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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公民惹内（第1页）

第二十三章公民惹内

在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宣誓连任总统。跟口若悬河的财政部长不同，他崇尚简洁明了，发表了只有区区两段文字的就职演说。当他在参议院演讲的时候，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时的祥和气氛截然不同，此时美国政局的裂痕开始显露出来。总能敏锐地捕捉这种场景的费舍尔·埃姆斯调侃道：“党派利益……必将导致一场危机。”他判断，国会的共和党人会抛弃他们对华盛顿第一任期相对克制的批评：“他们渴望复仇。财政部长就是他们准备砍杀的牺牲品……总统也未能幸免。他越是受人欢迎，他们越想毁掉他，因而总统也遭受了肆无忌惮的攻击。”[1]

华盛顿第二任期被煽动性的外交政策议题所缠绕。法国大革命迫使美国人反思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意义，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支持者对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巴黎持续的骚乱增加了汉密尔顿派的担忧，他们正努力扑灭国内的星星之火；而杰斐逊党人则欲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根据法国的情势判断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了：或者强调他们跟法国大革命的一致性，或者表达他们对大革命的种种行径的厌恶之情。这样，法国大革命既让美国政治中的两个党派联合在一起，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鸿沟。

大多数美国人颂扬法国大革命是他们自己革命的有意义的承继者。1792年8月，国民议会在巴黎授予“乔治斯·华盛顿”“N。麦迪逊”和“简·汉密尔顿”荣誉公民称号，以确立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2]当汉密尔顿收到了法国内务部长发来的确认此事的信件时，他很不屑地在背面写下了这样潦草的文字：“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信，给我寄来一份公民证书，还弄错了我的教名……真奇怪，法国竟然会这样做。”[3]但是巴黎接下来发生的流血转折让在那里的美国代表着实吓了一跳。在1792年的夏天，威廉·肖特（WilliamShort）——杰斐逊驻巴黎的私人代表，当时在荷兰海牙——写信给杰斐逊说道：“法国那些疯狂堕落的人以自由之名彻底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他还说，巴黎的街头“简直可以说是血流成河”。[4]肖特还向杰斐逊描述了暴徒冲入王宫囚禁了路易十六的情形。8月末，在法国的杜伊勒里宫附近架起了一座断头台，当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和让-保尔·马拉（Jean-PaulMarat）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驱赶教士、保王分子、出版商、法官、流浪者以及妓女——所有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人——的活动。当1400名政治犯在被称为“9月大屠杀”的事件中被杀戮的时候，陷入自我陶醉中的罗伯斯庇尔宣称，这是“能给人类增光添彩的革命中最壮美的一次革命”。[5]马拉也附和道：“让卖国贼流血吧，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6]

很长一段时间，杰斐逊党人对有关这些暴行的报告不屑一顾，将其视为恶意的宣传。法国大革命的豪言壮语感染了这些人，他们模仿“雅各宾人”，以“公民”或者“女公民”称呼彼此。1792年9月20日，美国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举办了各种各样的酒会、游行等活动表示对法国的支持。在给威廉·肖特的回信中，杰斐逊指出法国大革命鼓舞了美国共和党人并削弱了汉密尔顿派的“独裁统治思想”。他说，他对在巴黎失去生命的人表示遗憾，但冷漠地为大革命辩解：“整个地球的自由维系在斗争这个问题上……我宁愿看到世界有一半的地方荒无人烟，也不愿看到革命失败。”[7]对杰斐逊说来，重要的不只是法国或者美国的自由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问题。在他的脑海中，这样一个普世的目标可以原谅任何导致流血的手段。

尽管法国大革命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浪漫续篇，但更多的恐怖事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种说法。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他曾经帮助过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爱国者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庆祝他的生日——因为谋划反对革命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卡佩（失去了皇帝头衔的路易十六）的死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学生欢呼雀跃，将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并舔舐着国王的血，而一个刽子手则靠出卖国王的头发和衣着而大发横财。这位国王的头颅被夹在他冰冷的双腿之间，塞在篮筐内，其他部分被放在一个未加整饰的盒子里。英国人对此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小威廉·皮特将其斥为“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最愚蠢、最残暴的行径”。[8]2月1日，法国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很快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

