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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罪恶的交易（第2页）

为了确保债务的偿付，汉密尔顿知道必须向国外举债，并增加除已在控制之下的进口税之外的其他国内税种。他提议在美国境内对葡萄酒和酒精饮料征税，以及征收茶叶和咖啡税。汉密尔顿指出，首批“消费税”中，被征税的产品“全都是奢侈品，大部分都是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其中一些，如果过度使用，还是有害的”。[28]汉密尔顿深知，这样的税收有可能会抑制消费及减少收入，但他对是否一定会导致如此后果持怀疑态度，因为“每一种奢侈品都牢牢地抓住了人类的嗜好，而人类很难远离奢侈，特别在其成为习惯之后”。[29]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汉密尔顿重申，保证金充裕的负债应当是保卫美国繁荣的“国家福祉”。他担心，这一陈述会被曲解为主张永久性的公共负债。他的担心后来成为现实。穷其余生，汉密尔顿将为自身观点被故意歪曲而备感沮丧。他谴责对手忽略了他报告中关键的一页，在这一页中写道，他“热切地期望，在美国公共信用系统中，贯穿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举债措施应当与清偿手段如影随形，债务的产生应该伴随债务的消灭”。部长认为这条准则是“开展公共信用的真实而不朽的奥秘”。[30]三年后，汉密尔顿暴躁地提醒公众，他在“专门论述公共债务”的“最初的信息交流中”就提出要清偿债务，“这份报告中的一些语句，现在被曲解为‘倡导公共负债即公共福祉’的理论”。[31]实际上，在汉密尔顿的文章中，对沉重负债的警告，远远超过了对公共负债作为流动资本来源的赞美。在呈交第一份报告的五年后，余怒未消的汉密尔顿警告说，不断累增的负债，“可能是所有政府的先天顽疾。除此之外，很难找出引发阵发式的全国性爆动的其他原因了”。[32]

为确保债务按时清偿，汉密尔顿提议建立资金蓄水池（资金蓄水池是一个与总预算分离的收入储备，专门用于偿还债务），由邮政收入提供资金，政府要员实施管理。它可以使收入与贪婪政客的突发奇想绝缘，后者时常为了短期利益，萌发挪用财政部款项的念头。资金蓄水池每年偿付5％的债务，直到全部偿清为止。由于未偿付债券当时的交易价格低于原始票面价值，一旦证券价格上扬，政府将从这种回购中受益。因此，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一样能够在证券价格上涨中获得利润。汉密尔顿得出结论：“作为部长，我认为政府应当实施一定的政策，尽快提升股票价值，使其达到真实水平。”[33]他浑然不知，成功将来得如此之快，而成功的后果将招来如此之多的麻烦。

甚至就在汉密尔顿编纂这些目录的时候，政府债券的交易价格迅速上扬，心理预期的作用比汉密尔顿所期望的更为强劲在财政部长眼中，这证实人们对新政府的强烈信心。利率止跌，并出现上下浮动，这表明债权人对美国信用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汉密尔顿报告的准确内容一直保密到1780年1月。国会会议召开时，所谓的债券经纪人——或富有的证券交易商——聚集在联邦大楼外，拽着议员们刨根问底，想方设法地要打探出汉密尔顿计划的细节。投机商如果能正确地预测汉密尔顿的意图，就能赚取巨额利润，所以在纽约的各种晚宴上，他们竖起耳朵，不漏掉汉密尔顿所说的每一个字。很多富商已经安排代理人前往未开发的南方地区，大量收购贬值的州政府债券，一旦联邦政府承担这些债务，这些债券将会立刻升值。汉密尔顿周围弥漫着一种颇具传染力的贪婪氛围，但对于企图从他口中探知口风的任何尝试，他都婉转地予以回绝。1779年11月，弗吉尼亚州的亨利·李来信向汉密尔顿询问能否透露一点计划。李在信中表示，希望自己的请求不会太失礼。汉密尔顿的回信展现了一位审慎的财政部长的典型形象：

当你说不愿使我为难时，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解答了你的全部疑问。但是，请你记住那句谚语：“恺撒之妻，须置身于怀疑之外”。我认为其要义适用于任何关系到国家金融管理的人。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怀疑永远无处不在，哪怕最无辜的事情也容易招致曲解。[34]

