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未来之城
在与杰斐逊和麦迪逊关于公共信用、债务承担以及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小冲突中大获全胜之后,1791年夏天,汉密尔顿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如此夺目的成功可能滋生了他无往不胜的迷醉与兴奋。但是他强有力的支配地位也使得他成为共和国早期“不受欢迎的人”,国内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派已动员起来与他对抗。这本应使得他特别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声誉。但相反,他却陷入了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绯闻之一,与一位名叫玛丽亚·雷诺兹的已婚女子有染;虽然他的英名未被永远玷污,这桩绯闻还是让汉密尔顿在有生之年蒙羞。他一下子从高贵政治家的顶峰跌回到了谷底,令人联想起他在西印度群岛少年时代的肮脏世界。
费城对感官之乐有自己的偏好。虽然法国游客认为这座城市具有清教徒的古怪而不喜欢它,美国人却乐在其中。汉密尔顿和其他政府官员有机会参加各种社交聚会、舞会、戏剧演出等。当地上流社会的交际女王是安妮·威林·宾汉姆(AnneWillingBingham),巨富威廉·宾汉姆(WilliamBingham)之妻,他们在邻近第三大街和斯普鲁斯的3层楼高的奢华府邸举办宴会。以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话为据,18世纪90年代的费城社交聚会不仅谈不上端庄,反而到处是袒胸露乳的女人。当看到社交聚会中女性暴露的身体时,她被惊呆了:“服饰风格……简直是对所有庄重礼仪的侮辱,袒胸露乳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从胳膊一直**到肩膀,她们不穿束腹衣和紧身胸衣……在我看来,大多数(女人)简直衣不蔽体,胸部露出太多。她们不满足于**的自然形状,而是采用夸张的手法,使自己看起来就像哺乳期的母亲。”[1]
活跃的亚历山大和艾丽萨与宾汉姆一家以及其他富有的夫妇有诸多交际往来。可能是在那年春天,艾丽萨感到了社交应酬所带来的过度疲劳,需要时间调整恢复。1791年5月中旬,费利普·斯凯勒请求艾丽萨和四个孩子——三个亲生孩子,加上收养的孤儿范妮·安提尔(FannyAntill)——前往奥尔巴尼和他一起消夏。为避免流行疫病,很多人在闷热的天气里都会离开费城等大城市。“我担心,如果她继续留在那里,炎热的天气将会进一步损害她的健康,”斯凯勒向汉密尔顿谈起艾丽萨,“因此,请允许我让她尽快出发。”[2]于是,在斯凯勒的体贴关心下,艾丽萨和四个孩子在7月4日银行认购证顺利发行之后,很快离开了费城,并且一直待到夏天结束时才回家。
艾丽萨在这个时候放任汉密尔顿是相当危险的。他此时正是所有目光关注的焦点,此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令女人着迷。约翰·亚当斯挑剔他的“不文雅的乐趣”;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GrayOtis)告诉他的妻子,汉密尔顿在一次晚宴上与一位已婚妇女“眉来眼去”;而后来成为华盛顿公共建筑检察员的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Latrobe)则冠之以“处处留情的浪子”之名。[3]这些描述虽然夸张,其中却可能蕴含着一个基本事实:汉密尔顿对漂亮女人的魅力缺乏免疫力。
和许多专注于事业的人一样,汉密尔顿缺乏足够的闲暇时光。1791年查尔斯·威尔森·皮尔为汉密尔顿画像时,他具有一种政治家居高临下的气度,双唇紧闭,眼睛微眯,炯炯有神。他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欢乐的痕迹。隐藏在严格控制的躯体之内的,是他闪烁不定的个性。
汉密尔顿无论何时与女人打交道,都会抛开公事公办的风格,恢复昔日的奇思异想。就在银行股票认购开始之前,汉密尔顿收到一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女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默西·沃伦(Mer)的戏剧诗篇《卡斯蒂伊的女人们》(TheLadiesofCastille)。汉密尔顿回复了一封言辞浮夸的感谢信:“毫无疑问,在《卡斯蒂伊的女人们》中,女性将有机会获得新的胜利。我自己不是诗人,因此我并不太会为产生以下想法而感到羞愧难当——至少在戏剧创作方面,美国女性的才华已经超过了男性。”[4]他向女性展示出的机智往往带有调情的味道。当他的朋友苏珊娜·利文斯顿(SusannaLivingston)询问关于她拥有的中期国库券的事情时,汉密尔顿回信为自己的拖延表示歉意,并且说道,他“将遵守所有的骑士规则,按照您指定的任何方式给予最充分的赔偿。您当然还要记得,我是一个已婚男人!”[5]