法国国王被斩首的消息于1793年3月底传到了美国，对杰斐逊派而言，这可真不是时候，他们刚才还在强调法国的道德比英国的优越。他们会诅咒这一行动还是会美化这一行动呢？答案在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刊登的《路易·卡佩丢了脑袋》一文中揭晓了。作者举重若轻地庆祝了国王之死：“因为我使用了俏皮语，可能显得我轻视他的命运。的确如此，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跟其他罪犯被处决对我的影响一般无二。”[9]作者说，杀死国王是一个“伟大的正义之举”，如果一个人对这种**裸的暴力感到吃惊，那也只能表明他对“王权的深深依赖”，表明他属于“王权分子”。[10]换言之，他们就是“汉密尔顿分子”。曾经，托马斯·杰斐逊还称赞路易十六是“一个好人”“一个诚恳的人”。[11]现在，他却断言“君主们应该像其他犯罪分子一样受到严惩”。[12]

麦迪逊虽然坦承对巴黎的种种“愚蠢及野蛮行径”感到不安，但是总体在崇拜法国大革命的狂热程度上，他并不亚于杰斐逊，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过程是完美的，结果是了不起的”；他把大革命的敌人贬斥为“人类共同的敌人”。[13]杰斐逊认为如果他们的法国同志失败了，那将注定美国的共和主义也要失败。麦迪逊对此深有同感。麦迪逊并不认为处死国王有什么不妥。他说：“如果国王是一个卖国贼，他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领受惩罚。”[14]跟杰斐逊一样，麦迪逊滤除了法国方面那些恼人的事实，将谈论国王无辜和“敌人嗜血”称为“虚假”新闻报道。[15]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边是共和党人由衷地为法国大革命感到高兴，并喋喋不休地提及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斗过的法国军官对他们的恩情；一边是这些军官成为革命暴力的受害者。现在身为美国驻法公使的古维内尔·莫里斯在国王被处决之后告诉汉密尔顿：“真是巧了，相当比例的在美国服役过的法国军官，要么在初期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要么后期自发地感到不得不放弃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处在被监禁的状态，财产也被充公了。”[16]随着君主制度的倒塌，拉法耶特侯爵也被指控为卖国贼。他逃亡比利时，被奥地利人抓捕。在随后的五年间，他辗转于不同的监狱之间。由于常年的禁闭，最后他脸色苍白，虚弱无力，连头发也几乎掉光了。拉法耶特的亲人在恐怖时期的遭遇更为残酷。他妻子的姐姐、母亲和祖母都被处死了，并被丢在同一个墓穴里。其他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革命狂热的**威之下：罗尚博伯爵被囚禁在监狱里，海军总司令德斯坦被斩首。

如果说共和党人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的话，那么联邦党人亲英的倾向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早在1792年3月，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中抱怨华盛顿“对法国大革命缺乏信心……我记得，在我得到国王逃跑又被抓住的消息后，我首先在会议上告诉了他。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在某件事上如此沮丧不安”。[17]华盛顿确实憎恶法国发生的血腥杀戮，因而这加深了他和杰斐逊之间的裂隙。约翰·亚当斯对法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有先见之明，并为许多美国人对“那个反复无常、天马行空、激动狂热的民族所作所为的无知、盲目和热情”感到懊恼。[18]他警告：“丹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是性情暴烈之人。祸根已经在法国种下，他日将一发不可收拾。”[19]

没有人比汉密尔顿在法国革命的问题上发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言语了。汉密尔顿后来告诉拉法耶特，君主制的暂时消灭和9月大屠杀“浇灭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美好期盼”。[20]汉密尔顿拒绝宽恕巴黎的屠戮，反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汉密尔顿认为革命不应该一夜之间斩断与过去的联系，或者彻底废弃原有的法律、秩序和传统。“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其本身而言是崇高的，”他说，“当与高尚、正义和人道联系起来时，它应该尊重每一位朋友，把它当作人。但是如果被犯罪和肆无忌惮所玷污，那它就失去了人们的尊重。”[21]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自由、自然、深思熟虑后的行为”，并且本着“正义和人道的精神”。[22]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是写在羊皮纸上的革命，是通过文件、请愿以及其他法律形式定义的。

