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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罪恶的交易（第1页）

第十五章罪恶的交易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编织关于构建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宏伟计划之时，处于草创阶段的行政部门显得有些局促。到任财政部的第一天，汉密尔顿面对的是一套空****的房间，不过他很快添置了一张精致的桃花心木办公桌，纺锤形的桌腿上以女像装饰。他将在这张桌子上完成数量惊人的工作。汉密尔顿的演讲、文章和报告从不假他人之手，他留给后人的信件几乎全都是亲笔写就的。

乔治·华盛顿在芒特弗农的仆役远比他在纽约市当总统时要多得多。新政府成立后，汉密尔顿掌管着最大的部门，其职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39人。当时，国务院只有5名职员，这种对比直接引发了一种恐惧，大家认为汉密尔顿在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打造庞大的追随者队伍。与国防部相比，财政部的势头热火朝天。“当亨利·诺克斯到达纽约时，”传记作家诺思·卡拉汉（North）写道，“上任初期几乎无事可做，这位战争部部长的全部属下就是一名书记。”[1]身为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不得不设计有关簿记、稽核和审计的基本体系，其中的许多制度历经时间的考验，被沿用了许多代。汉密尔顿让自己完全沉浸于这些最平凡的工作中，似乎在享受管理方面的挑战。在过往行人的眼里，这位财政部长可能是一个性格孤僻、若有所思的男子，他把自己封闭在思想的深渊里，极少与陌生人的眼神接触。一家纽约报纸戏言，任何人要想当上财政部长，都得“偶尔现身于街头，并低头仔细地盯着人行道，就仿佛陷于沉思遐想中一般”。[2]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极少有闲暇时间来缓解工作压力。安杰莉卡返回英国后，艾丽萨和孩子们回到了奥尔巴尼，留下汉密尔顿一人在纽约处理堆积如山的公务。“没有你们在身边，我非常孤独，”他在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我越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我们的团聚。”[3]当月，艾丽萨回来后，她和汉密尔顿随乔治·华盛顿夫妇一同前往约翰大街剧院观看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的喜剧《批评家》（TheCritic），这对他俩而言是一次激动而难忘的经历。看到华盛顿入场，乐队奏起了《总统进行曲》（President’sMarch），全场掌声雷动。伊丽莎饶有趣味地记得一件事，某位名叫麦基弗的女士头戴巨大的鸵鸟毛饰物出席玛莎·华盛顿的招待会，后来这个时髦的头饰被支形吊灯点燃了。当时任总统助理的威廉·杰克逊迅速冲到这位女士身边，双手拍打羽毛，将火焰扑灭。

在汉密尔顿最初的那些公务缠身的日子里，这种娱乐是极其少见的。他必须创建海关，因为海关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任第二天，他向所有海关征税员下发通知，要求上报每个州累计关税的准确数字。当下面反馈上来的一些数额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时，他猜想东海岸一定盛行走私，由于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多少了解到一点走私的内幕，这引领他走向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告诉一位记者：“我正在考虑设立巡逻艇队的问题。”这可能是最早关于海岸护卫队的记载。[4]

汉密尔顿获取信息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他向港口负责人详尽地询问了关于灯塔、导航台以及浮标的情况。他让海关征税员提供货物装船清单，以便他能够确定出口货物的准确数量和种类。在他的指挥下，政府的基础统计系统逐渐成形。他还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要求所有海关税收不仅可以用金银，还可用纽约银行和北美银行的票据支付，这个创举推动了美国从使用硬币向有效的纸币体系的过渡。

汉密尔顿一向守时——他曾经说过，“我讨厌工作上的拖延”，他迅速组建了一支具有强烈公众服务意识的一流团队。[5]在他被提名的当天，就已经确定了包括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审计师奥利弗·沃科特（OliverWolcott）在内的5名助手。当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梅雷迪思（SamuelMeredith）被任命为出纳主管时，这位雄心勃勃的部长训诫他说：“你应该马上开始工作，这件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6]

