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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贪欲与进取心（第1页）

第十八章贪欲与进取心

1790年12月14日，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提案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后的一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递交了另一份开创历史先河的报告，这一次他吹响了批准成立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合众国第一银行的号角。整个国家尚未消化财政部长在短短15个月间层出不穷的各种方案计划，正逐渐了解汉密尔顿的头脑是多么高产。他正在为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添砖加瓦：公共信用、高效的税收制度、海关业务，现在还有强大的中央银行。在其所有不朽的计划中，关于合众国第一银行的提案引发了对宪法的最深层探讨。

在时间上，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余波与18世纪晚期的两次巨大变革恰巧重合。政治领域中出现了对皇权统治的批判，涌现出尊重个人自由、多数统治和有限政府的全新思潮。除了汉密尔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在该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然而，如果说到该时期并行的经济巨变——工业革命、全球贸易的扩张、银行和证券交易的发展——汉密尔顿是无可匹敌的美国先知。在其他开国元勋中，没有谁能横跨这两个领域，只有富兰克林还稍微接近一点，这也离不开汉密尔顿的创新与伟业。他清醒地预见美国经济的未来，他提出的愿景令多数人着迷，也有人为之深感不安，但这愿景终将迎来成功的一天。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分水岭中现代化的一侧，这使他看上去似乎与其他开国元勋格格不入。他惹来如此众多的恐慌和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随着美国对商业的态度在赞美和批判之间变化，汉密尔顿的声誉也经历了时盛时衰的大起大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写道：“虽然19世纪晚期美国人尊汉密尔顿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创建者’，但到了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尊荣却变成了他的污点。”[1]所有的矛盾情感都是由资本主义引发的，比如它惊人的效率和显著的不平等，这些都与汉密尔顿的形象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市场经济的首席代理人，他必须刺激利益的驱动力，接受利己主义作为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同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头脑的商业鼓吹者，他清楚地知道，对财富的渴求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有害的贪得无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当讨论到繁荣如何促进贵重金属的流通时，他将黄金和白银比作“人类贪婪与进取心的心爱的物品”——这句话巧妙地概括了他对个人逐利行为的矛盾心理。

在这个人民白手起家的国度，汉密尔顿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因为他相信政府应当鼓励自我实现、自我进步和自力更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杰出范例，而他永不枯竭的精力则证明，他虔诚地相信工作对于促进人们的心智和体格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动力。身为财政部长，他希望为企业家争取空间，因为他认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富兰克林一样，他凭借直觉知道美国独特的商业天赋：“在任何依赖于进取之心的事情上，我们不必担心会输给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取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元素。”[2]

比起他为创建美国市场经济所做的工作，汉密尔顿在促使美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文化和法律环境方面的投入更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其中，它必须通过可执行的契约及建立法律规则，尊重私人财产，创建可信赖的行政机构以裁断法律纠纷，并提供专利权以及其他权益的保护措施以鼓励发明创造。《邦联条例》最大的败笔就是它未能提供这些条件，这也正是汉密尔顿推动宪法的主要动机之一。“众所周知，”他写道，“州政府在财产和信用方面的散漫管理是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前困扰我们国家的恶疾之一，也是公众舆论导向宪法实施的核心原因。”[3]汉密尔顿使新宪法成为创建经济发展所需法律框架的灵活手段。他通过激活三个未定形的条款，以达到这个目的——必要及适当条款、公共福利条款和贸易条款。他努力让这三个条款成为经济领域政府能动性的基础。

华盛顿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经济事务，而这正是汉密尔顿卓尔不群的领域。伍德罗·威尔逊公允地评论说：“当我们回顾第一届政府的政策时，我们更多地想到的是汉密尔顿先生，而不是华盛顿总统。”[4]汉密尔顿拥有一个无人能够企及的信息存贮库。由于金融“科学”对于美国来说是全新的，所以费舍尔·埃姆斯评述道：“即便是一位绅士，也可能好心办坏事。”[5]在这些绅士中，拥有政治远见，却在金融领域倒行逆施的，是18世纪90年代最凶猛地批评汉密尔顿的3个人：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这些开国元勋固守静止不动的陈旧世界观，不屑于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来，汉密尔顿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代表，而他的批评者则是保守派。