身为一个“堕落女人”的儿子,汉密尔顿往往对处于困境的女人颇有骑士风范。就在赞美沃伦的第二天,他写信给住在波士顿的一位名叫玛莎·沃克(MarthaWalker)的寡妇。这位寡妇向国会申请救济,声称独立战争期间她的丈夫为革命献出了在魁北克的大量财产。递向国会的陈情书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从文件堆里单单挑出了这一封,并向沃克保证:“我将怀着对遭受贫困与不幸的女士的深切同情,专心致志地投入调查工作之中。”[6]给沃伦和沃克的这些信写于艾丽萨即将启程前往奥尔巴尼之际,暗示着汉密尔顿不仅接受女人的投怀送抱,他自己也会主动示好。
六年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回忆起1791年的那个夏天,公开讲述他与当时23岁的玛丽亚·雷诺兹令人震惊的越轨行为。姿色撩人的玛丽亚·雷诺兹突然来到汉密尔顿位于第三大街南79号的红砖寓所。以此,他开始了他闻名遐迩的解释陈词:“1791年夏的某个时间,一个女人敲响了我在费城住所的大门,并请求和我私下交谈。我回避了家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接待了她。”雷诺兹用丈夫詹姆斯·雷诺兹薄情寡义的故事欺骗了汉密尔顿:“他长期虐待她,不久前又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让她陷于极度困顿的境地。虽然她很想回到朋友们的身边,但却毫无办法。”因为玛丽亚来自纽约,而汉密尔顿是纽约公民。汉密尔顿继续写道:“她冒昧前来寻求我的帮助。”[7]她以“雷诺兹夫人”这个神秘称呼突然出现在1791年的费城地址簿中,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这似乎证明她来费城的时间并不长。
玛丽亚·雷诺兹一定知道,当时36岁的汉密尔顿从不对身陷绝境的弱女子袖手旁观。他告诉她,“她的处境很让人同情”,自己也很希望能够帮助她。但她来得不是时候(意即艾丽萨在家)。他自告奋勇要在当晚送“一小笔资助款”前往她位于第四大街南154号的家中。汉密尔顿对那次会面的叙述带着某种小说般的技巧:
那个晚上,我往衣服口袋里放了一张银行支票,然后前往那所房子。我打听雷诺兹夫人,于是有人带我上楼,在楼梯口她迎接了我,并领我进了一间卧室。我从口袋里拿出支票递给她。一番谈话过后,很快就显示出,金钱之外的安慰会更令人满意。[8]
这次艳遇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数次偷偷趁着黑夜溜去探望雷诺兹中的第一次。艾丽萨去奥尔巴尼后,他干脆把情妇领回家。在他们第一次幽会之后,汉密尔顿回忆道:“我经常和她见面,大多数时候是在我自己家中。”[9]没过多久,雷诺兹突然告诉汉密尔顿,她和丈夫和好了,而汉密尔顿后来声称这是他劝说的结果。但是玛丽亚·雷诺兹并非普通的**,她的行为背后还有政治因素。她告诉汉密尔顿,自己的丈夫参与了政府有价证券的投机,并利用财政部的消息获利。
汉密尔顿与詹姆斯·雷诺兹见面时,后者指出威廉·杜尔即是消息来源。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汉密尔顿一直以来竭力博得作为财政部长的清名,现在却看不出自己已经危在旦夕,并极有可能遭到勒索。玛丽亚·雷诺兹把汉密尔顿作为落难时期自己所遇到的仁慈无私的救世主介绍给丈夫,而詹姆斯·雷诺兹也假装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当雷诺兹说到道要前往弗吉尼亚,问汉密尔顿是否可以在他折返后帮他谋求一份政府工作,汉密尔顿不置可否。
在回忆中,汉密尔顿承认,他对行为卑劣的詹姆斯·雷诺兹了解得越多,就越想结束这段私情。他正在准备伟大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但他同时也处于一种隐秘而强烈的性冲动之中,而玛丽亚·雷诺兹知道如何用伪装的爱意将其玩弄于股掌间。他写道:“强烈的依恋和了断一切带来的恼人沮丧相互搏斗。虽然这并没有令我完全为其中的阴谋所愚弄,却也让我陷于举棋不定之中。我的敏感,或许是我的虚荣,让我承认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并使得我采取了逐步冷却的计划,而不是可能会造成痛苦的一刀两断。如果存在真爱,至少要尽量避免彼此伤害。”正如大多数情种深埋的例子,这种“逐步冷却”的臆想只不过为更多更持久的放任提供了聊以**的借口。[10]