在提交报告的前夜，汉密尔顿心神不宁、寝食难安。他在给安杰莉卡的信中写道：“明天，我将公布预算，你能想象得到，今天我有多忙，并且相当紧张。”[35]安杰莉卡很快从伦敦的书店里给他寄去了财政方面的专著。情绪激动并跃跃欲试的汉密尔顿此刻明白，他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吵，而立法机关中的敌人们正在磨刀霍霍、蓄势待发。当他告知国会，自己已做好提交报告的准备时，一场关于报告应该由其本人亲自宣读还是以书面形式提交的争论就爆发了。由于担心汉密尔顿干扰立法部门的工作，国会没有批准他亲自阐述报告。于是这本51页的宣传册于1月14日在众议院由他人代为宣读。报告很长，读到最后，很多议员像木偶一样僵坐在椅子上。

很久以后，丹尼尔·韦伯斯特盛赞汉密尔顿的报告：“罗马神话里的密涅瓦（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脑中诞生，也比不上美国金融体系从汉密尔顿的灵感中涌现那样妙不可言。”[36]这个观点将经受历史的考验，成为现代人的共识。但在当时，诽谤中伤者立即叫嚣起来。他们被汉密尔顿复杂的计划及其供债权人选择的多种排列组合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反对者感觉到，汉密尔顿的行动过快，令他们难于领会其意图。他所设计的经济机制如此精巧，其啮齿与车轮完美地相啮合。要想损害任何部件，就必然会毁掉全部。后来汉密尔顿谈到这个独创性的结构时说：“信贷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息息相关。一旦枝条受损，整棵树都会腐烂。”[37]

当时，公众内心深处有一种错觉：任何与英国稍有相似之处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或许，这才是汉密尔顿需要克服的最固执的偏见。此外，还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会打破政府内部的权力均衡状态，害怕天平将向行政部门倾斜，而不是“民意机构”众议院。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写下了他对汉密尔顿计划的恐惧：“他建议无区别地对待债权人，并且以英国大臣的风格自上而下地递送其议案。”[38]除了关于财政部权力的断言，批评家还害怕立法者被行政执行部门贿赂。麦克莱和其他人甚至怀疑有几名议员已经购入了政府证券。“这种罪恶的交易，”麦克莱总结道，“将使作为部长的汉密尔顿万劫不复。”[3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美国的靡菲斯特的荒诞谣言由此诞生了。在麦克莱眼中，纽约的金融家都是与汉密尔顿相勾结的邪恶党羽，他们妄图建立“建国以来最猖獗的投机狂潮”。[40]

汉密尔顿否认议员参与政府证券投机一事。他向华盛顿保证，“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名立法机构的成员能称得上股票经纪人或证券交易商”。对于那些确实拥有证券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在战争时期已持有证券——汉密尔顿不认为他们有任何过错：“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持有本国债券被视为腐败和犯罪。我相信，拥有债权的国会议员屈指可数。”[41]

麦克莱嘲笑汉密尔顿的声明，并认为国会与纽约的投机商结成了邪恶的联盟：“几乎整个城市都奔忙于此，所有人都竭力对国会的评判态度施加影响。在这项肮脏的工作中，没有哪个国会议员能真正与这件肮脏的事情脱离关系……从今往后，我们可以将投机视为国会的一项工作。”[42]麦克莱的疑虑发乎内心，但与汉密尔顿的许多反对者一样，他对财政知识基本上一无所知。当资金蓄水池开始在下半年回购政府债券时，麦克莱只注意到这是一个让投机者大捞一笔的机会，却未能意识到，这种市场运作减少了负债并降低了利率，从而使经济整体受益。汉密尔顿打造的系统不一定奖励公正或善良，就这一点而言，麦克莱和其他批评者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该系统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债券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国流通起来。罗伯特·R。利文斯顿评论道，投机热潮“使所有人为之发狂”，甚至感染了顽硬如铁的反联邦派人士乔治·克林顿和梅兰克顿·史密斯。[43]众议员詹姆斯·杰克逊震惊于投机行为的猖獗，形容这些人是“贪婪成性的狼，四处搜寻可供饱餐之猎物”。[44]1月末，杰克逊站在国会大厅中抗议汉密尔顿报告所产生的“浩劫、投机和毁灭”，并控诉说，很多投机商因为事前得到消息而获利。他宣称，在过去两个星期内，有三条满载投机商的客船从纽约港出发，前往南方扫**州府债券，其目标是那些对汉密尔顿计划还不知晓的债权所有者。他响亮地宣布：“我的灵魂为这种贪婪堕落的卑鄙行为感到愤慨。”[45]