真正让汉密尔顿绝望的不只是法国背叛了革命的希望，还有美国的革命辩护者把“玷污人类历史的最残酷、最血腥、最暴虐的事态”正当化的做法。[23]对汉密尔顿来说，法国乌托邦式的革命过于强调自由，而排斥了秩序、道德、宗教和财产权利。他们迫害的银行家和商人恰恰是汉密尔顿视为渐进改革的中间力量。他把法国的混乱局面看作在美国的凶兆，如果人们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置秩序保障于不顾的话。他最大的梦魇此时正在横跨大西洋——一场充满希望的革命让位于混乱的恐怖状态和威权统治。他的结论也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道德中仍有某种东西是永恒的，那么，对大革命的鼓吹意味着令人蒙羞的时刻必将到来。”[24]

直到4月初，法国向英国和其他君主制国家宣战的报道才到达美国。汉密尔顿立刻告知了当时在芒特弗农的华盛顿：“似乎，战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25]华盛顿匆忙赶回费城制定政策。他倾向于立刻表明中立立场，在听到美国的船只准备好辅助法国参战的传闻时他脸色都变了。在华盛顿抵达之前，汉密尔顿反复斟酌，拟定了一份中立宣言，并与约翰·杰伊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进行了磋商，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后者渐渐被忽略了。4月17日抵达之后的第二天，华盛顿让他的顾问们仔细考虑一下次日上午在其官邸召开的会议上要讨论的1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便是最主要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发布一份中立宣言吗？剩下的12个是关于法国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应该接纳法国派来的大使吗？早前签订的条约是否还能继续适用？法国挑起的战争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这些问题暗含对法国的怀疑，杰斐逊认为它们出自汉密尔顿的笔端，实际上这是华盛顿苦思冥想的成果。

跟他一贯坚忍不拔的品质相符，汉密尔顿认为保持中立是唯一恰当的措施，并且反复提醒华盛顿“持久的和平，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热切的愿望”。[26]与华盛顿看法相同，与其说这是出于对战争的顾虑，不如说是相信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参战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与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甚至还没有一支常备的海军。汉密尔顿说，在这样的关头，战争“对可能卷入其中的国家将会产生不一样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战争比我们赖以建立独立国家的战争只会具有更大的危险和灾难”。[27]尽管杰斐逊同情法国，汉密尔顿同情英国，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中立是唯一切合实际的政策。然而，两位部长在究竟采用何种形式表示中立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有了后来三天的激烈辩论。

在4月19日颇具戏剧色彩的会议上，华盛顿在静静地听着。杰斐逊反对立刻宣布中立，甚至不宣布中立，他希望从英国的让步中坐收渔利。他认为，为什么不能推迟一下呢？让其他国家过来求着美国中立。而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国的中立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让演讲更有说服力，他甚至搬出国际法权威的案例——胡果·格劳修斯（HugoGrotius）、瓦特尔（EmmerichdeVattel）和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vonPufendorf）来打动听众。汉密尔顿占了上风，内阁决定颁布一份声明：“禁止我们的公民在海上参与交战国之间的敌对行为。”[28]杰斐逊对终止美法1778年签订的若干条约的做法感到震惊。汉密尔顿争辩说，法国帮助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只不过是希望借机削弱英国而已。他还说，法国已经废掉了路易十六，政府就算是发生了更迭，因而此前的条约就失效了。可以料想，他反对友好地接待已经于近期抵达美国的法国公使，以免美国成为法国的棋子。会议还是做出决定，接待新任法国公使不需要获得额外批准。杰斐逊很高兴看到自己摘到了一个胜利果实，华盛顿也再次显示出他并不是汉密尔顿的玩偶。