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成员，杰斐逊和麦迪逊发自内心地鄙视市场的价值，认为商业是肮脏可耻的寄生虫。正如自古以来拥有土地的地主那样，他们对商业和金融投机表现出一种势利的鄙视。杰斐逊终生梦想着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农业国家，只有少数家庭发展制造业。他崇尚乡村生活的平静，而不是汉密尔顿津津乐道的生机勃勃的喧嚣城市。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当保持数世纪以来的美德，因为我们还是以农耕为主的……如果我们效仿欧洲那样拥挤在大城市，我们就会像欧洲那样腐化堕落。”[5]在杰斐逊看来，银行是欺诈穷人、压迫农民的工具，还会导致一种破坏共和质朴之风的奢侈风气。相当令人奇怪的是，身为大奴隶主的他，竟然认为农业是平等主义的，而制造业将造成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

身为新英格兰地区商业社团的代表，约翰·亚当斯也许有可能赞同汉密尔顿的经济体制，但是，他也喜欢回归更简朴的时代。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告诉杰斐逊：“持有钞票的贵族和法国或英国的贵族一样邪恶。”[6]对亚当斯而言，银行系统就是富人剥削穷人的一个骗局。他指出：“美国的每一家银行都是用来搜刮人民手中的财富的巨大税项。”并轻蔑地将银行家称为“骗子和窃贼”。[7]“我向来憎恶我们的整个银行系统，”另一次亚当斯宣称，“我将继续憎恶并至死憎恶……每家收取利息或从借款人身上榨取利润的银行。”[8]亚当斯非常精明，他并不认为可以彻底取缔银行。相反，他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各州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而不是私人银行。杰斐逊和亚当斯都讨厌依靠倒卖金融票据赚取财富的人，很久以后，当亚当斯发表一篇激愤的演说，抗议银行系统的不公正时，杰斐逊赞同地认为，商业就是“无休止的……盗窃”。[9]至于银行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功能——它们能够产生繁荣，在富裕少数人的同时，也润滑了商业贸易前进的车轮——对两人而言，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他们把汉密尔顿描述为魔鬼时，我们必须谨记，他们认为银行业务和其他金融活动都是“地狱里的诡计”。

汉密尔顿从未怀疑过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紧迫性，由于缺乏能在各州通用的统一货币，国家只能忍受外币泛滥的痛苦。所以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机构，以扩大货币供给，为政府和商业提供信贷，集中收入，负责偿债支付，处理外汇事务，以及为政府基金提供储蓄。汉密尔顿平静地宣布，任何人只要当上一个月的财政部长就会产生“绝对坚定的信念”，那就是，“银行是政府财政运转的基本手段”。[10]

汉密尔顿熟悉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私人银行，但这些具有地区性质的机构能为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提供的参考指南实在有限。幸运的是，他对欧洲银行所创下的先例耳熟能详，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警报声和远征途中，他努力自学了金融史知识。1780年9月，他曾给詹姆斯·杜安写过一封具有惊人前瞻性的信件。当时这25岁的汉密尔顿偶然间闪现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逐渐完善，形成了他现在的中央银行理论——公共和私人钱财的有效混合：“英格兰银行把私人信用和政府权威及信任结合起来……阿姆斯特丹银行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建立这样一个美国的银行呢？”[11]这种混血特性——依靠政府权威支持，实质上却是私人银行——将用来定义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

