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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反目成仇（第1页）

第二十章反目成仇

尽管发生了金融恐慌，制造业的发展也停滞了，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依然才思泉涌，步伐敏捷，他在华盛顿政府中的地位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满脑子都是大胆的想法，而且大张旗鼓地把它们付诸实践。让杰斐逊和麦迪逊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个妄图将美国引入歧途，并且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人，竟是华盛顿的左膀右臂，国家机器的运转似乎完全由他操控。

早在1791年5月，杰斐逊和麦迪逊就开始组织力量，扼制这位财政部长的高歌猛进。在汉密尔顿获得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成功之后，这两个弗吉尼亚人开始了一次以研究植物为幌子的看似无害的旅行，他们横穿纽约城，沿哈得孙河而上，抵达乔治湖，然后再穿越新英格兰西部——这是汉密尔顿最受支持的地区。正如杰斐逊所指出的那样：“国王和贵族的拥护者主要来自新英格兰。”[1]尽管他们两人就树木和开花植物做了大量记录，也从湖里捕捞过斑蛙鱼，但是这些伪装都是为了掩饰此行的真实目的。众所周知，当时美国政治存在区域分裂，杰斐逊认为只有南方先向北方发起攻势，才能遏制汉密尔顿支持者的盲目崇拜。实际上，在出发之前，杰斐逊就曾告诉罗伯特·R。利文斯顿：“南方的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出来。”[2]

途经纽约时，这两个弗吉尼亚人与利文斯顿、亚伦·伯尔进行了磋商，伯尔曾取代菲利普·斯凯勒成为了纽约州仅有的两名参议员之一。机警的罗伯特·特鲁普觉察到了一个从后路包抄袭击、削减汉密尔顿势力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杰斐逊和麦迪逊待在纽约的时候，他们与首席法官（利文斯顿）、伯尔热情地相互奉承以取悦对方，”他告诉汉密尔顿，“Delehago，我想，这是他们专门针对你的座右铭。”[3]Delehago意即“迦太基必须毁灭”。这句援引自罗马历史的战斗性名言，标志着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漫长斗争的开始，这场争斗也许会瓦解华盛顿内阁，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这场争斗实际上不仅仅是华盛顿麾下两个才华卓越的官员的私人矛盾，还代表着美国政府中长期共存的两种政治见解。根据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Elkins）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EricMcKitrick）当时所做的记录：“在美国成立的最初岁月里，与政治生活相关的诸事当中，没有什么能比18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之间深重的个人恩怨和政治冲突更惹人注目的了，这在整个美国历史的记录上都是罕见的。”[4]两人间的长期不和、权谋暗算和不断的争辩愈演愈烈，最终几乎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最初有着相当和谐的关系。“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很不错的人，”杰斐逊回忆道，“但是作为政治家，如果两个人政见相反，就很难相互容忍。”[5]面对汉密尔顿对内阁的强大影响力，温良儒雅、讨厌正面冲突的杰斐逊明显处于劣势。“我不喜欢麻烦，”他对约翰·亚当斯说，“我喜欢宁静，希望尽我本分的职责，但是我对这些诽谤感到愤怒，我被迫要放弃我一贯的处事原则。”[6]与之相反，狂妄自信的汉密尔顿却好像在这场争论中泰然处之。他依然行动敏捷，判断自如，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依然谈笑自若，引人注目，就好像杰斐逊已引退休息了一般。早在1792年初，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之间连基本的寒暄也没有了。杰斐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每天像两只好斗的公鸡一样在内阁里斗智斗勇”，一直到他们离任，两人几乎都不能容忍对方出现在自己眼前。