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舌战数日后，4月22日，华盛顿颁布了他的中立声明。虽然在发布一份正式、迅速执行的宣言这一主要问题上，汉密尔顿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但杰斐逊却赢得了几个关键点。杰斐逊特别担心“中立”这个字眼会表示直截了当地抛弃法国，因此文件采用的说法是美国人民需要对交战各方保持“友好、公正”的态度。[29]这一声明给独立、骄傲的美国开了一个好头，成为美国摆脱欧洲纠缠的思想庇佑。关于这一声明，亨利·卡伯特后来写道：“华盛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人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份声明了。美国的未来也因而最直接地烙上了汉密尔顿的印记。”[30]在发布了中立声明之后，汉密尔顿继续解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应该以自身利益而非情感上的好恶为基础；想象中的利他主义往往掩藏着卑鄙的动机；个人经常为慈善之举，但是国家却绝少如此。”这种朴素的讲究实际的世界观可能源于其在西印度群岛时对欧洲国家的观察。

中立声明还引发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另外一场小小的争论。国务卿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所采取的形式，并向门罗表达了他的愤慨：“如果我们拒绝继续提供后续支持给大不列颠，汉密尔顿会感到惊慌失措。”[31]麦迪逊也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英国情结”感到愤怒，并斥责这一声明是一个“最为不幸的错误”。他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在篡夺本属于立法机关的国防权力。难道国会自身没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吗？他哀叹汉密尔顿“摆脱”美法协议的做法是一个“同样卑鄙愚蠢的”阴谋。[32]麦迪逊赞成美国给予法国以支持，抱怨华盛顿屈尊于“违背历史潮流的英国佬的事业”。他依然视法国大革命为争取自由的精神斗争，并愤怒地质疑，不明白乔治·华盛顿“对别国争取自由的成功经验到底担心什么”。[33]

1793年4月8日，法国新任的驻美公使乘船驶入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恩布斯卡德”号护卫舰上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他的名字是埃德蒙·查尔斯·惹内（Edmenêt），但历史记住他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名字——公民惹内（Genêt）。短小精悍的身材，气色红润的面庞，这位而立之年的外交官头顶着热情似火的红发，微微倾斜的额头，还有一个鹰钩鼻子。古维内尔·莫里斯对他不以为然，认为他“举手投足间流露着暴发户的气息”。[34]尽管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以为他是政治的门外汉，但他的履历还是非常不错的。他6岁精通希腊文，12岁翻译过瑞典文的历史著作，能讲7门外语，还是一个颇有造诣的音乐家，并且已经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见习过外交工作。由于他跟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st）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王的脑袋被砍掉之前，曾有这样的猜测：公民惹内可能护送王室成员去美国。

在此种社会情势之下，这位年轻活跃的使者本是颇有魅力的，但他竟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外交官应有的审慎。的确，如果汉密尔顿决定找一位公使来演绎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他恐怕想不出能比虚荣狂妄的惹内更好的人选了。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高调介入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纷争。

公民惹内到达之际就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希望美国给予法国更多的资金支持，提供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军需物资。更有甚者，他希望能重挫西班牙和英国在北美的资产，甚至为达此目的已经准备好要雇用特工人员了。杰斐逊成为其私下里密谋的共犯，杰斐逊曾给过惹内一封信，在信中他炫耀自己把一位名叫安德烈·米肖（AndréMichaux）的法国植物学家引荐给了肯塔基的州长。米肖计划武装肯塔基州人，在西班牙占领的路易斯安那的前线阵地上挑起事端。实际上，杰斐逊的援助违背了中立政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与乔治·贝克威思的非官方会谈倒更显得无害。

最让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快的是，惹内随身携带的背包内装着一些空白的“捕拿特许证”。这些文件是为私人船只准备的，将授权它们变成私掠船，使这些私人船只有权捕获没有武装的英国商船作为“战利品”，让被捕获者提供金钱，向法国提供军事帮助。惹内希望招募美国和法国的海员。在南卡罗来纳州一落脚，他就颁发许可证给私掠船只，让它们从美国的港口出发劫掠英国船只，并召集了一支1600人的军队进攻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汉密尔顿远在费城痛斥这一举动为“极端傲慢”的表现，并揣测他的真实意图：“惹内来到我们国家可能并没有把我们拖入战争的想法，但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间接把我们拖入其中了。”[35]汉密尔顿确信，惹内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他是在贯彻执行官方的政策。很快，汉密尔顿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