汉密尔顿选中了自己的朋友，机敏、优雅、活泼的威廉·杜尔担任第一任部长助理。威廉·杜尔娶了斯特林勋爵的女儿凯蒂小姐为妻。选择杜尔做自己的助理将给汉密尔顿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杜尔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投机者，他后来的种种丑闻玷污了汉密尔顿的声誉。杜尔在英国长大，后来在伊顿公学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其父去世后，少年杜尔开始在孟加拉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因不适应当地气候，健康严重受损。杜尔曾在安提瓜岛的家庭种植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纽约州北部，离斯凯勒在萨拉托加的地产不远的地方，杜尔买下了一块林地，并向英国海军出售木材。由于他在英国时与迈尔斯·库珀交上了朋友，所以杜尔还在国王学院上学时，他就认识了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为何要选择将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杜尔做助手呢？这令许多朋友迷惑不解。事实上，这两人的政治观点和奔放的性格是一致的，并且杜尔的履历显示他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还在英国时，杜尔就公开表示过殖民地人民的不公平待遇，极力赞同改革以避免叛乱。独立战争时期，他向大陆军供应物资，在大陆会议任职，并参加了草拟纽约州宪法的会议。杜尔相当聪颖，汉密尔顿曾邀请他加入《联邦党人文集》编撰团队，但最终没有采用他的两篇文章。得到汉密尔顿提拔时，他在旧财政委员会担任秘书一职的3年任期刚刚届满。1789年，汉密尔顿特地为他设立了助理部长的职位，想方设法地让他留任。

令人遗憾的是，威廉·杜尔的道德品质异常低劣，总是在公务与私利之间浑水摸鱼。那年秋天，汉密尔顿要做出将极大影响未偿付政府证券价值的决定，因此他身边的同事必须要做到保密和廉洁。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杜尔一直拿政府债券进行豪赌。轻佻的杜尔还向密友泄露了汉密尔顿对政府债务进行融资的计划，这则重大内幕消息引发市场震动。在汉密尔顿任职的一周后，诺亚·韦伯斯特就给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投机商送去了关于财政部长融资计划的机密细节，并将消息来源注明为“与部长助理杜尔的户外交谈”。[7]参议员威廉·麦克莱持之以恒地写日记，他记录了关于国会议员参与国债投机的种种流言，并指出：“毋庸置疑，一切混乱都溯源于财政部，罪魁祸首就是杜尔。”[8]

可悲的是，杜尔的行为引发了一种不公正的传言，即新成立的财政部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事实上，汉密尔顿一上任就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并发布了职员不得参与政府证券交易的政策，为美国公务员行为准则树立了一个关键性的先例。汉密尔顿自己放弃了所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商业投资。即便在后来，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仍说自己“小心谨慎”地避免同“那些所谓的投资行为发生关系”。[9]这一切越发令人困惑，为何汉密尔顿竟然被杜尔的无耻诡计所蒙蔽。汉密尔顿对于人格品性具有出众的洞察判断力，威廉·杜尔事件是他敏锐的眼光被蒙蔽的少数几个案例之一。

由于杰斐逊还没有到达纽约就职国务卿，汉密尔顿就毫不客气地代理了他的工作。一位名叫乔治·贝克威思（GeeBeckwith）的英国外交官，兼任加拿大总督的副官，他有意与美国新任财长举行非正式会晤，就此事向菲利普·斯凯勒打探口风。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是人所共知的。10月份，他与贝克威思的秘密会面安排得非常谨慎，因为英国还没有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双方的讨论具有非官方的性质，虽然汉密尔顿再三向贝克成思强调，自己的言辞反映了“这个国家最开明人士的观点。我非常自信地向您保证，他们中间包括华盛顿将军，还有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10]出于安全考虑，贝克威思在发回伦敦的关于本次会面的报告中，用密码“7”指代汉密尔顿。后来，这项保密措施成为汉密尔顿是英国代理人的荒谬证据。事实上，华盛顿知道这次秘密会谈，并收到了汉密尔顿呈送的会议备忘录。