另一位批评者，费城的本杰明·拉什，则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表示出一种出于无知的义愤。拉什夸张地认为，国会目前是在“为英国国民立法”，他不仅反对公共债务，而且把一切形式的负债都当作对社会有害的东西。“我们不能过分重视公共信用，”他警告说，“其之于国家，无异于私人信用和贷款机构之于个人。它滋生债务、奢侈、腐败以及破产……每一次想到部长孤注一掷的报告将必然给我们年幼的合众国带来罪恶时，我都感到无比难过。”[46]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汉密尔顿的报告使潜在的南北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独立战争期间，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多为南方人，后来，北方人从他们手中低价“骗取到了这些债券”。这是一个重大误解。汉密尔顿否认曾发生过这样的地域转移，认为目前债券之所以集中在北方，是因为大部分战事发生在这里，有更多的北方士兵曾获得债券。然而，关于狡诈的北方商人蒙骗了善良的南方农民的印象丝毫没有得到改观。雪上加霜的是，汉密尔顿自己社交圈子中的纽约人——詹姆斯·杜安、古维内尔·莫里斯、威廉·杜尔、鲁弗斯·金——都囤积了数目可观的政府债券。菲利普·斯凯勒一人就拥有金额达67，000美元的债券；传闻说，参议会对汉密尔顿方案的中伤令他非常惊慌，以至于“竖发冲天，仿佛印第安人向他开火射击”。[47]看来，汉密尔顿并没有完全兑现那句格言：立法者，譬如恺撒之妻，应当置身于猜疑之外。我们可以窥见农村居民对城市金融家的恐惧，这种心理将长期渗透在美国政治之中，其开端正是关于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争议。

汉密尔顿知道，当前很多能从其措施中获利的债权人远非高尚之辈。然而，他的目光始终看向美国的未来，而不是此刻的口诛笔伐。他正在为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打下根基。“关于财产的基本原则，以及所有形成社会联系的基本原则，往往在其日常运行中遭遇特别的艰辛与伤害。”他对华盛顿说，“然而，公共秩序和普遍幸福要求这些原则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容忍局部的罪恶总要好过违背基本原则。”[48]

1790年2月18日，众议院开始讨论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这次讨论占用了第一届议会第二个会期的大部分时间。麦克莱的日记告诉我们，焦躁不安的汉密尔顿早在一周之前就在议员中间展开了不停的游说：“就我所知，汉密尔顿先生为自己的债务融资系统心神不宁。他很早就来等候发言人，并且我相信他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在议员间奔走。”[49]汉密尔顿的执着影响了许多议员。除了不知疲倦地四处游说，他还动员某些组织及权威人士为自己的计划摇旗呐喊。议会讨论开始的第二天，一位汉密尔顿的早期顾问，神学家约翰·罗杰斯博士造访了麦克莱，博士竭力为汉密尔顿创设的制度声辩，“就仿佛他自己身在讲坛。辛辛那提（协会）也是（汉密尔顿操纵的）一部机器，整个纽约城都是”。[50]不久，气愤的麦克莱痛斥汉密尔顿派出的“傀儡”和“爪牙”，说他们不知悔改地纠缠并诱劝他。[51]美国人已经拒绝了英国模式的议会制度，禁止行政官员参与立法，而汉密尔顿在国会里无处不在的身影，仿佛要打破这一观念。

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到大家认可，汉密尔顿曾寄希望于弗吉尼亚现任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华盛顿总统自宣誓就职以来，从社交礼节到大使选派等各种问题，都会定期向麦迪逊进行咨询。凭借其在宪法起草大会中的元老地位以及对《人权法案》和《联邦党人文集》的贡献，麦迪逊无疑是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议员。

汉密尔顿以为麦迪逊会支持他的计划。然而，当1790年2月11日这个弗吉尼亚人发表攻击债务融资方案的演讲时，汉密尔顿才恍如雷击般幡然醒悟。麦迪逊能够容忍政府债券现时持有人从其过去的升值中获利，但至于汉密尔顿方案将带来的未来升值，麦迪逊仍旧希望利益落在原始持有人身上，不管后者是在多早以前卖掉了证券。在麦迪逊看来，这些原始持有人并非如汉密尔顿指责的那般，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只是在万般绝望中卖掉了证券。麦迪逊认为无辜的爱国者正在成为牺牲品，而投机商从无知的村民手中收购债券。麦迪逊把这一点视为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背叛。

汉密尔顿大吃一惊。他已经展示了导致这种“区别待遇”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追溯原始持有人所需的文件可能遗失不全。而麦迪逊的提议，将会损害“证券投资人有权获取未来所有股息和利润”这一重要原则。汉密尔顿认为，政府干预这一权利，无异于将私有财产充公。麦迪逊的理念显示出爱国老兵的强烈情感诉求，汉密尔顿的思想则更加切合实际。

