我他现在如何或者人在何处，如果他去世了，也请告诉我他在哪里去世的以及去世的原因。但愿他还健在。如果你还能联系到他，希望你能告诉他，我时刻准备着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让他过上幸福的日子。请他给我写封信吧。[17]

这封信证实汉密尔顿对父亲的状况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他猜测哥哥与父亲仍有联系。除此之外，这封信也清楚表明了汉密尔顿对自己的父亲更多的是怀着一种关切和悲伤而不是愤怒。

汉密尔顿一生中一直与之保持联系的圣·克罗伊岛上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汉密尔顿的表姐安·莱顿·文顿，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读书时，她一直为他提供资金上的帮助，当安·莱顿·文顿的丈夫于1776年去世时，她终于从这个不幸的婚姻中逃脱出来。四年后，她嫁给了苏格兰人乔治·米切尔（GeeMitchell），第二年米切尔申请破产，迫使他们离开了圣·克罗伊岛。三年后，他们搬到了新泽西州的伯林顿。对于安来说，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她在1796年抱怨说她和她的女儿“还在经受由于贫穷所带来的每一次艰难”。[18]汉密尔顿有时会在费城遇到米切尔先生，每次都尽力为他提供经济和法律上的帮助，但是后来他却挑剔说汉密尔顿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来减轻他的困苦，为此汉密尔顿十分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