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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威严而又令人尊敬的议员（第1页）

第十二章威严而又令人尊敬的议员

独立战争之后，纽约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期。但因为债务膨胀、资金缺乏以及贸易日益萎缩，这种繁荣景象慢慢减退，到1785年，纽约的经济已经停滞不前了。商品价格的下滑对负债的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被迫用日渐缩水的收入来偿还他们的贷款。作为纽约银行的董事，汉密尔顿担心有些债务人会因为贫困而拖延偿还义务，使债权人遭受损失。后来，他这样形容每况愈下的商业环境：“当货币交易的信心被摧毁时，工业的兴起自然就无从谈起了。”[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幻想，他担心穷人会通过起义来夺取富人的财产。有产阶级会被那些债务人和失业者挟为人质。认识到一场危机迫在眉睫，汉密尔顿告诉利文斯顿家族中的一名成员说：“那些关心财产安全的人或者是关心政府繁荣的人”必须“想方设法使那些原则不坚定的人处在立法机构的管辖之下”。[2]尽管汉密尔顿必将加入即将到来的喧闹的新民主政府，但目前他仍不准备竞选州立法委员。当他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1785年4月《纽约信报》公布的州立法机构候选人名单中时，他急忙要求发行人把他的名字划掉，他说“在目前的时刻”暂不考虑竞选这个职位。[3]汉密尔顿不想提前做出决定，很有可能是希望在一个更合适的时刻登场。

在汉密尔顿看来，对纽约州来说，主要威胁现在可以归结于一个人：州长乔治·克林顿。作为独立战争时期的州长，克林顿是在战时脱颖而出的，他受欢迎的程度无人能及，所以连任了两届州长。克林顿是一个身材矮小、肩宽背厚、大腹便便的人。他粗浓的眉毛、蓬乱的头发、肥胖的面颊，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强壮的鱼贩或是搬运工。

关于他的所有事情都表明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于汉密尔顿的大部分职业生涯而言，乔治·克林顿都是纽约一个不变的存在，是他政途中隐约显现的一座难以越过的大山。虽说在相貌上显得笨拙粗野，但在政治上克林顿却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克林顿最终连任七届州长，成为两届副总统，因为他代表着后来成为美国政坛的一支主要力量：地方平民主义者的领袖，既不过度审慎，也不过度放纵，被民众视为“自己人”，受到广泛的爱戴。正如为他编写传记的作家约翰·卡明斯基（JohnKaminski）所说：“乔治·克林顿的朋友认为他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他的政敌则认为他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4]

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乔治·克林顿早年在阿尔斯特县做律师，也是纽约立法机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曾在大陆会议工作过一段时间。战争时期，克林顿作为陆军准将保卫哈得孙高地。在当地自耕农心目中，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能保护他们抵抗那些统治纽约的贵族：利文斯顿家族、斯凯勒家族、伦塞勒家族，以及哈得孙河地区的其他贵族。带着老练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西奥多·罗斯福后来评述说，克林顿知道如何利用“农村自有土地者冷淡、怀疑的情绪”和他们“目光短浅”的嫉妒心。[5]然而，尽管有着共和党人坦诚的气息，但克林顿并非是一个真正品格高尚的人。他自己有八个奴隶，并且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他生活很节俭，但那是因为他人尽皆知的吝啬，而不是因为他真的缺钱。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身兼数职的人总喜欢炫耀他那自命不凡的头衔——“乔治·克林顿阁下，绅士、州长和民兵总指挥、纽约州海军舰队总司令”。[6]