麦迪逊开始逐渐疏远汉密尔顿。虽然他声称自己反对的仅仅是汉密尔顿方案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在私下里，他却承认还有更多本质性的不满。他告诉记者：“我笃信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灾难的源头。”[54]尽管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组成的“普布利乌斯”小组已经指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各州的层面，但现在，麦迪逊却将刀锋直接对准这位能干的财政部长手中的联邦权力。约翰·亚当斯和其他人一样，似乎看清了麦迪逊作为议员的一面。“麦迪逊先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也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4月间，副总统亚当斯告诉朋友说，“但是他作为实干家的声望就像是法国泡芙。他那些最失败的措施和最愚蠢的议案会令他声名狼藉。”[55]

对汉密尔顿而言，麦迪逊的攻击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背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之一，公理会牧师兼投机商梅纳西·卡特勒（Maler）告诉朋友说，汉密尔顿把麦迪逊对其方案的背叛视为“对自己曾神圣宣誓捍卫的原则的背信弃义的叛逃”。[56]这次冲突将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恩怨，因为汉密尔顿与麦迪逊的分裂催生着美国两党体制的开端。债券融资之争结束了在新政府中昙花一现的政治共识。接下来的五年里，美国的政治风云是以人们赞同或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计划来评判的。

就在麦迪逊兵败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计划时，一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奴隶制的好戏在国会上演。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友递交了关于废止奴隶交易的陈情书，而由84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领导的“宾夕法尼亚州废除奴隶制度促进会”则呈上一份更激进的倡议书，呼吁彻底废除奴隶制。这一敏感问题自然在南方代表中燃起了熊熊怒火。南卡罗来纳州的埃达纳斯·伯克谴责贵格会“为**滋事而吹号鸣笛”，并要求旁听者退场，以免他们被这种异端邪说所蛊惑。[57]乔治亚州的詹姆斯·杰克逊声称，《圣经》本身已经证明了蓄奴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南方立法者以其过激态度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忍任何妥协。南卡罗来纳的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LoughtonSmith）则提醒诸位同僚，南方各州对宪法的认可是建立在不干涉蓄奴制度的前提之上的，任何违背这一保证的企图都会危及联邦的生死存亡。

废奴主义者的陈情书提交给了众议院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3月份的书面回复里，引证了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奴隶交易的20年宽限期，这意味着国会在1808年之前不具备废止奴隶交易的权威，更不可能解放奴隶。无论这是出于不情愿的实用主义，或彻头彻尾的怯懦怕事，废奴一事就这样被正式地判了死刑。众议院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刚刚策划了《人权法案》的麦迪逊告诉埃德蒙·伦道夫，南方应该用息事宁人的方法来隐藏奴隶制问题。他写道：“南方成员的正确策略应当是，让事情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59]麦迪逊在对废奴主义的理智同情与对南方反应激化的担忧之间犹疑不定。无论其动机是否倾向于挽救联邦而胜过保护蓄奴制度，麦迪逊都在巴结讨好他的弗吉尼亚委托人，因此他的观点将越来越富有个人主义和地区私利的色彩。

将蓄奴问题束之高阁曾是1787年成立联邦的先决条件，而现在的情况与179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汉密尔顿虽然激烈地批判奴隶制度，却深知这个极具煽动性的问题有可能颠覆联邦。他不能同时担当至高的国家主义者和至高的废奴主义者两重角色。显然，如果他为奴隶问题推波助澜的话——这很可能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斗争，他就无法推动自己力主的备受争议的债务融资计划。于是远见卓识的汉密尔顿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虽然他很可能在随后一年对蓄奴者发起秘密的沉重打击。历史学家菲利普·马什（PhilipMarsh）认为，汉密尔顿曾以“西维斯”的笔名，在1791年2月23日的报纸上挖苦过麦迪逊和杰斐逊：“至于黑奴，你们必须更加温柔地对待之……谁最热衷于讨论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正是那些一手摸着《人权法案》，一手将皮鞭挥向惊恐万状的黑奴的人吗？”[60]如果以上文字确是汉密尔顿所写，那么他是参考了英国激进分子托马斯·戴（ThomasDay）在1776年写下的讽刺文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确实荒谬的话，那就是美国的爱国者，一只手签署《独立宣言》，另一只手却挥舞着皮鞭，抽打惊恐不安的黑奴。”[61]