如今，两党制度被奉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然而其创始者却认为，政党或者他们所谓的“派系”是帝制的余骸，在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里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汉密尔顿对政党有极大的恐惧感，认为政党可能把政府置于死地，所以希望美国可以废弃这些团体。[7]后来，詹姆斯·肯特写道：“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各种演讲中都表示过，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派系之争会毁掉我们，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平衡能力来抵制其倾向以及控制其专制和恣意妄为。”[8]在《联邦党人文集》的诸多篇章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猛烈抨击了恶性的派系纷争，虽然汉密尔顿在第二十六篇中也承认：“党派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必然会影响一切政治团体。”[9]他认为派系与各州的局部利益相关，并设想联邦立法者应当具有更宽宏的气度：“尽量避免沾染党争精神，摆脱那些偶然的感情冲动或一时的偏见和偏向的影响。这些情况在比较小的社会里往往会损害公众商议问题，造成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不公和压迫。”他在第二十七篇文章中这样写道。[10]

然而，汉密尔顿本人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政党雏形的焦点人物。他的各种计划引发的白热化论战炸碎了关于美国成为无党派国家的美好幻想。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远见把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了自己周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联邦党人”。通过强调宪法支持者所用的术语，联邦党人巧妙地暗示，他们的敌人是反对宪法的。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大银行和商人互相支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公理会和圣公会教友。

与此同时，对汉密尔顿心存惧怕的杰斐逊和麦迪逊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也聚集成为反方，开始自称“共和党（Republi）”。这样的自我标榜相当聪明，它暗指古罗马共和国（RomanRepublic），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联邦党人并非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是君主主义者。共和党人通常都是浸礼会教友和循道宗信徒，他们的支持主要来自南方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小农场主。他们信仰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汉密尔顿体系的惧怕，并利用反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体现他们团结一致的简略的表达方式。杰斐逊是这样来区分这两个政党的，他说联邦党人相信“行政部门是政府中最需要支持的机构”，而共和党人认为，行政管理部门“像英国政府中的类似机构一样，按美国宪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已过于强大，因此，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他们倾向于支持立法机关”。[11]

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把“政党的出现”描述为“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并追溯其起源于1792年左右。[12]他们认为联邦党人代表贵族而共和党代表平民的观点是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的：“实际上两党纷争跟富人和穷人没有本质的联系。”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曾谈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他说：“这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抗争和较量，双方都期望增强自己一方的经济实力。”[13]实际上，联邦党人中间有很多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律师，比如汉密尔顿本人；而共和党人的两位领导者杰斐逊和麦迪逊生来就继承了大量财产。此外，在蓄奴制盛行的南方，政治文化以财富和地位的极度不均衡为特点，这种经济状况的不平衡要比北方严重得多，而绝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来自所谓的“联邦党贵族”。

政党的突然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制造了尖锐的政治氛围。由于很多政治家认为政党是有害的，所以他们拒绝加入任何一方，又为别人指责他们隐藏真实政见而感到愤怒，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别人态度中的虚伪成分。由于政党在当时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崭新事物，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邪恶的阴谋，让政治言论带有偏执狂的味道。联邦党人以结束美国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为己任，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美国于反革命思潮之中。双方都误解甚至扭曲了对方的观点，而对自身怀有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感受。两派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礼节或文明行为可讲了，也看不到两党和平共处、轮流执政的可能性。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出现了，那就是一党建立与存在的同时，对方应当永远消失。最终，他们都无意反对当政的政府。随着政党思想进一步尖刻起来，汉密尔顿和华盛顿认为大部分反对他们的声音都是对政府的不忠，甚至是本质上的背叛。

早期的政党体系还有最后一个特征值得一提。当时出现的这些政党并没有形成固定群体，也没有严明的纪律可言。他们仅仅是由意识形态和地域忠诚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当代的眼光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信徒。似乎政党只是个别政治家的投影——在联邦党这一边是华盛顿、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在共和党这一边则是杰斐逊、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因此，核心人物的声望就成了政治论战中的决定性因素。像汉密尔顿这样平时就非常关心自身名誉的人，现在由于党派的出现，使得他对个人荣誉更加谨小慎微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如果说是汉密尔顿的政治韬略促成了政党的出现，这和欧洲的政治动**一样具有煽动性——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政策应当倾向于英国还是法国。很多激烈的争辩源于殖民者在对英战争中与法国结盟的事实。除去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英国和法国变成了国内论战中美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的两个代名词。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看来，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而是汉密尔顿会复制他们厌恶的英国政府模式；而汉密尔顿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误入迷途的革命的血腥故事，必须引以为戒。