在他后来写的宣传册中,汉密尔顿尽力辩称玛丽亚·雷诺兹可能是真诚地喜欢他。他对这桩风流韵事的描述表明,有时候他觉得这种关系真的十分浪漫。他永远都不能确定,玛丽亚是否一开始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后来才变成了敲诈,或者她自始至终都和詹姆斯·雷诺兹串通一气。也许,正如汉密尔顿的自白那样,他的虚荣心使他不能接受被卑劣骗子所愚弄的事实。这个被敌人指责心计深不可测的男人,其实可能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每次当他兴趣稍有衰退的时候,玛丽亚·雷诺兹就会重新博得他的同情,诉说丈夫又在虐待她,或者更明目张胆地,说丈夫威胁她要把这事儿捅到艾丽萨那里。在汉密尔顿眼里,玛丽亚·雷诺兹一直是一个集悲喜剧人物和狡诈女人于一身的奇特混合体。
无论玛丽亚·雷诺兹的初衷如何,与她那粗鄙丈夫相比,汉密尔顿肯定显得优雅、迷人、庄重。可以想象,发自汉密尔顿内心的一些真情实感偶尔也会拨动她的心扉。她给汉密尔顿写了数不胜数的信件——汉密尔顿悲哀地称她为“伟大的三流作家”[11]——因为这些信的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都糟糕透顶,甚至有些信好像通篇是由一个没有分割的句子组成。在这些信中,玛丽亚·雷诺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单相思的可怜人,渴望再次看到汉密尔顿以排遣寂寞。虽然这些信件也许能说服汉密尔顿相信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他们的荒唐行为却应该能提醒他,他是在同一个危险、善变的女人打交道。
现在的世人对玛丽亚·雷诺兹的背景知之甚少。只知道她于1768年出生在纽约州的达切斯郡,出生的时候叫玛丽·刘易斯(MaryLewis),15岁时嫁给詹姆斯·雷诺兹,两年后生了个女儿,取名苏珊(Susan),不知什么时候,她把名字由玛丽改为玛丽亚。她告诉汉密尔顿,她姐姐苏珊娜嫁给了吉伯特·J。利文斯顿(GilbertJ。Livingston),使她与哈得孙河谷的名门望族有了亲戚关系。有一位费城商人彼得·A。格罗特简(PeterA。Grotjan)形容她聪明、敏感、具有上流社会的气质,但这与理查德·福韦尔(RichardFolwell)在法庭上的书面陈述不符,后者的母亲是雷诺兹在费城居住时的第一个房东。福韦尔对玛丽亚·雷诺兹的刻画与汉密尔顿的记录更吻合,这是一个性格善变的女人:
她在这个时候情绪多变,喜怒无常,因为她几乎会在同一分钟内宣告她对丈夫的尊重并绝望到哭泣,但转瞬间眼泪就会消失,开始恶毒、刻薄地诅咒她的丈夫。这种不稳定和轻佻都源于烦乱、幼稚,或者说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混乱。在一两次发作中,她对我说,雷诺兹品行恶劣,声名狼藉,以至于命令她,并坚持认为她应该利用自己的姿色攀上某些具有影响力的高层人物——设法和他们幽会,并通过出卖贞操从他们那里捞钱。[12]
玛丽亚和詹姆斯·雷诺兹搬出福韦尔的房子后住在费城的北格兰特大街,他们俩分居两床(或者两个房间),玛丽亚开始出卖肉体。男人们在她门口留下字条儿,福韦尔说:“到了晚上她就飞跑出去,应该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了。”[13]
福韦尔的证词证明了玛丽亚·雷诺兹身上混杂着真诚和显而易见的伪善。毋庸置疑,她以娴熟的演技扮演绝望的女人来接近汉密尔顿是敲诈勒索计划的一部分。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她太过驾轻就熟,甚至不需要任何剧本。由于鄙视自己的丈夫,她可能产生过幻想,认为汉密尔顿会拯救她,尽管她是在实施欺诈。现实和幻想在她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混在了一起。汉密尔顿后来这样评价他的情妇:“这个女人所能变出的形象之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14]
玛丽亚·雷诺兹与坚定、明智、忠诚的艾丽萨是相对立的人物。翻阅那年夏天汉密尔顿写给艾丽萨千方百计要阻挡她归来的信,人们或许会更加沮丧。8月2日,汉密尔顿对她安全抵达奥尔巴尼表示满意,并流露出对他们3岁儿子詹姆斯生病的关心(“照顾好我的小羊羔”)。与此同时,汉密尔顿竭力劝说她留在奥尔巴尼:“我非常渴望你能完全恢复健康,所以我愿意为之做出巨大牺牲。”[15]一次,当艾丽萨流露出要匆忙返回的迹象时,汉密尔顿担心自己会被抓个措手不及,于是劝说她:“让我提前知道你的计划,我好到纽约来接你。”[16]8月末,当她的归期似乎迫在眉睫时,汉密尔顿又建议:“我是如此渴望这一幸福时刻,但我也同样极度渴望你的康复,这使我愿意你在那里多待一些时间……想着我、梦着我、爱着我,就像我爱你那样。”[17]终于,当9月里汉密尔顿又犯了肾病,得靠热水浴缓解疼痛时,艾丽萨决定和孩子一道返回。最后一次地,汉密尔顿劝说她:“不要太惊慌,也不要着急,别对自己和孩子造成伤害。”[18]