为更深入地了解欧洲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开始研究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和安杰莉卡从伦敦寄给他的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WealthofNations）。然而，他主要的初级读本却是创建于1694年威廉三世国王时期的《英格兰银行章程》（CharteroftheBankofEngland）。他放了一份副本在书桌上，在拟写建立银行的报告时随时翻阅参考，但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照搬，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汉密尔顿的银行将为政府服务并鼓舞经济，并且他一直强调更为广阔的公共利益，以免银行被误解为被少数投机私党操纵的不公正的工具。

在报告的开篇，汉密尔顿强调了自己追赶欧洲经验的愿望：“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公共银行在那些数一数二的、最文明的商业化国家获得了支持和保护。它们不断地在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获得认同，也将会在美国获得成功。”[12]汉密尔顿意识到了普遍存在的对银行的偏见，他知道必须说明银行的优点。他效仿亚当·斯密，说明被紧锁在商人的柜子里的黄金和白银是无法增值的。然而，如果把它们存进银行，这些没有生命的金属就会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温床”，使市场得到复苏的活力，形成比堆在银行保险库中的钱币总数大好几倍的信用供给。[13]用当今的话语来说，汉密尔顿希望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货币流通的速度。由于货币匮乏，很多交易都是以实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在南方，烟草的仓库收条常常兼具货币的功能。合众国第一银行能够提供流动资金，以促进商贸的便捷、自由发展和提高效率。

对于银行的憎恶显然非常普遍，这正是汉密尔顿殚精竭虑想要对抗的力量。例如，他不得不就银行是否总会滋生证券业的投机狂潮进行辩论。他断言，正在增强的对政府的信心将逐渐减少政府债券上的投机行为。与此同时，他承认投机的弊端只是“一种影响公共利益的偶发性疾病”，不会压过银行贷款的各方面好处。他辩解道：“如果把一件有益事情的滥用作为对其定罪的理由，那么几乎所有社会繁荣的根源都会被迅速铲除。”[14]考虑到投机热潮即将爆发，我们需要先了解汉密尔顿对银行的强有力的陈述：“尽管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银行有时仍会受到**并释放出错误的贷款，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能够促使诚实勤奋的小人物或缺乏资金的才干之士从事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事情。”[15]

出于政治和法律原因，汉密尔顿必须触及“货币”这一具有危险性的话题。宪法规定各州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因为所有人都记得独立战争期间国会统一发行的大陆币最后变得一钱不值。那么现在，联邦政府是否应当发行纸币呢？由于害怕通货膨胀的危险，汉密尔顿否定了这一想法，他认为一些人所想的“货币的运作原理远比税收的产出容易，一个发行纸币的政府能够控制在紧急情况下超发货币的风险”是不正确的。[16]汉密尔顿选择了另一个方式，即通过合众国第一银行发行可用金银币赎回的纸币。他认为这将使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系统运转起来：如果银行发行过多的纸币，纸币持有者会对纸币的价值产生怀疑，并将其兑换为黄金或白银；而这将迫使银行缩减纸币供应量，恢复纸币价值。

汉密尔顿希望，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能够有充足的盈利以吸引私人投资者，并且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他知道，银行董事会的构成将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董事会将由“一小部分经过精心选择的人”组成。为避免滥用信任，汉密尔顿建议实行强制轮换制度。对合众国第一银行董事的相关事宜采取“必要的保密”，因为“人们推断这些人是否有失误或可能失误，这将产生无止境的想象空间。所以把‘人员变动的必要性’列入银行章程，就是这种不能回避的保密行为的一个充分理由”。[17]但是，谁将执掌这座神秘的金钱堡垒？这个银行的1000万美元的资本，要比美国所有银行的资金总和高出好几倍，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汉密尔顿希望银行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为此他提出一种理论，后来被全球中央银行奉为真理——货币政策极易被滥用，因此它需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与政治家的干预绝缘：“若要让这种性质的机构享有公众的充分信任，那么在它的结构中应该有一个核心因素，那就是它应当处于私人的管理之下，而不是政府管理；它应该处于个人利益的指引之下，而不是公共政策。”[18]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担心银行由于脱离政府控制而发生滥用权力的情况。为捍卫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成为银行的小股东，并能够在选举投票时有权赞成或否决某位董事。政府将被授权购买1000万美元银行股本中的200万，所占股份足以让政府进行杠杆调节，但又不能发号施令。财政部长则将收到关于银行经营活动的周报，并保留检查其账目的权力。