国会继续将奴隶制问题束之高阁，使南方的经济制度免遭舆论抨击，这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全部批判力量都瞄准了北方经济以及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和制造业体系。这一点在关于他的债务融资系统的白热化争论中迅速凸现。南方奴隶主宣称北方的金融家是邪恶的家伙，而南方的奴隶主则是正直善良的民粹主义者、植根土地的诚实公民。这正是政治天才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所需要的证词，他们将汉密尔顿建立的体系诬蔑为邪恶的化身，使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南方奴隶制这一可怕现实的注意力。他们猛烈抨击北方商人集中化的财富，而显然南方奴隶种植园才是财富集中的最可耻形式。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大型种植园主以“小农场的护民官”自居，肆意谴责股票、债券、银行和制造业，这些正是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

为了换回政治声誉，伯克狡黠地采用了迂回战术。1790年3月31日，他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累牍的慷慨演说，驳斥九个月前——1789年国庆日——汉密尔顿所作的关于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的悼词。他从悼词中摘出了汉密尔顿将人民自卫队称为“对军人义务的模仿”的词句。伯克认为这一说法带有侮辱性，并有悖于“许多南方人民自卫队民兵牺牲在自由的神圣祭坛前”的事实，“他们现今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坟墓散落在我们的林地与沼泽中”。[62]说罢，他把视线投向旁听者聚集的走廊——由于走廊上挤满了漂亮女士，他猜想汉密尔顿也坐在其中——他不再顾及政治礼仪，语锋直指财政部长：“当着与会者和在场观众的面……我要揭穿汉密尔顿的谎言。”[63]这种明目张胆的公然冒犯令人震惊，议员赶紧维持会议秩序，打断了伯克歇斯底里的爆发。

他们震惊的主要原因是，伯克给汉密尔顿贴上“骗子”的标签，已经冒犯了汉密尔顿的个人荣誉感。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一样，汉密尔顿生活于两个世界：以宪法为基石的现代世界和基于荣誉和尊严的古老封建秩序。任何对于个人荣誉的直接挑战，除非被收回，否则都必须在法律王国以外的荣誉战场——决斗场地上予以解决。当时，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在众议院门前偷听这场辩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伯克法官对汉密尔顿发起了粗劣的人身攻击，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决斗是不可避免的。”[64]

一些旁观者对伯克的行为并不在意。威廉·劳顿·史密斯认为伯克“说话的方式以及他的粗鲁只会落为笑柄”。[65]然而，汉密尔顿却笑不出来。一些立法委员尚不了解他好斗的天性，也不知道他会誓死捍卫自己的声誉。费舍尔·埃姆斯指出，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看重诚信和荣誉，就连以丝毫不能触犯著称的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MarcusPorciusCato）也不及他。“在触及或仅仅是似乎触及尊严与荣誉的所有问题上，汉密尔顿都无比强硬。”[66]当史密斯与汉密尔顿讨论这场纠纷时，汉密尔顿指出了伯克对其政策的批判与人身攻击之间的区别。史密斯写道：“汉密尔顿对我说，作为财政部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忽视有关他财政部长身份的任何偏见，但是，对于伯克的这一次，他却无法宽恕。”[67]史密斯还指出，伯克与州长乔治·克林顿交往甚密，据传伯克正在追求克林顿的一个女儿。他还猜测：“克林顿对汉密尔顿恨之入骨，因此很有可能是他怂恿伯克这样做的。”[68]

当天晚些时候，伯克剑拔弩张地回信，继续向汉密尔顿施压。他别有用心地赞扬南方民兵的勇敢。他知道必须对为何拖延了九个月才发表谴责做出解释。他辩称，鉴于汉密尔顿当时的声望，如果当时就那样做，“将是彻头彻尾的卑劣行为”。[70]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气氛中，争论进入了白热化，并形成不同的派系。麦克莱说：“整座城市因伯克和汉密尔顿之间可能发生决斗而感到焦虑，许多人对此事的关注，可能真的会引发两人间的愚蠢决斗。”[71]

由六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对这起纠纷进行最后的仲裁。他们得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汉密尔顿，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南方民兵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另一封来自伯克，后者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向汉密尔顿致歉。这次仲裁巧妙地与“决斗”的潜规则合拍。接着，流言开始转向伯克开火，事情的结果是，伯克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变得更低了。

然而，对于汉密尔顿而言，这一事件也说不上是胜利。在其缅怀格林将军的纪念演讲中，他无端地攻击了南方士兵，也没有表现出对平民政治的虔诚。伯克让他感到公众意见如芒刺在背。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汉密尔顿为自己不必要的轻率而付出代价，而这次挫折再一次表明，在战无不胜的外表下，汉密尔顿仍然是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常敏感的年轻人。他的好斗总是超出单纯的政治考虑，他着魔一般捍卫自己的荣誉不受侵犯。这位极端的理性主义者，比其他任何开国元勋都害怕暴民的**。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个**四溢，有时无法控制情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