这样的欺骗很容易让人窃笑并得出结论,认为汉密尔顿对妻子的所有感情都是虚假的,但这可能掩盖了他在婚姻中堪为楷模的另一面。艾丽萨·汉密尔顿对自己的丈夫始终充满了崇拜之情。他回报她的爱深沉持久,即使并不完美。问题是,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完全满足这个童年动**多变的复杂男人的全部需求。正如他在年少轻狂的早期写下的诗句那样,他仿佛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爱:一种是忠诚、温驯的爱,另一种则是被禁止的、禁忌的爱。
在后来的陈述中,汉密尔顿称害怕詹姆斯·雷诺兹把真相告诉艾丽萨,他试图以此为借口来解释自己的疯狂。他是这么说的:“没有哪个关心自己娇妻幸福的男人会盼望妻子由于真相揭露,特别是公开揭露而承受折磨,这将是无比痛苦的。那些最了解我家庭生活的人一定能体谅促使我做出如此考虑的动因。事实是……我极其惧怕被揭露……我愿意为避免这种情况而做出巨大牺牲。”[19]结果,他不想伤害艾丽萨的愿望反倒伤她更深。
那年秋天,当艾丽萨返回费城后,汉密尔顿不能再在自己的住所接待玛丽亚·雷诺兹了,于是他又开始经常光顾她的家。(汉密尔顿一家搬到了邻近总统官邸的市场大街。)他如何能够在起草“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同时,为无数次情欲偷欢挤出时间,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至于他竟然在如此紧凑的日程表中见缝插针地安排了这些幽会,则更加深了一种印象,即汉密尔顿中了情迷色诱的圈套。似乎在栖居高度文明世界多年之后,汉密尔顿又重返了童年时代的那个**纵欲的世界。他的故事中又一次出现了狄更斯式的情结:年轻的主人公逃离了俗世的生活,却又被一对寡廉鲜耻的骗子引诱回到其中。
如果汉密尔顿认为自己犯有通奸罪却不会受到处罚,那么当那年秋天詹姆斯·雷诺兹再次出现时,他才明白事情没这么简单。独立战争期间,雷诺兹是哈得孙河上一艘单桅帆船的船长,为爱国部队供应给养,因而结识了威廉·杜尔和其他承办商。后来他出海当了水手,然后在纽约定居,并于1789年试图在新的财政部谋职。虽然他从罗伯特·特鲁普那里骗取了一封推荐信,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这很可能给了他一个向汉密尔顿复仇的额外动机。第二年,一些纽约投机商派雷诺兹前往南方,收购政府应向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退伍军人兑现的偿付权利。
1791年12月15日,就在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后的10天,他早先建立的与詹姆斯·雷诺兹的神秘友谊突然结束了。“一天,我收到(玛丽亚·雷诺兹的)一封信……表示她丈夫发现了(这种性关系),”汉密尔顿回忆说,“对我来说,究竟真的是偶然发现,或是这个阴谋酿成大祸的时辰到了,颇值得怀疑。”[20]詹姆斯·雷诺兹的来信时机恰到好处:围绕制造业报告的喧嚣,使得此时此刻成为对频频见报的汉密尔顿施加威胁的最佳时机。
1791年12月15日是个星期四,在一个令人无法忘却的下午,玛丽亚·雷诺兹写信给汉密尔顿说,她丈夫写了封信给他,如果收不到回复,“他将会写信给汉密尔顿夫人”。玛丽亚表现得像往常一样激动:“天哪,我全心全意为你,但愿我从来就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不曾带给你这么多烦忧,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很快来找你的线索,不让他掌握你的任何把柄。玛丽亚。”[21]汉密尔顿确实收到了一封来自詹姆斯·雷诺兹的**裸的勒索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很遗憾地发现,我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做出这一切的是我认为最好朋友的人,而不是我的敌人。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作为一个蹩脚的编剧,雷诺兹告诉汉密尔顿,玛丽亚一直以泪洗面,这让他起了猜疑,于是跟踪送信的黑人,发现她写信送到了汉密尔顿家。他和玛丽亚当面对质,“这个可怜的伤心女人”坦白了这段私情。随后,詹姆斯·雷诺兹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切齿之恨:
