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糖球与玩具
在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于1795年2月中旬离开费城之后,他们在纽约市租了几间房子逗留数日,之后他们动身前往斯凯勒在奥尔巴尼的住处,期望能在那里过上安宁的生活。汉密尔顿发现,他还是难以获得一些私人空间。纽约市的富商巨贾热情款待他,场景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在2月下旬,商会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足足有200人参加,“没有能容纳更多人的房间了”,一家报纸是这样评论的。[1]这是一次愉快的盛宴,商界和农界人士都表达了他们对汉密尔顿的祝福。他本人则接受了9次全体敬酒,先前华盛顿和亚当斯每人才得到3次。纽约市逐渐取代费城和波士顿,成为美国的主要港口,汉密尔顿被尊为当地繁荣的守护神。在祝酒词中,汉密尔顿向当地的商界人士表达了他的敬意:“纽约的生意人们,愿你们永远享有船长的荣誉、领航员的技能和港口的财富。”[2]两个星期之后,纽约市长理查德·瓦里克授予汉密尔顿荣誉市民称号。与众多在纽约市找到新身份的移民一样,汉密尔顿对曾经收留自己的这座城市怀有特别的感情。“在我曾经收到的诸多同胞对我的珍贵赞许中,”他告诉瓦里克,“没有哪个能比得上我现在得到的荣誉。”[3]
在汉密尔顿辞去政府职务之后,英国艺术家詹姆斯·沙普尔斯(JamesSharples)为他创作了一幅彩色蜡笔画,从这幅画像可以看出,虽然曾在费城劳心焦思,曾遭到杰斐逊党人的恶毒谩骂,但汉密尔顿仍然保持愉悦的心情。沙普尔斯刻画出了一个有着锐利的双眼,神情愉悦的睿智男性,他有着尖尖的下巴,英挺的鼻梁,发际线却已经后移。纵然心底深藏绝望,汉密尔顿仍然处于盛年,有能力规划自己的宏图大业。
汉密尔顿辞职的消息引发了对其前途的种种猜测。一些捕风捉影的人认为他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实是其老谋深算之处,他想接替华盛顿继任总统。那些恶意的批评者和虔诚的赞美者都没能想到,他的初衷只是希望过上一段宁静的生活。在州长克林顿先生于1月宣布他将不参加重新选举之后,媒体便认为汉密尔顿可能是未来的州长,他的老上司尼古拉斯·克鲁格会成为副州长。汉密尔顿让菲利普·斯凯勒澄清这一猜测,他不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个野心家。当一位纽约律师问汉密尔顿,是否允许自己提名他竞选州长。汉密尔顿没有作答,只在备忘录上写下了以下内容:“这封信也许不怀好意。关于未来我不会回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与当时充满疑忌的气氛十分相称。
实际上,真相很简单。汉密尔顿身负重债,急需赚钱。这一事实足以驳斥那些说他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员的传言。如果汉密尔顿真的犯下什么错,那就是他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他离职时比他入职时还要穷,在执掌整个国家的财政之后,他告诉安杰莉卡·丘奇:“我得稍稍照顾一下我自己了,事实上我需要更多照顾。”[5]他打算“远离我的政坛并认真照顾我自己的小家”。[6]汉密尔顿任职财政部长时,每年赚得3500美元,这远远不足以支付他那日渐繁茂的家庭所需的各种消耗,当然也比不得他做律师的收入。他拥有的只是一些日常家具,他估计自己需要五六年稳定的工作才能够将外债还清,从而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因为这种负债生活的方式与杰斐逊等出生在富裕家庭的人不同,因此他只有辞职了。在汉密尔顿辞职之后,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其间流露出对汉密尔顿的些许不满:“报纸大张旗鼓地声明是贫困让他回到律师界生活的。”[7]
汉密尔顿对于自己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倒从不避讳。华盛顿总统收养的孙子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提斯(GeeWashingtois)讲述了汉密尔顿在提出辞呈之后出现在总统大楼时的情景。当汉密尔顿面带微笑进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助手们已经在那里了。“祝贺我吧,我的好朋友们,”他说道,“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总统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辞呈,我再次成为一个普通人了。”汉密尔顿注意到他们沮丧的神情,接着说:“我的全部身家连500美元也不到。我把青春年华奉献给这个收纳我的国家。现在,我的家庭有权对我提出要求。”汉密尔顿拿起桌上的一本宣传册,将它打开。“嗯,是宪法,”他说,“现在,请记住我说的话。只要我们仍然是一群崇尚美德的年轻人,这份文件就会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福祉和共同的幸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然而,如果我们垂垂老矣,腐化堕落,它将很难把我们长久地联结在一起。”[8]这种对美国未来的惶恐观点预示汉密尔顿不会满足于在财政部所取得的成就,他将重返政界。
