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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第1页）

第二十八章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

从汉密尔顿在《杰伊条约》中所展示出来的领导才能看，他并非仅仅是联邦党人最重要的理论家，他更是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和组织者，他可以通过无以计数的信函、演讲和文章来动员他的支持者。最让人吃惊的是，政治工作不是他忙碌生活的全部，甚至算不上是最耗时的部分。“我埋头于商业活动中，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离职两年之后，他是这样对鲁弗斯·金说的。[1]大家都承认，他是纽约最好的律师，他的客户都是奥尔巴尼以及整个纽约州的社会精英。“在每一个重大案件或者每一个商业案件中，人们总是聘用他做律师，”詹姆斯·肯特说道，“他是纽约商界最著名的律师。”[2]有了这份利润丰厚的工作，他现在的收入是其担任财政部长时的3到4倍，但是他并不想一味追求高回报。有一次，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特揶揄他：“我听说，钱在你脚下你都不会弯腰去捡……你天生是个政治家，永远会心系政治。”[3]

汉密尔顿的政治生命和律师生涯经常出现交集，他处理过许多因国外势力捕获美国船只而发生的海事保险案件。他也在著名的《宪法》案件中做辩护。1796年初，他去了费城，在最高法院为自己任职财政部长期间开征的马车税的合法性做辩护。“他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一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他的整个论证条理清晰、扣人心弦，堪称经典。”[4]法院最终赞同汉密尔顿的观点，即国会有权管理“除出口之外的一切应征税资产”。[5]最高法院不仅支持汉密尔顿关于联邦政府拥有征税权的观点，同时首次就国会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做出了裁决。

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因此，汉密尔顿没有时间像杰斐逊那样发展自己在科学、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兴趣。汉密尔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度操劳，渐渐开始变得健忘了。在离职几个月后，他写信给第一合众国银行，想知道自己的账户余额，因为他把存单丢了。这是该银行的传办人讲的。汉密尔顿的确没有给自己放几天假。1795年夏天，他做了一次长达三周的旅行，去了纽约州北部的偏远地区，参观了卡育加湖的几个印第安部落。从他保存的一个粗略的日记中似乎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商业旅行，涉及一宗土地买卖，由部落领导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活泼的气氛。1796年秋天，汉密尔顿与两个朋友在长岛度过了五天的美好时光，他们狩猎、骑马，这次旅行可能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此前他因肾功能紊乱被迫戒掉了香槟酒。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说：“我们打了一些松鸡，并让他骑了马，以期他能有个好胃口，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好转。”[6]汉密尔顿对旅游的兴趣仅限于此。一个通过自己的财政政策将整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竟然从来没有安排一次环游美国的旅行，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汉密尔顿的旅程从未涉及欧洲，甚至是美国南部，一来是因为工作繁忙，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家庭的眷恋。在其长岛之旅后，他为了一桩案子匆忙赶往奥尔巴尼市。他在从斯凯勒家写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不用说，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回到你身边，出现在亲爱的孩子们面前。每次被迫离开你们，我都心情沉重。上帝保佑你，我的爱人……无限爱你的汉密尔顿。”[7]汉密尔顿给艾丽萨写过许许多多如此情意绵绵的信件。无论身上有什么缺点，他始终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深情的丈夫，时常牵挂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玛丽亚·雷诺兹事件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妻子和孩子们身边。

汉密尔顿夫妻身体力行地长期照顾一些孤儿。1795年10月1日，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儿子，同他的导师隐姓埋名来到纽约。汉密尔顿对拉法耶特侯爵印象极佳，并认为法国大革命浪潮过去之后，他还能在法国重获民心。但是拉法耶特儿子的到来给乔治·华盛顿提出了难题。拉法耶特侯爵依然被奥地利人监禁在奥尔米茨，而侯爵的儿子希望美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将侯爵解放出来。出于对其父拉法耶特的尊敬，华盛顿非常渴望接受他的儿子，但是《杰伊条约》引发的骚乱却使事情变得复杂。华盛顿被指责有反法倾向，而拉法耶特，尽管是美国独立战争无可争议的英雄，却已经被贴上法国革命叛徒的标签了。