汉密尔顿与克林顿的关系并非以冲突作为开端。尽管克林顿年长汉密尔顿16岁，二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书信往来，并一致认为支持国会很有必要。汉密尔顿很赞成华盛顿选择克林顿指挥在哈得孙流域作战的美军。但是随着汉密尔顿和艾丽萨·斯凯勒结婚后，汉密尔顿追随自己的岳父，成为克林顿的死敌。到1782年的时候，尽管汉密尔顿仍然称赞克林顿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他逐渐认识到克林顿是在卑劣地迎合大众，“尤其是在新一届选举临近之时”。[7]随后10年，汉密尔顿对克林顿的批评变得越发刻薄。他发现这个州长粗暴无礼、脾气败坏，他所谓坦率的举止其实是对自己的算计和城府的掩护。克林顿“做事谨小慎微、狼顾狐疑”并且很少“没有预先策划和设计”就盲目行动。[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乔治·克林顿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并非仅仅由于克林顿的执政理念。汉密尔顿担忧美国的民主政治会被一些蛊惑民心的政客所破坏，这些政客会装腔作势地说一些平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来隐藏他们的专制主义。乔治·克林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伦·伯尔的行为都逐渐显现出令汉密尔顿担忧的特征。克林顿也不赞成设立银行，认为银行只不过是让投机者敛财的工具，把钱从辛苦劳作的农民手中转移到了投机者手中。更让汉密尔顿坐立不安的是，克林顿在战后采取站在了严惩亲英分子的立场上。一位亲英分子历史的编撰者这样评价克林顿：“他用最残酷无情的方式审讯、侮辱、囚禁和惩罚亲英分子。在他的命令下，亲英分子身上被涂满焦油、粘上羽毛，装在车上游街示众，被施以鞭刑。他还在向他们收取极高的罚金后将他们驱逐出境。简而言之，一切残酷的手段——包括死亡——这个‘暴君’都用到了。”[9]

汉密尔顿或许可以容忍克林顿的所有缺点，但有一项例外：克林顿支持纽约州自治，反对国会统一管理。克林顿对汉密尔顿的爱国热情十分了解。他曾略带讥讽地评论汉密尔顿是“一个杰出人物，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有雄心壮志”，但是他“想要迫不及待地实施他的毁灭性计划，企图联各州合并在一起”。[10]可以说，汉密尔顿对各州政治活动的冷嘲热讽与他对乔治·克林顿的失望密切相关。在纽约州州长的敦促下，纽约州对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货物强行增加了一项关税，由此激怒了城里的商人和货主。许多进口货物都销往邻近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如今却被纽约州额外征收了高额的税款。不仅如此，纽约州还对来自新泽西州的农产品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木材设置了一项“进口”税。克林顿沉湎于贪得无厌的金融掠夺，不愿与其他州分享利润。最终，当邦联国会建议向进口商品征收5％的邦联关税时，汉密尔顿双手赞成，而克林顿却坚决反对。

州际关系在贸易上的紧张状态是如此严重，以至于1786年被任命为国会主席的纳撒尼尔·戈勒姆（NathanielGorham）担心，纽约州和邻近州的冲突最终会演变成内战。同样的，其他拥有海港的州与通过他们的港口进口货物的邻近州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贸易纠纷。这些州都在攫取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贸易政策的制定权。这种情形让汉密尔顿相信，除非建立一个对海关税收拥有垄断权的新联邦政府，否则国家必将分崩离析。由于各个州在税收上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不可能为了公共利益做出自我牺牲。

1786年4月，随着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汉密尔顿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同意纽约立法机构选为任期一年的议员。后来，他告诉自己的一个苏格兰亲戚说：“邦联政府的软弱导致公共事务混乱不堪，局势召唤我再次参与公务生活，尽管我很无奈，但我不得不参与其中。”[11]事实上，从他展示出的改革热情中，我们看不出他有丝毫勉强。他被明确的目标所驱使，立志制定一项重大的长远计划。汉密尔顿告诉特鲁普，他之所以愿意参选州议员，是因为他计划“参加下一届州立法委员会”，他打算在政府结构的问题上，让州立法委员会“屈从于他所构思的改变”。[12]实际上，汉密尔顿参选州议员只是导致制宪会议召开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步。

通向召开制宪会议的道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这条路的开端始于1785年的芒特弗农。当时，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委员们解决了关于波多马可河航行的争端，他们希望这个解决的方案成为解决其他州际争端的一个范本，并且在1786年初呼吁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一个大会，目的是“制定一些对促进共同利益有必要的贸易规则”。[13]詹姆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对于让各州恼火的贸易和边界争端感到沮丧。1786年3月，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随后写信给在巴黎的美国公使，讲述了“目前我们商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和拥有主要港口的州正在榨取邻近州的利益。[14]害怕各州立法机构制定只顾自己的自私法律，麦迪逊提醒杰斐逊说，这些州“如此频繁、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让最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都感到忧虑”。[15]