汉密尔顿与贝克威思就诸多领域交换意见。谈到与英国签署一份通商条约的前景时，他明显流露出个人情感倾向：“相比其他国家，我更愿与贵国保持联系：我们都使用英语，在偏见和偏好上都存在相似性。”[11]贝克威思称，麦迪逊向国会提交的歧视英国商船的议案让他感到不安，汉密尔顿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谈到麦迪逊，汉密尔顿说:“事实上，这位先生是个智者，虽然与时代有些脱节，但他既不腐败，也不会被收买，对此我深信不疑。”[12]

汉密尔顿建立美英商贸联系的计划非但不是为了曲意讨好英国，而是附着了种种微妙的威胁与**。他在预言未来美国之壮大时，明确表示英国应当认真对待美国的购买力：“我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是贵国的主要客户。”[13]他承认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不及英国，但有朝一日必将成为能与之抗衡的经济大国：“尽管必须花费数年时间，我们的国民经济基础才能从农业转化为制造业，但我们是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家。”[14]汉密尔顿指出，美国作为原材料生产地，目前已形成了与制造业巨头英国的完美配合；另一方面，北方各州已经开始在制造业领域有所作为，如果英国阻挠美国，这种对英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威胁将迅速增长；倘若英国拒绝合作，美国完全可以与法国结盟，进而威胁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产业。

汉密尔顿非但不是亲英走狗，更不是高级间谍，他在每一个回合中都顽强地捍卫着美国的利益。他和贝克威思讨价还价，决不卑躬屈膝。他坚持美国应当有权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他希望英国能够尊重《和平条约》，放弃在俄亥俄河谷的西部要塞。汉密尔顿唯一背离官方政策的地方，就是他赞同英国拒绝移交在革命中叛逃投敌的奴隶。他对贝克威思说：“既然已经向这些人承诺了要保护他们，再要将他们送交给他们原来的主人，这是不可能的。”[15]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汉密尔顿暗示，美国很快将派出使者前往英国，以继续讨论本次会谈所涉及的问题。10月7日，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讨论了任命，并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将古维内尔·莫里斯派往英国。正式就任为财政部部长之后的数周之内，汉密尔顿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作为政府对外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地位。

汉密尔顿能分神处理外交事务着实令人称奇。与贝克威思的会面是那年秋天汉密尔顿不得不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国会希望在次年1月看到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他必须概括出美国的财务窘境，并就如何解决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巨大公共债务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正如完成51篇《联邦党人文集》那样，汉密尔顿又一次投入了与孤独而艰巨的劳动的持久较量。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究，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草拟出了一份4万字的论述——一本宣传册，其中所有复杂的数学计算都是他亲自完成的。

正当革命一代的其他人憧憬着美国乐园的时候，汉密尔顿继续在英国和法国历史中钩沉思想。他极度崇拜法国财政大臣雅克·尼克，此人曾提出政府举债增强军事实力的观点；但在公共财政方面，真正指引汉密尔顿的北极星是英国。早在17世纪90年代，英国就已成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颁布法令对酒类征收消费税，为公共债务融资（也就是说，抵押某些收入，以保证其债务的偿还能力）。18世纪，英国大量扩展了公共债务。债务非但没有削弱英国的国力，反而带来了多方面的利益。公共信用使英国有能力组建皇家海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维持全球商业帝国的地位。同时，为偿付债务而发行的政府债券刺激了经济发展，因为债权人能够用政府债券作抵押以获得贷款。汉密尔顿效仿英国的实践，但并不像批评家所指责的那样，他无意于把美国变为前母亲国的附庸。他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的繁荣与自给自足，最终使这个国家更少地依赖英国资本。汉密尔顿希望施用英国的方法，从经济上战胜英国。

汉密尔顿在准备报告时，对原始资料的选择采取了博采众家之长的态度。他仔细地钻研了大卫·休谟的《政治论》，休谟认为公共债务能够激发企业活力。孟德斯鸠则指出，国家应当尊重财政义务，“因为一旦公共信任破裂，就不可能只涉及局部，而是会殃及全局”。[16]托马斯·霍布斯则强调证券转让合同是神圣的，自愿交易的人必须承担所有后果。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观点也对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惊人的影响。独立战争中，汉密尔顿的行囊里总背着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现在它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波斯尔思韦特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凭借诱人的利率不断借入资金。除非债权人可以自由购买和出售它的债券：“政府信贷的本质，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借给国家，除非他们拥有购买和出售其公共债券的权利，以应不时之需。”[17]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正是汉密尔顿希冀在美国奉行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