在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的成就中，贯穿着一种特性，那就是他的每一个计划的设计都与其他的计划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个独立而具有连锁性的整体。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也不例外。在由私人投资者认购的800万美元银行资本金中，四分之三将用政府债券支付。因此，汉密尔顿巧妙地将他的银行与公共债务计划交织在了一起，这也让政府放弃一个计划而保留另一个变得非常困难。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如同钟表构件一般错综复杂，紧密啮合，这愈发让他成为对手心中的恶魔与噩梦。

1791年1月20日，关于申请批准合众国第一银行20年经营权的议案在参议院轻而易举地通过。这时，美国政坛即将上演的分裂还没有任何预兆。直到2月初，众议院慎重讨论银行议案时，人们才意识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之间由于消费税而重建起来的友好关系，这一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麦迪逊等人反对该提案仍然是出于地方利益。一些合众国第一银行的批评者认为，银行机构将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代价来增强北方商人的实力，而麦迪逊恰恰来自于最大的农业州。汉密尔顿否认有任何城市的偏向，他告诉华盛顿说，但凡建立银行的地方，“都会给农业、制造业和商贸业带来新的活力”。[19]即便果真如此，汉密尔顿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农民本质上是债务人，因此他们对于银行家和其他债权人怀着蔑视的情绪。南方种植园主尤其痛恨银行家。“在他们眼里，银行业不过是在滥用金钱以获取不法利润，”历史学家约翰·iller）写道，“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发誓说，他宁愿去妓院，也不愿意踏进银行半步。”[20]

汉密尔顿希望合众国第一银行设在费城。他告诉华盛顿说：“显而易见，一个拥有大量资金和生意的商业大都市肯定是这家银行的最佳落脚点。”[21]但麦迪逊担心，将银行设在费城将使国家资本永远扎根于此，永久首都也将随之变更为费城，从而违背迁往波托马克的约定。来自罗得岛州的议员本杰明·伯恩（BenjaminBourne）推测，如果不是“来自南方的绅士”认为第一合众国银行“不利于国会向波托马克搬迁”的话，麦迪逊也许不会表态反对银行。[22]出于类似的原因，帕特里克·亨利公然谴责了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是“我向来害怕的一个制度——为北方的利益而牺牲南方——的组成要素”。[23]

比地域分歧更显著的是，宪法是否容许中央银行存在。麦迪逊在执笔《联邦党人文集》时，赞成对宪章进行弹性灵活的阐释。但现在，站在众议院发言时，他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否认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其中未列举穷尽的权力，“回顾《宪法》，我们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关于联邦拥有建立中央银行的权力”。[24]汉密尔顿引述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这一包罗万象的条款授予国会为实施所述各种权力而制定一切必要与适当的法律的权力。麦迪逊谴责汉密尔顿是滥用该权力及“铲平所有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各州政府权力的障碍”。[25]由于害怕头脑灵活的汉密尔顿会设计出无穷无尽的方案并使之具有“必要与适当”的合理性，麦迪逊重新将自己定位成《宪法》的严格解释论者。

对于麦迪逊而言，汉密尔顿正成为窃取联邦权力的贵族阶层的官方代言人，他感到自己被老朋友背叛了。但事实上却是麦迪逊背离了他们两人曾经对宪法的解读。令麦迪逊颇为尴尬的是，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在国会朗读了从《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摘取的关于宪法“必要与适当”条款的章节，汉密尔顿很可能向这位老朋友透露了，这些文字正是麦迪逊所写：