1786年5月，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任命了六名委员到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是最终，只有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纽约州的首席律师埃格伯特·本森参加了会议。这次表面上不太重要的任命，实际上对汉密尔顿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如果他错过了安纳波利斯会议，他或许会与制宪会议失之交臂，或许也无法成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了。罗伯特·特鲁普后来宣称，汉密尔顿明白安纳波利斯会议将成为做更大事件的前奏，“除非把这次会议看作通往制宪大会的铺路石，否则他对商业贸易类会议毫无兴趣”。[16]不知是由于运气、事先策划，还是一种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本领，汉密尔顿神奇地出现在美国早期历史的每个重要转折点。

9月1日，汉密尔顿自己掏腰包起程前往安纳波利斯。经过了漂泊的青年时期和战时的颠沛流离，汉密尔顿对旅行几乎不再有兴趣，现在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在行军的士兵。由于在旅程中身体欠佳，汉密尔顿延误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安纳波利斯。艾丽萨最近又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小亚历山大，所以汉密尔顿十分想念他的孩子们。他一到马里兰就匆忙给艾丽萨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短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刻骨的思念：

我很高兴孩子顺利出生了，然而我却不能回家，不能在你和我亲爱的小家伙们身边。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弥补我所错过的天伦之乐，我的心绪无法安宁……实际上，我对家的依恋，使我不适合在外出差或者度假，一想到我会在这里将逗留十天八天，甚至两个星期，就让我充满了焦虑，我的贝特西同样急切地盼我回去，她必能体会我的心情……请像我温柔思念你那样记挂我，我们一定会幸福快乐的。[17]

很明显，自从求爱时期以来，亚历山大和艾丽萨之间的爱情就从未冷却，婚姻让这个不羁浪子成为一个恋家的男人。

对于选择相对隐蔽僻静的安纳波利斯作为会议的召开地点，麦迪逊解释说，会议的组织者是有意避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国会所在的区域，目的就是防止代表们受挟于外部党派。委员们被安排住在乔治·曼恩的城市旅店——城市旅店是一个有100多张床铺的大型旅馆——在州议会大厦陈旧的公共会议室里召开工作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少——只有来自5个州的12位代表露面。不过代表稀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摆脱那些反对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人。这个国家主义者团体的密切团结使得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商业争端到对支离破碎的《邦联条例》的批判，都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麦迪逊比汉密尔顿早几天抵达安纳波利斯。他为参加这次会议所做的全面、专业的准备，几乎无人能及。筹备会议之初，杰斐逊就给他寄送了大量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论著，此时在麦迪逊的头脑里一定塞满了关于共和政体和邦联政府的种种先例。自从在邦联国会共事以来，汉密尔顿可能一直未见过这位朋友。在这段时间内，麦迪逊研究法律，并一直在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里任职。麦迪逊身材瘦小、谢顶、眼睛深陷、眉毛浓重，好学上进，富有书卷气。汉密尔顿一定很高兴与这位故人叙旧。尽管我们不太知道安纳波利斯会议的细节，但看起来很确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已经开始共同进行哲学思考，开始酝酿两年后《联邦党人文集》的问世。在这一刻，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州权主义者。

安纳波利斯的与会者很快达成共识，各州之间在商业上的争端是政治结构上的潜在缺陷的外在表现。他们达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催促各州派出代表，在5月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会议以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汉密尔顿撰写了结论**澎湃的开篇，由于言辞过于辛辣，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Randolph）要求汉密尔顿把它撕毁。汉密尔顿当然勃然大怒，义正词严地回绝了他。此时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拉到一边，力劝他做出战术上的退避。“你最好是顺从这个人的意思，”麦迪逊告诫汉密尔顿，“否则的话，全弗吉尼亚州的人都会反对你的。”[18]汉密尔顿冷静下来后，终于答应做出让步。

最终的定稿版本解释说，委员们冒险超出他们最初的授权是因为“调整贸易的权力涵盖广泛而全面”，以至于决定这个问题需要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同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更加细密的研究，他们发现现行体制的弊端比原来想象的要“更大、更多”。[19]安纳波利斯决议指出，政治系统是一个精细构建的体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必定关系微妙。这明显是汉密尔顿发出的声音，反映出他倾向于从系统层面解决问题，重视事物之间的微妙影响。