在艰辛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汉密尔顿并非对财富的吸引力无动于衷,他也想生活得舒适一点,但是他不想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取财富。他在离职之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他故地重游纽约之时,他的老同学罗伯特·特鲁普找到了他,在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时,特鲁普“习惯借些小钱给他(汉密尔顿),好让他补贴家用”。[9]友善的特鲁普当时已经发迹,现在是著名地产商查尔斯·威廉姆森(CharlesWilliamson)的代理,后者代表了一批在美国投资的英国富商。1795年3月末,特鲁普力劝汉密尔顿参加一个在西北地区购买房产的项目:“我可以说,我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成为帮助你这样的绅士累积财富的经纪人了。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活得潇洒自在,他就不可能被人当作绅士。”[10]特鲁普还说,法律这个行当将会使汉密尔顿疲惫不堪并且10年以后他甚至无力养家糊口。
如果汉密尔顿贪恋金钱,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真诚的朋友热切地希望他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致富。然而,尽管为特鲁普的关心所打动,汉密尔顿还是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得当的信,婉拒了他的盛情邀请。在汉密尔顿做出决定时他充分考虑到了威廉姆森代理的是外国人这一事实,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一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危机”,希望自己断绝与国外的一切瓜葛。汉密尔顿担心,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恐怖行径也许很快就要登陆美国了,断头台以及其他东西或许都要来了,他本人可能也会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即将要玩的游戏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对特鲁普说,“它可能就是真正的自由、财产、秩序、宗教,当然还有脑袋。特鲁普,届时我将尽力保全你我二人的性命。”他并不奢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只要能在乡间安然度日,已经心满意足”。[11]于是,汉密尔顿拒绝了为赚钱去冒险。最终,他接受了查尔斯·威廉姆森提供的律师职位,但是却没有参与土地交易。
那个春天,汉密尔顿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尔巴尼与艾丽萨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的,不时穿梭于这个小小的临时家园和曼哈顿松柏大街63号的办公室之间。他还憧憬过去欧洲旅游一次(这将是他到达北美以来第一次出国),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宝贵的时间花在家人身上。从公职中解放出来,汉密尔顿看起来比过去几年轻松了不少,与艾丽萨说话时的语气也变得诙谐起来了。一天,没有及时订到从纽约去奥尔巴尼的马车车票,他告诉艾丽萨:“我得试试渡船,我明天就去,我必须祈祷和煦的春风把我迅速带到爱人的怀抱。”[12]5月份,汉密尔顿甚至休了一个星期的长假,与他的朋友亨利·格兰(HenryGlen)一起从纽约的斯卡奈塔第到撒斯奎哈那河坐马车走了一个来回。然而,汉密尔顿并不能轻松多久,夏天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纽约,参加一个包括许多纽约名流显贵在内的顶级诉讼客户见面会。由于设在下曼哈顿的这个据点,汉密尔顿离国家政治中心费城的距离,并不像实际的地理距离那么遥远。
汉密尔顿离开美利坚政坛是如此迅速,以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然而,即便法律事务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的,他也没有放慢写作的步伐,并且还积极投身于他辞职之后的第一次大争论之中,那就是《杰伊条约》(JayTreaty)引发的骚乱。约翰·杰伊在前一年夏天一抵达伦敦,汉密尔顿的个人代表安杰莉卡·丘奇就主动接待了他,并邀请他参加她的社交晚宴。像其他精力充沛的男性一样,杰伊为安杰莉卡·丘奇的魅力所倾倒。他告诉汉密尔顿:“安杰莉卡真是一个性情温柔、令人愉快的女人。”[13]在参加了一些社交圈子受到真诚款待之后,杰伊知道,他即将谈判的条约会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他提醒汉密尔顿:“我们不可以达成一个会遭到误解的条约,那会毁掉我们民族的团结,并且会让不和谐的种子生根发芽。”[14]