对华盛顿而言，在个人情感和政治需要之间，他的确是感到进退维谷，难以取舍。他想让汉密尔顿把这两个年轻人送到费城，但为了谨慎起见，汉密尔顿认为推迟几天更好，于是把这两个年轻的法国人带到了家中。艾丽萨回忆说：“总统及华盛顿夫人非常希望能在自己家里款待他们，但是国家政策不允许他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样做。于是那个小家伙和他的导师就在我们家度过了一个夏天。”[8]事实上，他们一直住到冬天。在这6个月中，汉密尔顿一直在安慰日渐憔悴、情绪低落的年轻人。终于，1796年4月《杰伊条约》的危机结束时，年轻的拉法耶特被允许去见华盛顿。

这时离拉法耶特侯爵从监狱获得释放尚有一年多的时间。在经历了“死一般寂静的5年”之后，他给华盛顿写了封信。[9]怀着激动和欣慰之情，汉密尔顿给拉法耶特写了封长信，信中说他们之间的友谊“将历经政治变迁和人生沉浮而长存……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个国家是如何爱戴你，希望你能幸福。如果这个国家未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种情感，我也不会爱它”。如果拉法耶特去美国寻求庇护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两党唯一没有分歧的事情就是对您的热爱。”[1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少在一封信中使用三次“爱”这个字。

在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之后，共和党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变本加厉。在反对派看来，他能够从纽约操纵政府。汉密尔顿对外地的内阁成员的影响日渐加强，这倒是显而易见的，从他与他们之间大量的信函往来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不是通过粗暴简单的手法介入内阁，而是谆谆不倦地引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这一点也实属显然。

汉密尔顿同他的继任者小奥利弗·沃科特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早在1795年4月，汉密尔顿确实自愿指导沃科特如何维护美国的信用，他对沃科特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给我写信。”[11]当时政府费用在增加，财政赤字高居不下，共和党人多有怨言。汉密尔顿乐意在幕后保持这种影响力，但主要还是沃科特视汉密尔顿为上级，想求教于他。沃科特不断向汉密尔顿请教技术性问题，从法国的私掠船只到政府贷款，无所不包。在6月18日的一封信中，沃科特问了汉密尔顿7个关于财政管理的难题。他尚未走出汉密尔顿的光环，甚至哀求：“麻烦您简要回答一下下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吧。无论多么简短，我都不会在意。对于您亲手建立的体系，您的意见会让我的行动多些果断，少些犹豫。我真的需要帮助，这里没有审计官。”[12]在另一封信中，沃科特坦言：“公共事务当然举足轻重。我还不是很清楚，如何理顺财政部门的公共事务……能收到你的建议，我将不胜感激。”[13]面对这些问题，汉密尔顿可能会觉得自己似乎仍是执政官。关于在新政府中应该如何施政，汉密尔顿仍站在答疑解惑的权威位置。

1795年9月，汉密尔顿恭恭敬敬地给华盛顿写信：“阁下，如需差遣，请您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顾虑。”[14]华盛顿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在10月底，他让汉密尔顿帮他准备一下国会开幕式上的年度讲话，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份讲演稿，好像他还在领着政府的薪水一样。

问题的关键是，华盛顿第二任期的内阁成员要比第一任期的差好多。联邦主义者威廉·普卢默比较过汉密尔顿和沃科特：“前者真是一个天才，并且具有坚定不移的品质；后者是一个诚恳的人，然而其才智远在其前任之下。”[15]关于其他内阁官员，我们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断。华盛顿身边的确缺乏可以咨询的合格人选。当时，社会舆论对政治派系颇有微词，从而削弱了有识之士服务政府的积极性。华盛顿尴尬地向汉密尔顿提及，他正在物色接替埃德蒙·伦道夫的人选。他还绝望地说：“国务卿的位子空着，我该怎么做？”已经有四个人拒绝了该职位。“我诚恳地向你请教，希望你能友善地谈些意见。”[16]华盛顿让汉密尔顿试探一下鲁弗斯·金的意见，结果金成了第五个拒绝为国务院工作的人。汉密尔顿对华盛顿说，鲁弗斯·金拒绝是因为“肮脏恶毒的谣言的矛头”一再指向政府官员。[17]