汉密尔顿为报告的事情殚精竭虑地拼命工作着，期间也征询过同一时代几位杰出人士的意见，包括曾断然拒绝他跳级要求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彭。这位教育家谦恭的回复一定让汉密尔顿忍俊不禁：“阁下认为，敝人可以就阁下目前承担的重要职责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敝人对此深感荣幸。”[18]汉密尔顿深知，美国革命已经引发了全民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他问麦迪逊：“下一步征什么税，人们的抵触会少一点呢？”[19]此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还保持着一种政治同盟的关系。有位女士记得，曾经看见他们一起“逗弄一只爬到邻居院子里的猴子，笑得前俯后仰”。[20]但就在这时，麦迪逊写给汉密尔顿的一封信第一次预示了两人宿命的分裂。麦迪逊不赞成长期政府负债，他担心政府债券会落入外国人手中：“由于他们比美国人有钱，而可投资的有效途径又相对要少，他们能够并将大量囤积美国人手中的债券。”[21]麦迪逊写下这无声的异议时，汉密尔顿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很快将葬送他们的友谊。

如果汉密尔顿只是专注于竭泽而渔的财务问题，那么他的《公共信用的报告》（ReportonPublicCredit）永远都不可能赢得如此深远的历史声誉。相反地，他以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为视角，描绘了一幅政府财政机制的详尽蓝图。汉密尔顿在卷首提醒读者，政府负债是自独立战争继承而来的“自由的代价”，理应由国库偿还。[22]在一场反抗苛捐杂税的叛乱中，各州征税遭到了纳税人的抵制，而国会也缺乏征税的权威，举债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现在，未偿还债务的数额非常巨大：国家负债5400万美元，加上各州负债2500万美元，总计7900万美元。

汉密尔顿认为，自由与财产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政府应当尊重自己的偿债义务，因为契约构成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基础：“国家和个人一样，谁信守承诺，谁就会得到尊重和信任，出尔反尔则会众叛亲离。”[23]为妥善处理政府负债，美国应当以可承受的利率发行新债，并使之成为刺激经济的强心剂。政府债券作为抵押贷款的功能和货币一样——汉密尔顿指出，削弱经济并导致土地价值严重缩水的原因是资金匮乏。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轻国度，它缺少的只是流动资本，而政府债务恰能弥补这一供应的缺口。

管理政府债务的奥妙在于通过定期留存一部分的收入，以偿还本金和利息。汉密尔顿驳斥了那种认为其资金积累计划将会滋生投机行为的指责，恰巧相反：如果投资者确信政府债券会得到偿付，则证券价格的波动就不至于太大，投机者就失去了可利用的机会。重要的是，人们相信政府能够进行偿付：“表象在事关信用的问题中的意义最为重大。人们的评价是它的灵魂，而这同时受到表象和事实的影响。”[24]汉密尔顿凭直觉意识到公共关系与公共信任的建设将是未来每一任财政部部长的特殊使命。

究竟怎样为这些债务提供资金，将成为最受关注的政治问题。在独立战争时期，很多富裕的公民投资于债券，很多退伍军人的津贴也被债券所取代。但是在13州联邦成立以后，债券的价格急转直下。正直的爱国者或因生活所迫，或确信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偿付，被迫以1美元面值兑换15美分的低价售出自己的债券。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融资方案的实施以及受到保障的政府偿付，这些债券能够告别颓势，恢复足额票面价值。