当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返回各自所在的州，要求州议会对安纳波利斯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进行考虑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麦迪逊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给予了热情的称赞并且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制宪会议代表团的领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所在的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克林顿扮演了扫兴者的角色。对于这种决定，他表示“强烈反对”。他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断言“现在的《邦联条例》能实现美利坚合众国的目标”。[20]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虽然乔治·克林顿所领导的立法机构里许多议员开始赞同安纳波利斯决议，但他本人却一直对改革加以阻挠。

早在1776年，约翰·亚当斯就准确预言，战后“最复杂、最重要、最危险、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政府。[21]汉密尔顿现在全身心投入其中，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战略上的准备。为了向汉密尔顿表示敬意，纪念他为增进国家团结所做出的努力，凯瑟琳·德林克·鲍恩（eDrinkerBowen）在自己关于制宪会议的经典著述中写道：“在那些早早就开始为改革而奉献的人中，有3个人贡献尤为突出——华盛顿、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这三个人当中，有证据显示，汉密尔顿是促成1787年制宪会议的最强大力量。”[22]当然，麦迪逊的支持者可能会对此表示不同意见。

经济问题贯穿于《邦联条例》引发的所有矛盾中，美国实质上已经破产了，邦联政府和州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偿还独立战争留下的巨债。在欧洲的证券交易机构中，投资者纷纷表示出对美国信用能力的怀疑态度：他们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抛售美国的债券。“美国命悬一线。”古维内尔·莫里斯如是说。[23]

许多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一样负债累累。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召开之时，马萨诸塞州西部农村发生骚乱，几千名负债的农民抗议剧增的税收和他们的土地赎回权被取消。他们拿着棍棒和干草叉，关闭了法院，使用武力阻止对他们土地的查封。正如汉密尔顿担心的那样，经过了8年的战争，用暴力来抗议权威已经成为习惯。因这次骚乱的首领名叫丹尼尔·谢斯（DanielShays），所以这次起义被称为“谢斯起义（ShaysRebellion）”。丹尼尔·谢斯，曾经的民兵队长，一夕之间成了平民英雄。

美国独立战争似乎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是内战。起事者穿着昔日大陆军的制服，还按照1776年的做法，在帽子上别上了铁杉树枝条的花纹。1787年2月，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减轻债务的立法，尽管这时州民兵已经平息了骚乱，但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起事件的余波。许多债权人和有产者都对州政府日渐扩大的权力感到不安，并对疲软的邦联政府感到失望。邦联政府已经廉价出售了自己的最后一艘战舰，整个邦联政府的军队也被缩减到仅仅700人。

此前，在罗得岛州就曾爆发过农民起义，激进分子鼓吹废除债务以及财富均分。正当人们好奇这些起义者能走多远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就传来了谢斯起义的消息。这些起义暴露的问题，正是汉密尔顿善于解决的经济问题。

“我的天啊。”华盛顿这样评价叛乱，他对一些起义者把美国的土地当作“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感到惊骇。[24]詹姆斯·麦迪逊向他的父亲表达了类似的对叛乱者的恐惧：“虽然他们自称目标仅仅在改革宪法和阻止行政暴行。但是，我强烈怀疑他们还想取消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并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25]麦迪逊认为软弱的共和政体是暴乱的真正原因，而杰斐逊对此事的反应却是沉着泰然。“我认为偶尔发生一些小混乱是一件好事情，”他从巴黎写信告诉麦迪逊，“对于政界也同样必要，就像在自然界一定会有暴风雨一样。”[26]杰斐逊安慰威廉·史密斯上校的话，后来成为经常被引用的名言：“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27]汉密尔顿时常担心混乱循环往复，最终导致恶果，但暗自得意的杰斐逊却认为周期性的暴行是能够自我纠正的。