杰斐逊长期以来对英国都持否定态度。退回到1786年，杰斐逊曾在伦敦遭到英国官员的冷遇，而且英国那种冷冰冰却硬要别人领情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给他留下了无法平复的不满情绪。“这个国家憎恨我们，他们的大臣憎恨我们，他们的国王又比其他人更加憎恨我们。”杰斐逊在英国只待了两个月就如此谴责英国。[14]显然，对于从来没有到过欧洲，没有像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那样亲身体验过这种傲慢的汉密尔顿来说，亲近英国相对要容易得多。此外，除了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对英国信贷的依赖之外，汉密尔顿认为某些南方人对英国的敌意也要追溯到战争时期的经历：“事实确实如此，战时英国军队在我们的南方地区所行不义，使得这里的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仇恨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要深重。”[15]

由于对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许多美国人对英国的态度都很警惕，汉密尔顿不得不竭力让人信服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英国比法国更适合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当时美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脱离对英国的依赖，将近一半的美国出口商品是由英国消费的，并且美国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三来自英国。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依赖性，因为从英国进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餐具、陶器之类，而法国主要是葡萄酒、白兰地、女用针织品以及其他奢侈品。作为在外交事务上的商业现实主义倡导者，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最好暂时先成为英国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初级伙伴，而不是为了试图摆脱英国，去跟法国联盟。

汉密尔顿的成长背景使他对于英国人保有积极的心态。他的父亲是苏格兰贵族之后，想必给儿子讲过许多不列颠群岛的传说。这个私生的男孩也许已经认同了父亲的没落贵族传统。在对英国的亲密情感中，汉密尔顿从未觉得孤单。美国革命实际上是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其中交织着一切矛盾的情感。殖民者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使得他们奋起反击。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人口混杂的多样化，但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

杰斐逊经常谈起1791年在费城时他与亚当斯、诺克斯和汉密尔顿的一次晚餐讨论，主题是英国的政治。他们讨论到英国政治体系的“腐败”——王室赞助和养老金，选区规模的不平衡等——并交换了不同意见：

亚当斯先生指出：“清除其宪法的腐败部分……那将是人类智慧所创建出的最完美的宪法。”汉密尔顿在稍许沉默之后说：“清除其腐败部分……那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府。”[16]

杰斐逊对此进行了用心险恶的曲解，实际上汉密尔顿的意思是说王室需要利用任免权来对抗议会的财权。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六篇中，汉密尔顿描述过英国和其他国家议会有妨碍政府行政机关的趋势。对英国未成文的宪法和代表政府的羡慕一直都是殖民地茶余饭后经常的话题。约翰·马歇尔谈到革命前的美国时指出：“虽然英国宪法的优越性是一个丰富的辩论题材，但每个殖民地居民却都认为自己有权利用它的优势。”[17]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七个月以前，杰斐逊写道：“请相信我，尊敬的阁下，在大英帝国管辖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真诚地热爱英国。”[18]在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帕特里克·亨利称赞英国的宪法优于美国版本的新宪法。对于把英式理想倾注在新政府上的爱国人士来说，看到理想被肆意践踏而如此评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专政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因此汉密尔顿对英国的高度评价并不是杰斐逊所伪称的异端。

在杰斐逊看来，汉密尔顿有时候好像并不满足于掌管财政部，而且想要涉足国务院的事务，扩大自己的地盘。其中部分原因是汉密尔顿本人的事业野心，也因为华盛顿内阁的规模有限。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密尔顿的政策依赖于关税，而关税大部分来源于进口的英国货物。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事务很难明确分割开。正如前文提及的，1791年初，正当杰斐逊为与法国建立紧密贸易关系而游说之时，汉密尔顿却已经与英国的非正式使者乔治·贝克威思建立了友好联系。