果然在抵达美国10天后，公民惹内跋山涉水赶往费城，准备向华盛顿递交国书。惹内在沿途的各种宴会上受到热情款待，似乎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候选人，而不是外国的外交官。他的6个星期的旅程也被抹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在许多城市，惹内频繁出现在“共和”和“民主”组织的活动中，它们的成员互相问候和拥抱，以“公民”相称。这些团体担心，一旦欧洲势力推翻了法国大革命，孪生的美国将成为它们的下一个进攻对象。联邦党人担心这些组织会模仿已经在巴黎酿成混乱局面的激进的雅各宾派（Jas）的“俱乐部”。在这些组织相互联络的时候，汉密尔顿认为，他们可能会效法“自由之子”触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方法。谨慎起见，他告知海关关员，一旦发现他们的船坞里的商船被凿出了枪眼（这表明它们被改造成私掠船），就立刻告诉他。

在惹内北上的日子里，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共和党人越是赞美，联邦党人便越是非难。就在惹内旅行的时候，“恩布斯卡德”号护卫舰在美国海域抓获了英国船只“格兰其”号，并将其拖到费城。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向托马斯·杰斐逊强烈抗议，指出这种行为简直视华盛顿的“中立声明”为儿戏。国务卿私下里赞同这种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当“格兰其”号抵达费城时，杰斐逊再也掩饰不住他的兴奋了。“它已进入我的视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码头上，”他告诉詹姆斯·门罗，“此前从未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当看到英国旗帜被撤下来，法国的旗帜高高飘扬的时候，他们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36]杰斐逊被惹内折服了，他告诉麦迪逊说，惹内“为我们奉献一切却不求回报……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的使命感更崇高，更让人感动的了”。[37]

1793年5月16日，公民惹内抵达费城，在礼花绽放礼炮齐鸣中，他受到州长托马斯·米夫林的欢迎。共和党人希望对惹内的滔滔敬仰之情能夯实法美关系，两国的国旗并排飘扬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同情法国的人租下费城最大的宴会厅准备举行一次“优雅的公民聚餐”，带着“自由之冠”，高唱《马赛曲》。新任大使甚至加入了费城的一个雅各宾俱乐部。杰斐逊喜气洋洋，他告诉麦迪逊：“战争点燃了两党的热情，这是我们自己办不到的。”[38]一位联邦党的作家对惹内受到的礼遇感到难以置信：“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人们如何拥抱他、亲吻他。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乎都未能逃脱人们的礼遇。”[39]

然而，在别人看来手足情深和激昂情绪的地方，汉密尔顿却察觉到推翻美国外交政策的阴谋。接待惹内的组织者“恰恰是清一色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敌人和捣乱者”。[40]费城是共和党精神的大本营，核心人物在此宣泄着他们的亲法情绪。约翰·亚当斯对为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干杯之类的祝酒词感到惊讶，他回忆米夫林州长所举办的一个酒会时说：“法国的实权派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与他们结盟，对英宣战。”[41]有时，亲法的情绪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亚当斯担心联邦党人会受到暴力侵害。亚当斯若干年后责怪杰斐逊时说：“你肯定感觉不到1793年惹内所带来的那种恐怖气氛，当时有1万人走上费城街头，当时的人日复一日地威胁着要把华盛顿从家中揪出来，他们要求在政府中发动一场革命或者迫使政府为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对英宣战。”[42]尽管身为副总统，亚当斯还是感觉到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而在从国防部办公室到他家的小路上偷偷地藏了一些武器，这样他就可以保护他的家人、朋友和侍从。全新的共和国依然是一片是非之地，充满了外国阴谋、内战、混乱和分裂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