通常口若悬河的汉密尔顿对谢斯起义却罕有地保持了沉默。他之所以缄口不言是因为同情农民所遭遇的不幸，可是却轻视他们的行事方法。汉密尔顿希望邦联政府能够接管各州战时留下的债务。相反，马萨诸塞州议会解决自己的债务的办法就是给农民施加更繁重的税负。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六卷，汉密尔顿写道：“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税务压力的产物”[28]“如果谢斯不是被债务逼上了绝路，那么马萨诸塞州是否会陷入内乱，是值得怀疑的”[29]。农村的骚乱和起义，证明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的正确性，即邦联政府必须拥有税务分配权，公平地分担各州的税负负担。

许多美国人怀疑脆弱的邦联能否承受住富人与穷人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日积月累的矛盾。1787年2月，为了遏制国家财政日益恶化的势头，汉密尔顿在纽约州立法会上表明了自己英勇无畏的立场，支持国会提议的5%的进口税。汉密尔顿不指望仅通过一次进攻就击垮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们，因为他们维护州权的口号深得人心。立法委员塞缪尔·琼斯在评论汉密尔顿的这次行动时说：“在开会期间他告诉我，民众都期盼着他，他不应该让他们失望。否则就不会在州立法会议上重提此事了。”[30]汉密尔顿发表了一个长达1小时20分钟的马拉松式演讲，向人们展示了邦联统治之下美国的严酷面貌。他指出，国会依赖于13个州自愿上缴税款，但一些吝啬的州缴纳的只是他们规定税额的一小部分，甚至直接抵赖。由于邦联国库空虚，没有剩余的钱支付债务或建立美国的海外信誉。就算国内的债权人会表现出耐心，但是国外的债权人则不会如此。“邦联政府应该有权强制执行他们的要求，”汉密尔顿警告说，“迟早他们会这样做。”[31]汉密尔顿认为邦联权力处于无序和错位的状态：“如果这些州不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邦联政府之下，他们相互之间绝对会发生战争，他们之间的分歧会使他们遭到外国势力和阴谋的伤害。”[32]

汉密尔顿精辟的阐述遭到了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无情地轻视，他们用无礼的方式做出回应，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而无需费力去反驳汉密尔顿的演讲。正如汉密尔顿预期的那样，邦联国会的税收计划彻底落空了，他一贯流利的口才也由于身体上的筋疲力尽而不得不屈服。尽管他很快就因支持者的欢呼而支撑了下来，恢复了元气并且到剧院去看了一场戏。“在参议院那次著名的支持进口税的演讲之后，汉密尔顿去剧院看戏，”玛格丽特·利文斯顿（MargaretLivingston）告诉她的儿子，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当他进门的时候，有人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有人说他比克林顿更适合当州长。”[33]

在立法机构任职期间，汉密尔顿对两项措施进行过投票表决，反映了他关于自己孩童时代的一种矛盾的感情。最奇怪的是，他赞同一项禁止因通奸离婚者再婚的议案。西印度群岛也曾有一项类似的苛刻法令，便是致使汉密尔顿的父母无法将他立为合法的婚生子的原因。如果说这次投票显示了汉密尔顿对母亲潜藏的怨恨，那么另一次投票则流露出对她的爱意。当时，立法院正在讨论一项阻止未婚生子的母亲杀害刚出生的子女的议案。这个议案的目的是禁止那些非婚生子女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将其杀死。一个有争议的条款规定，如果孩子死亡，未婚的母亲必须有证人证明孩子出生时就是死胎或者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死的。这意味着未婚的母亲不得不公开承认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汉密尔顿对此不敢苟同，有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反映了汉密尔顿的恻隐之情：

汉密尔顿先生评论说，这个条款既不明智也不公正，他希望从议案中删除这一条款。为了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他充满情感地描述了一位不幸女人的尴尬遭遇……通过隐瞒她的失贞事实，她的不幸可能会到此为止。她就可以改过自新再一次被这个道德社会所接纳。这个条款是在强迫她向全世界公告她的羞耻，因此她很有可能甘愿承受隐瞒所带来的惩罚，也不愿意公开她的过失。[34]

当塞缪尔·琼斯支持这个措施的时候，汉密尔顿用“滔天的辩词”对他进行了反驳，并且说服立法机构站在了自己这一边。[35]汉密尔顿为了这个措施如此费力地争辩，意味着加勒比海残留的骇人记忆仍然在他的脑海中不安地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