汉密尔顿曾经告诉贝克威思，若要解决英国的问题，不妨给予美国完全外交地位，委派官方大使。自独立战争以来，英国没有再向美国派驻过任何代表，这让美国人颇为难堪。汉密尔顿的暗示很快就见了成效，1791年底英国正式派遣了28岁的乔治·哈蒙德（GeeHammond）来美国费城。哈蒙德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官，他首先与汉密尔顿进行了私人会谈，这样的会谈今后还会有很多。哈蒙德在写回伦敦的信中说：“我和汉密尔顿先生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在谈话过程中，我完全被他公正而自由的思考方式所折服。”[19]然而，直到美国同意向伦敦派出使节，哈蒙德才将使节国书递交给了华盛顿。

乔治·哈蒙德抵达美国之时是一个紧要的十字关头，当时英美两国正在为谁先违背了和平条约而相互攻讦。美国谴责说，英国并没有真正放弃西北要塞，也没有就他们拐走的奴隶对种植园主进行赔偿；而英国则抱怨，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向债权人偿清战前债务。汉密尔顿对哈蒙德强调了英国放弃要塞的必要性，同时也承认，英国要求偿还历史债务的要求是合理的。汉密尔顿没有去积极推动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了的奴隶的赔偿问题——对杰斐逊而言，这是头等大事。当哈蒙德弱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他欣喜地发现，汉密尔顿“对于他的论述似乎有些默许了”。[20]

汉密尔顿也许不应当介入杰斐逊与哈蒙德的公事领域，但显然也正是他挽救了杰斐逊将要毁掉的会谈。杰斐逊对哈蒙德的冷淡态度与当年他自己在伦敦受到的冷遇如出一辙。哈蒙德抱怨国务卿说：“我们之间如此冷漠完全是他的错。他老是喜欢唱反调，所以我们总是意见不一致。”[21]当杰斐逊老调重弹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时，汉密尔顿很失望，他“为他同事放纵的鲁莽”向哈蒙德致歉，并说杰斐逊的观点“绝对不是美国政府态度的真实体现”。[22]由于杰斐逊的亲法倾向，在他的国务院任期中，英美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写道：“当英国大臣想要了解事情是否符合情理的时候，他会发现财政部长是比国务卿更好的顾问。”[23]

汉密尔顿则对杰斐逊与法国洽谈贸易条约进行暗中干扰。汉密尔顿其实是受到了杰斐逊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由于这两位雄心勃勃、强硬冷静的政界英雄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华盛顿政府的政策运转濒于停滞。在从偿还战争债务到建立国家银行的许多事情上，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汉密尔顿，而不是汉密尔顿的反对者——杰斐逊和麦迪逊。华盛顿与汉密尔顿一起分享有价值的想法，倚重他渊博的知识，往往也听从他的意见。这一点让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华盛顿仍然是美国的英雄人物，不可撼动的政治灵魂，直接攻击他无异于政治自杀。而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人人可得而诛之的汉密尔顿就必然成了遭到讨伐的政治魔鬼。

杰斐逊怎样才能把汉密尔顿赶下台而无须自己动手呢？身为一个老练的政治演说家，杰斐逊善于假他人之口而自己闭口不言。他选中了菲利普·弗雷诺（PhilipFreneau）作为传播自己观点的代言人。共和党人一直被《美利坚合众国公报》（GazetteoftheUes）所困扰，其主编是汉密尔顿的崇拜者，曾在波士顿当过校长的约翰·芬诺（JohnFenno）。汉密尔顿在1789年就建议芬诺开办这份报纸，后来还筹措资金，帮助它渡过财政难关。这是一份半官方性质的报纸，因为芬诺确实在为联邦政府工作，甚至在1791年的费城人名地址录中被列为美国的政府官员。杰斐逊公开抨击《美利坚合众国公报》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报纸，其中散布君主政治学说，完全排斥人民的力量”。[24]杰斐逊和麦迪逊决定包装弗雷诺，让他担任一份共和党报刊的主编，与芬诺唱对台戏。