当与英国订立的所谓《杰伊条约》的草稿传到费城时,汉密尔顿仍然是俗务缠身。杰斐逊宣称,汉密尔顿第一眼看到这份文件时,私下批评该条约“很糟糕”,还说它“婆婆妈妈”。[15]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知道的是,汉密尔顿对这份条约草案做出了非常睿智的评论,他针对第十二条向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条约第十二条对美国同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设置了太多的限制条件。
1794年11月19日,杰伊正式签署了条约。他没有在冬天挑战北大西洋,而是在英国一直待到春天,因而条约的官方文本随着他直到1795年3月7日才到达费城。这并不是一份能取悦美国人的条约,华盛顿决定在“绝密”(麦迪逊语)中将它掩饰起来。[16]也许因为杰伊是一位热情的废奴主义者,他没有强迫英国赔偿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带走的奴隶。他也没有为被英国海军俘虏的美国海员争取一个满意的赔款方案。美国人民原以为他能坚持战争时期一个中立国的传统特权,然而他似乎把这个基本立场都遗失了。对共和主义者而言,杰伊犯下的最不可容忍的错误是他给了英国在进口商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而英国却没有对美国的进口做出相应让步。不过,杰伊还是取得了一些细微但却显著的胜利。不列颠同意撤除西北的边界贸易站,允许美国商人在货物被没收的情况下采取仲裁措施,有限制地允许美国小型船只进入西印度群岛。对杰斐逊的支持者而言,从最初的形式上看,《杰伊条约》是联邦党人向英国霸权屈辱投降的条约,背叛了同法国源远流长的联盟关系。
然而,在联邦党人的眼中,杰伊在最重要的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首先,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引爆战争无疑是自取灭亡,而杰伊与英方的谈判终于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外,通过把国家的命运与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杰伊也确保了美国的贸易能够直通海外市场。关于这一条约,作家约瑟夫·伊利斯(JosephEllis)曾经评论道:“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英国的舰队联系起来,这在整个19世纪都对美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保护作用。”[17]
5月末,也就是杰伊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华盛顿召集参议院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秘密讨论这一条约。汉密尔顿对后果心急如焚。“各行各业的商人的普遍观点是,”他对鲁弗斯·金说,“不批准条约将会在总体上阻塞经济计划和公司运营。”[18]汉密尔顿并不赞成与英国重新谈判,他只是希望参议院能就是否删除对美国不利的第十二条达成一致意见。亚伦·伯尔率先表示反对,他希望独立战争后被掠夺的黑奴以及其他财产“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赔偿”。[19]他还对其他10个条款表示了反对。参议院最终不顾伯尔的反对在6月24日以微弱的赞成票优势通过了《杰伊条约》,还增加了一个附加条款:对第十二条内容做部分保留。
由于担心公众对条约的反应,华盛顿仍然拒绝让公众审查条约的文本。汉密尔顿则向华盛顿建议,希望能够面向公众公布条约,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公众的过度恐慌。7月1日,由共和党的一名议员泄露出去的完整文本刊登在费城的一家报纸上,引起了美国政坛前所未见的骚乱。麦迪逊称这一令人震惊的后果就像“电流传遍合众国的各个角落”。[20]杰伊首当其冲,成为共和党人发泄愤怒的替罪羊。他刚刚辞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职——汉密尔顿回绝了替代杰伊就任大法官的建议——并且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举为纽约的州长,而汉密尔顿的妹夫斯蒂芬·范·伦塞勒出任副州长。杰伊遭到恶意报复。在他纽约的住宅附近,各个大厦的墙上都写着一些巨幅的咒骂文字:“约翰·杰伊,去死吧,那些不诅咒约翰·杰伊的人都去死吧,那些不在屋里点起灯彻夜诅咒约翰·杰伊的人统统都去死吧!”[21]
《杰伊条约》重新点燃了公民惹内两年前激发起来的怨恨情绪,斯坦利·埃尔金斯和艾瑞克·麦克基特里克曾经写道:“尽管实际上人们从该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份国际条约受到如此多的指责。”[22]横扫各大城市的怒潮再一次暴露了美国两个主要政治党派之间的矛盾。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许多的城市焚烧了杰伊的肖像。杰伊自嘲地说,借着这熊熊火光照路,他可以走遍美国。对汉密尔顿而言,这些抗议确实应验了他的预言,杰斐逊的追随者的确是改头换面的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在7月14日,查尔斯顿的市民庆祝了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他们拖着英国国旗走街串巷,最后在英国领馆馆前付之一炬。