然而，这一令人愉悦的前景却陷入了政治窘境中。如果债券升值，投机商是否应该将这意外横财收入囊中？或者这些钱应当返还给早在数年前就卖出了贬值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者？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参加了独立战争的英勇的士兵。汉密尔顿明白，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特性。汉密尔顿必定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确信地写道，就酬劳原始持有人和惩处当前投机商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持否定态度，因为那样“将会使公共信用毁于一旦”。[25]部分原因是这种有利于债券原始持有者的“歧视性措施”难以操作，政府将不得不追本溯源，找到当前拥有者之前所有的过手投资者，然后确定其买入和卖出价格——就管理而言，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汉密尔顿完全可以到此为止，避开政治问题，搬出技术术语做挡箭牌。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改变了辩词。他说，最初的持有者并不完全是高尚的受害者，而当前的买主也不单单是掠夺成性的投机商。原始投资人在需要现金时已经得到了现金，并且显示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而投机商用自己的钱财承担了风险，他们理应为此得到酬劳。通过这种方式，汉密尔顿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并确立了美国证券交易的法律和道德准则：证券可自由转让和交易，投资者自行承担交易损益。汉密尔顿认为，“政府不能回溯干预金融交易”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短期利益。为树立“证券转让”的概念，如果有必要的话，汉密尔顿宁愿让唯利是图者得到好处，而让爱国的好公民蒙受损失。通过这场豪赌，汉密尔顿为美国未来卓越的金融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报告的继续进展，汉密尔顿一步一步踏入了布满重重政治陷阱的领域。下一个敏感问题是，有些债务是13个州所欠，有些是联邦政府所欠。汉密尔顿决定将所有债务合并为一体，称为“联邦债务”。他写道：“经过对该问题的反复思考，部长得以确信，由联邦承担各州的债务，并对其提供与联邦债务同样的资金供给，将成为健全政治和真正公平的度量衡。”[26]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反响，其广度与深度不亚于汉密尔顿为巩固美国政府而付诸的其他任何努力。

为什么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是如此关键呢？首先，这更有效率，因为整体性的债务解决方案可以取代许许多多相互竞争的小规模方案。另外，这还蕴涵着意义深远的政治逻辑。汉密尔顿知道，债券持有人会维护对他们负债的政府。如果负债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债权人的忠诚就会投向中央政府。汉密尔顿更感兴趣的是保证政府的稳定与生存，而非让债权人致富或培养特权阶层。沃尔特·李普曼后来这样谈及汉密尔顿：“他利用有钱人来达到一个比增加国家和个人财富更伟大的目的。”[27]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天真地认为，富人具有更广泛的公共责任感，会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利己主义，追逐集体利益。

承担各州债务还有其更深远的好处。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征收进口税的独家权利。如果各州必须自行偿还债务，他们就会对这一垄断权利提出抗议，并试图从进口税中搜刮钱财，从而再度上演《邦联条例》实施时期的混乱局面。汉密尔顿相信自己的计划将使各州失去与联邦政府争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会。

汉密尔顿还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各州负债是否应当按照原始利率进行偿付。他知道如果不实行强硬的税收政策，这就不可能实现，而强硬的税收政策也许将引发暴乱，乃至削弱整个国家的力量。他也不希望让那些从小投资人手中低价收购国债的投机商得到过于慷慨的奖赏。于是他决定，对利率仅为4%～5%的外债足额偿付；而如何处理利率为6%的国内债务，则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为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汉密尔顿决定对这部分国内债务采取赖账的办法，虽然他没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把赌注押在债权人身上，认为他们会接受以相对更低的利率换取更稳定的债券，该债券在利率降低时，政府不得回收（即现代术语中的“不可赎回债券”）。为吸引国内债权人，他提供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供其自愿选择。例如，债权人能以6%的原始利率得到部分偿付，其余部分则以西部土地作偿，借此他们将得以分享边境土地升值的好处；或者，他们可以接受利率稍低，但支付周期更长的付款方式。为了增加类似选择的吸引力，对投资者的偿付可以按季支付，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按年。最重要的是，债权人可以用债券来抵扣税款。这个计划中的大部分选项是汉密尔顿独创，没有先例的。汉密尔顿的支持者褒扬这个计划蕴涵着令人惊叹的巧妙构思；对于他的反对者而言，这个计划充斥着专为蒙蔽公众而设计的难以捉摸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