在革命爆发之前，弗雷诺和麦迪逊同在普林斯顿上学，也是相熟的朋友。战时弗雷诺在武装民船上当船员，后来被英国人俘虏，并经历了六个星期的船上囚禁的悲惨遭遇，从此他对英国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这个所谓的革命诗人因其对英国王权的犀利讽刺而闻名，比如他曾经刻薄地把乔治三世描述为“大不列颠的暴君卡力古拉（Caligula）”。[25]他还狂热地把华盛顿歌颂为“又一个狄俄墨得斯（Diomedes）”，说他的成就可能让“罗马英雄或者希腊诸神”都感到敬畏。[26]

1791年2月25日，华盛顿签署了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三天之后，杰斐逊应麦迪逊的要求，试图劝说弗雷诺前往费城，担任国务院的翻译，年薪250美元。弗雷诺其实只懂一门外语——法语，并且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汉密尔顿认为提供这个闲职是为了掩盖其真实企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杰斐逊暗示弗雷诺说，这份翻译工作“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工作就行”。[27]1791年杰斐逊和麦迪逊进行植物考察之旅时，他们曾与弗雷诺共进早餐，那时候他们就催促弗雷诺去费城开办反对派报纸。杰斐逊自告奋勇地表示为报社引入一些国务院的琐碎工作，比如印发法律公告，为的是能够给这份报纸增加一些收入（他后来否认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汉密尔顿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尖刻的描述，他这样评论：“杰斐逊知道如何让一个人陷入他策划好的境地，帮助他达到既定目标，还能避免直截了当告诉对方的尴尬场面，‘阁下，我是想利用你达到这个目的。’”[28]1791年7月，弗雷诺同意担任国务院翻译的工作；10月31日，《国家公报》（Natioe）创刊号正式出版。这份为所欲为的报纸很快就成了共和党在美国最重要的机关报。

和其他18世纪90年代的报纸一样，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并没有假装中立。由于人口分布非常分散，报纸就成为**裸的党派机关报，为团结初期各个小派系提供了主要聚合力。美国是一个喜欢阅读的国家，有几十种报纸繁荣发展。这个国家的报纸人均占有量可能比其他国家都多。通常，一期报纸有四页，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文章和小广告，配上很少的图片或插图。这些报纸的事实部分往往很短——几乎没有“突发性新闻”报道——大量篇幅都留给了评述。所以它们更像是发表言论的刊物而不是新闻日报。这些报纸经常不假思索地暗示某某匿名的政府官员挪用公款或是与外国势力串通，其语言阴损粗俗，谬误百出，与事实不符。“报纸上写的东西根本就不能相信，”杰斐逊后来说，“一旦被刊登在这种肮脏的传播工具上，即便是真理也会遭到怀疑。”[29]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什么是负责任的新闻行为。

当时署名文章也相当少。汉密尔顿可能是这个时期最多产的作者，但他也很少署上真名，而是采用了一大堆令人困惑的笔名。这种笔名有时候是一种透明的面具，公众很容易辨别出是哪位显赫的政治家。这种匿名攻击的流行使得政治言论也流露出极度的愤怒情绪，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报纸上的野蛮评论也会被定期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的残忍粗鲁使得政治成为痛苦的伤害与折磨。当时有评论家指责报纸出版者：“就像妓女一样……他们得到自己党派的暗示或提供的素材，以此愚弄公众。这时，我们自由选择的基本公民权利反倒成了祸害之源。”[30]

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是《国家公报》的发起者，但杰斐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而麦迪逊则可以更公开一些。麦迪逊甚至恳请他的朋友都去订购这份报纸，他说这样做仅仅是“希望通过帮助弗雷诺得到尽可能与其价值相当的利润，证明我对弗雷诺的尊重和友谊”。[31]麦迪逊对《国家公报》作为机关报的作用寄予厚望，这一点在他写给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的信中清晰可见，信中他盛赞弗雷诺是“一位天才”，并且说确实需要一份报纸来“矫正那些为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服务的流行言论学说”。[32]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其实就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标准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