这样嘈杂无序的游行让人们想起了革命中的巴黎,虽然长矛上没有串上保皇党人的头颅,但也足以震惊首都。小奥利弗·沃科特记录下了这样一幅场景:“有人把条约抄本扔到人群中,他们把它放到竿子上。大约300人组成的队伍朝着法国公使的官邸进发,那里正在举行庆典活动。暴徒后来又去了乔治·哈蒙德家,在欢呼和喝彩声中烧掉了条约。”[23]约翰·亚当斯当时目瞪口呆,后来才回忆起华盛顿的住宅被“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人包围着,一天又一天,吵着嚷着,要求对英国开战的,咒骂华盛顿的,为法国爱国人士和道德高尚的共和党人喝彩”。[24]
在此事发生之前,离任的汉密尔顿基本上没有打扰以前的内阁同僚,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可是,华盛顿现在想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汉密尔顿对贸易以及其他问题拥有全面的知识和见解,他的地位难以替代。华盛顿完全明白,《杰伊条约》注定不受共和党人欢迎,他希望至少能说服自己该条约是有益的,并知道该如何辩护。在7月3日,他曾经给汉密尔顿写过一封信,信上标明了“私密”字样,他请汉密尔顿评估一下条约。他毫不吝啬地恭维汉密尔顿,称赞汉密尔顿对贸易政策的认识“科学、深邃、全面”。[25]华盛顿还道歉说,他让汉密尔顿从律师业务中分心了,如果他实在太忙的话完全可以拒绝这一请求。华盛顿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一定在暗笑,他知道汉密尔顿一定会尽快给出一份非常正式的分析意见。果然,7月9日、10日、11日,汉密尔顿分别给华盛顿寄去了三份翔实无比的条约分析意见。他肯定了旨在解决《1783年和平条约》产生的种种问题的前十条,并指责限制美国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第十二条,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条约的第十八条,因为第十八条列出了一份长得让人无法想象的不列颠可以从美国船只上没收的违禁物品清单。然而,《杰伊条约》总体精神是有益的,让人难以拒绝的,它的目的是为美国争取和平。“有了和平,我们的贸易就能迅速发展。如果这一时期发生战争,将严重损害我们的发展和繁荣。”[26]
如此迅速收到汉密尔顿的意见,华盛顿着实吃了一惊。他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你的研究和阐述如此详细,给你增添这么多麻烦,我备感惭愧。”[27]华盛顿只是在一两点上与汉密尔顿稍有不同,在其他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他给汉密尔顿的信件再次确认了杰斐逊的追随者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总统从不回避与汉密尔顿的意见分歧,但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们俩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之后,他失去了乔治·华盛顿有力的支持,失去了与之相伴时那份可贵的理智和分寸感。从先做副官,然后到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代理人一直得按照他的礼节行事。现在,他不再是华盛顿的下属了,汉密尔顿甚至能更快地察觉到威胁和挑战,并且在争论中采用一种舍我其谁的口气。某种至关重要的制约消失了。
这在汉密尔顿为《杰伊条约》发动的论战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尽管参议院通过了,可是华盛顿还没有在上面签名。条约引起的战争对汉密尔顿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政治冲突了。他把这场战争当作决定美国命运的末日之战,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美国的命运而战。那年夏天,他觉得自己在纽约是置身于半战争状态的氛围之中。法国的三色旗甚至在商界精英聚会之地——唐提咖啡屋上空高高飘扬。在他比较担心的时期,汉密尔顿仿佛看到杰斐逊党人的死囚押送车载着他和其他联邦党人驶向美国制造的断头台。“尽管无法确信,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们的‘雅各宾分子’为一些人准备好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汉密尔顿在写给小奥利弗·沃科特的私人信件中说,“事实上,这个城市的民兵是靠不住的,从他们长官的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突发事件中的一种资源,我们只好求助于军事驻地中的正规部队。”[28]