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建立的原则，没有一个比在需要目的的地方和授予手段的地方更加清楚了；在授予全权去做一件事的任何地方，进行此事所需的每种特别权力也就包括在内了[14]。[26]

2月8日，国会以39票对20票通过了成立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法案，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特别甜蜜的胜利。在刹那间，他似乎完全掌握了政府，但这胜利却产生了令人困扰的问题。几乎所有来自波托马克以北的议员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而他们的南方同僚们却如出一辙地予以反对。随着政治观点与地域利益不断契合，可以看到两个党派的轮廓正在形成。如果将个人议题集结成束，就会看到每一次都是相同的人彼此对立。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其《乔治·华盛顿生平》（TheLifeeWashington）中，把美国政党的起源追溯到关于合众国第一银行的争论。他说，那场争端使得“有明显区别的派系形成完整的组织，他们胜负难料、旷日持久的权力冲突……削弱了联邦政府”。[27]

汉密尔顿似乎无所不能的威力让麦迪逊惶恐不安，因为这将进一步扭曲后者信奉的“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适当平衡”。对于1787年的许多议会代表来说，国会理应是政府的领导机构，是防止英式专治暴政的普遍自由的捍卫者。这也正是立法权限位列宪法第一条的原因。基于这样的观点，麦迪逊认为财政部长应当作为国会的助手，向议员提供有助于形成法案的报告。杰斐逊也对汉密尔顿既递交报告又以此为据起草提案的做法有所犹疑。相反，在汉密尔顿的设想中，执行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引擎，是能够给予政策以力量与方向的唯一机构，时间已充分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汉密尔顿尚未预见到关于中央银行的提案将成为宪法危机的导火索。杰斐逊和麦迪逊开始害怕汉密尔顿不仅仅是在构建一个足以毁灭原则的机构，还想让这种做法永远持续下去。汉密尔顿关于联邦权力的广阔愿景让他们感到惴惴不安。先例一旦建立，以后要想再更改是很难的。汉密尔顿事后承认，中央银行提案代表了他对联邦权力的最伟大扩张。新政府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了。

麦迪逊希望华盛顿阻止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并投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否决票。为了弄清楚这个法案究竟是否符合《宪法》，华盛顿与其内阁成员展开了彻底的研讨。首先他征求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的观点，伦道夫写来理由苍白的回信，称设立央行属违宪行为。华盛顿又转向杰斐逊，而杰斐逊一直厌恶垄断并认为公司是英国国王授予的特权；他不可能怀着真正的共和主义精神来认同银行。杰斐逊也越来越为自己在华盛顿内阁中的相对弱势而烦心，还担忧商业化的北方在汉密尔顿的支持下会站在农村化南方的绝对上风。他对乔治·梅森说：“对于我们现存政府形态中的腐败，唯一的矫正手段是增加众议院成员的数量，以便获得更多的视农业利益高于商业利益的农业代表权。”[28]

杰斐逊用精确的评价攻击第一合众国银行是违背《宪法》的，其理由是汉密尔顿滥用了“必要与适当”条款。杰斐逊说，一项措施要通过宪法的检验，不能仅仅是为了联邦政府行使其权力的方便：它必须确实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可缺少的。杰斐逊逐字引用宪法中关于国会权力的叙述，并预言说：“超越已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一点点……实际上就是占有了无边无际的权力，并且从此不再拥有被界定的可能。”[29]

杰斐逊对新银行的反对究竟有多激烈，从第二年间他写给麦迪逊的一封怒火中烧的信中可见一斑。亨利·李州长想在弗吉尼亚州开办一家地方银行，承担汉密尔顿中央银行分行的角色。杰斐逊担心任何措施都可能赋予中央银行合法性。从他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并没有认识到联邦权利高于各州立法这一《宪法》中最为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