你非但不是我的朋友,还扮演着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你让一个完整的家庭陷入了痛苦。原本除了我之外,她不会关心这个世上的其他男人,而你却使她对我的感情变得冷淡。她是个女人,是我的天使,是我的幸福所依,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来让她幸福,现在我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22]
那天下午,汉密尔顿把雷诺兹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他并不知道雷诺兹是真的掌握了私通的证据,还是空口诈骗,所以他采取了谨慎巧妙的态度。后来他写道,他既未承认也没否认私通,“如果他认为我对他造成了任何伤害,而他有为此得到满足的权利,他可以指出来……显而易见,他想要钱,为了避免大动干戈,我决定满足他……他也承诺不再追究。”[23]汉密尔顿处理这种事情并不成熟,他允许詹姆斯·雷诺兹出现在办公室里,就已经让勒索者占了上风。
12月17日,星期六晚上,詹姆斯·雷诺兹写信给汉密尔顿,谴责他疏远玛丽亚的感情:“我的妻子总在哭泣和祈祷,我从来不会让她这样,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如果你没有令她崩溃。这一切不会发生。”[24]雷诺兹要求他为自己遭受毁灭的婚姻做出补偿,还要安排第二天和汉密尔顿见面。汉密尔顿感到很担心,他写了一张便条给一位未提名字的记者:“此刻我将赶赴一个约会,我预感其中包含着一个对我不利的最严重的阴谋……由于任何灾难性的事件都可能事关我的名誉,我捎信给你,因为我觉得这有助于推断事情的真相。”[25]
在两人的会谈中,雷诺兹显得非常有条理,汉密尔顿让他开个价钱。第二天,雷诺兹说1000美元将会比较适合来慰藉他那“受到伤害的荣誉”。[26]他表示自己再也无法赢回妻子的爱情,所以计划带着女儿离开这座城市。汉密尔顿不得不分期支付这笔对现在的他而言数目不菲的敲诈金,第一次付款在12月22日,第二次在1月3日。别看詹姆斯·雷诺兹胸无点墨,他却能看透汉密尔顿对他妻子的迷恋,以及他对于丑闻曝光的恐惧。
此时,汉密尔顿尝试着终止这段不光彩的韵事,这已经成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辉煌生涯的绊脚石。他暂时地中断了和玛丽亚的一切联系。这使得詹姆斯·雷诺兹很担忧,生怕摇钱树很快就凋零枯萎了。1792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力劝他登门拜访,把他的妻子当作“一位朋友”。他突然不再是备受委屈的配偶,摇身一变成了关心妻子幸福的慈善家;不再是极度忧伤的丈夫,而是妻子的无耻皮条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汉密尔顿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没有当机立断地结束这种关系。对于雷诺兹的邀请,他回忆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有立即接受邀请,即便是在收到了几封雷诺兹夫人非常急切的信件之后。”这对夫妻不断的来信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计划,不遗余力地要赢得我的热情,同时还要刺激我对于事件暴露的恐惧”。[27]
汉密尔顿在误入桃色陷阱的同时,也在构想一个未来的工业城市,一个与杰斐逊的农业乌托邦相对立的工业社会的缩略图。当时,20个美国人中就有19个是从事农耕的。汉密尔顿担心,如果美国继续保持纯粹的农业经济,它将会在与欧洲社会的比拼中永远处于下风。
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科学奇迹重塑经济并推动生产力的时代了。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改进蒸汽机,到18世纪80年代飘过法国上空的热气球,再到18世纪90年代伊莱·惠特尼(Eli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和可替换部件的使用,这个时代充满了技术奇迹。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SirRichardArkwright)设计了被称为水力纺织机的设备,利用迅猛水流产生的能量同时进行多股纱纺。当汉密尔顿宣誓就任财政部长时,阿克赖特在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纺纱厂雇用了1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