要让汉密尔顿相信他的反对者也同样胸怀坦**是越来越难了,他把他们视为一种蓄意破坏的邪恶力量。早在春天的时候,海军准将詹姆斯·尼克尔森(JamesNi)——亚伦·伯尔的密友艾尔伯特·加勒廷的岳父——已经对他提出恶意指控。尼克尔森声称,汉密尔顿在作为财政部长期间,在伦敦一家银行藏匿了10万英镑的资金,他公然指责汉密尔顿一边领取政府薪金,一边与英国暗中勾结。汉密尔顿的一位友人为他打抱不平,要求对方拿出证据。镇定自若的尼克尔森回应说,如果汉密尔顿本人提出请求,他自然会公布证据来源。“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汉密尔顿并不曾提出这样的要求,”约翰·贝克利告诉麦迪逊,似乎这就成了汉密尔顿有罪的证据,“尼克尔森亲自告诉我这些细节,还说,一旦汉密尔顿的名字出现在公职候选人的名单上,他就会立刻将内情公开。”[29]共和党人能够将这样的流言蜚语当作绝对正确的事情,难怪汉密尔顿疑心有人密谋陷害他。
汉密尔顿和尼克尔森之间的争执成为1795年7月发生的几件大事的背景。在纽约市,雪片般的传单飞舞了数日,敦促市民在7月18日中午到市政厅集合,“讨论一种向总统表达他们对这一亲英条约不满的恰当方式”。[30]波士顿的市民一致表达了对《杰伊条约》的谴责,汉密尔顿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民主俱乐部的领导人也正在曼哈顿的街角处发表言辞激烈地反条约演讲。为了想出办法消除抗议,民主俱乐部于19日晚间在唐提咖啡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汉密尔顿和鲁弗斯·金在《杰伊条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表示支持。他们号召支持者第二天也到市政厅集会,举行一个反游行示威的活动。
第二天,当钟声敲响12点的时候,汉密尔顿出现在主街西侧历史悠久的荷兰大厦的露台上,正好面对市政厅。500多人蜂拥而至挤在这个十字路口,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的宣誓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但是6年前和谐的一幕如今却见证着合众国早期发生的丑陋的冲突。在露台上,汉密尔顿大声呼喊着,要求对方报出集会领导者的姓名。恼怒的人群也大声回应道:“让我们选出一个主席。”[31]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S。史密斯(WilliamS。Smith)被选举为主席,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主持集会。彼得·R。利文斯顿站出来批判《杰伊条约》,汉密尔顿粗暴地打断他,质问他是否有资格第一个讲话。经过投票后,现场的绝大多数人赞成利文斯顿第一个讲话,他才重新开始讲演。但是,现场人声鼎沸,太嘈杂了,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于是他建议条约的反对者沿着华尔街向三一教堂出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条约反对者都跟随着他,当汉密尔顿响亮地陈述其辩护意见时,有500多人阴沉着脸在听他讲。一家报纸是这样说的,汉密尔顿强调“在市民得以形成他们的意见之前需要充分讨论,然而人群发出的鄙夷的声音、咳嗽声还有嘲骂声淹没了他的声音,彻底打断了他的讲演”。[32]这真是一幅不同寻常的场景:前财政部长屈尊从奥林匹斯山下来向反抗者表达自己的想法。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说道,当他父亲要求游行示威者表现出点尊重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有人向他投掷石头,其中一块击中他的前额。他一边低头躲闪,一边说,‘如果你们用这种方式反驳他人,我这个律师也只好辞职了’”。[33]另一位联邦党人塞思·约翰逊证实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一些石块朝着汉密尔顿先生扔了过去,其中一块击中了他的头部。而另一位愤怒的联邦党人则说道,‘雅各宾分子企图打伤汉密尔顿的脑袋,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把他的智商降到跟他们同一个水平。’”[34]很长时间以来,条约的反对者就在策划这样的斗殴场面,他们围成一圈,仪式性地烧毁《杰伊条约》。当杰斐逊得知汉密尔顿在大街上受到石块攻击时,他并不感到恐怖或者悲伤;相反,他有点得意洋洋,对麦迪逊说:“利文斯顿的支持者用石头和棍棒攻击他,这说明他的党派已经脱离群众了。”[35]显然,杰斐逊认为这会使《人权法案》的撰写者——麦迪逊欣喜若狂。
作为一个身份如此尊贵的人,汉密尔顿遭受了莫大的侮辱。反对和抗议最终演变成他所惧怕的骚乱。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行为也有一些挑衅的色彩,有失体面。当他让“那些遵守秩序的朋友”跟着他上街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答应了。汉密尔顿等人在街头遇到一场争执,冲突双方是联邦党人律师乔赛亚·奥格登·霍夫曼(JosiahOgdenHoffman)和几个月前诽谤汉密尔顿的詹姆斯·尼克尔森。当时,汉密尔顿希望能够阻止这场争执,但是却再次受到尼克尔森的挖苦指责,尼克尔森说他是一个“亲英分子的教唆犯”,说汉密尔顿根本没有权力打断他们的争吵。汉密尔顿试图将这个与己结怨已久的人赶回家。尼克尔森又说,他不需要听汉密尔顿的话,还指责汉密尔顿曾经逃避过一次决斗。这对任何绅士来说无异于投下了一颗燃烧弹,怒火在汉密尔顿心中燃烧。“没有人能断言你说的是真相。”汉密尔顿反驳,他还希望尼克尔森能答应在适当的时间和场所来一次决斗,他希望“给尼克尔森先生点颜色瞧瞧”。[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