华盛顿找到第七个人时才最后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人就是脾气火暴的蒂莫西·皮克林，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不折不扣的汉密尔顿的崇拜者。跟沃科特一样，皮克林也经常向汉密尔顿请教。当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部队里结识的老朋友詹姆斯·麦克亨利接管国防部长一职时，汉密尔顿在内阁里一下子有了三位至交。内阁清一色由联邦党人组成，这绝非偶然。华盛顿告诉皮克林，让并非全心全意拥护自己施政方针的人进入内阁无异于“政治自杀”。[18]在与杰斐逊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吸取了教训，放弃了超越政治派别的天真想法。现在，他和联邦党结成更坚实的同盟，其中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詹姆斯·麦迪逊看到总统身边汇集了汉密尔顿的信徒，反问杰斐逊：“现在，共和党人的真理能透过什么样的官方渠道到达总统的耳朵里呢？”[19]

避免被共和党口中的“真理”所骚扰，也许正是华盛顿的本意。从执政后期的肖像画来看，他显得心浮气躁，早年的平和冷静**然无存。他看上去精力耗散，目光浑浊，军人气质也不复存在。总统深受背痛、假牙和风湿的困扰，拜访者经常看到他面容憔悴、疲倦不堪。共和党人的攻击使他怒不可遏。他后来希望退隐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不再被“一些声名狼藉的三流作家在出版物上谩骂和诬蔑”。[20]

华盛顿决定放弃三连任是一件大事。他原本没有任期限制，许多美国民众期待他终身执政。在领导者都渴望攫取更多权力的年代，他却选择了放弃。辞职是他能向共和党批评者所做的最为庄严的回应。在第一个任期行将结束之时，他曾让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一份告别演讲稿，当他决定担任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就将这份演讲稿存放起来了。现在，在1796年的春天，他公开了这份草稿。就像在美国独立战争接近尾声时一样，华盛顿希望能做一个临别陈述，这或许会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持久性原则以具体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了让麦迪逊的草稿符合新形势，他转而求助汉密尔顿。此时，他不再掩饰对这位曾经下属的喜爱，在送给汉密尔顿的手写便笺上皆标注“私人”字样。他越来越把汉密尔顿当成平辈至交，而汉密尔顿也以感激作为回应。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华盛顿竟然让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在制宪会议上拥护总统终身制——来起草这份告别演说。汉密尔顿协助建立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先例，即总统任期最多两届，这个先例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才被打破。在1796年中旬，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寄去了一份潦草的稿件，一部分内容是麦迪逊写的演讲词，一部分是华盛顿为了显示出过去四年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变化而加上去的内容。[21]他让汉密尔顿按照他的意思以另外一种形式修改一下，最好能把旧的演讲词弃之不用。[22]华盛顿希望汉密尔顿能用言简意赅的文风，尽量避免提及个人或者使用有争议的表达。这一目的是创作出一份超越时代束缚的文稿，使美国走出损害公务的党派之争。华盛顿添加的材料中提到：“报刊充斥着谩骂。他们不顾事实，恶意捏造，曲解我的政治观点。”[23]这一回，脾气急躁的汉密尔顿谨慎地删去了这些激烈的言辞。

汉密尔顿倾尽全力完成了这项任务，对华盛顿列出的包罗万象的主题做了深刻而又杰出的阐述。那个夏天，他为华盛顿准备了两份文件。其中之一是润色麦迪逊和华盛顿的草稿，另一个就是他本人写就的演说词。华盛顿更喜欢后一份文件，于是最后的定稿就是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改定的。但是，总统觉得汉密尔顿的草稿有点长，他希望能够优雅和简练一些，以便报纸能够毫无删减，全文刊登。“我想，任何一家公报专栏恐怕都无法一次容下这篇讲稿。”他告诉汉密尔顿。[24]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老练的代笔人了，于是汉密尔顿飞快地将他的草稿缩减得更简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对演说词进行反复的琢磨和润色，直到它得到一致认可。偶有几处，汉密尔顿式的声音透过字里行间传了出来，比如在控诉派系斗争时，写道：“这些争斗可能成为一种助力，使狡黠奸诈、缺乏原则的野心家颠覆民众权力，凌驾于政府统治之上。”[25]然而，整体而论，他们两个人的意见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诞生了一篇文学史上的“奇文”。如果汉密尔顿是语言大师的话，那么华盛顿就是指引方向的守护神。这篇文章在开篇之处感谢了美国人民，这感人肺腑的一部分恐怕不是汉密尔顿写出来的。相反，气势如虹的中间部分，还有对政治事件洞若观火的体察无疑体现了汉密尔顿的特长。

很难分清这篇文章的哪些部分出自华盛顿，哪些部分出自汉密尔顿，因为二人的许多观点是重合的。两人都对《杰伊条约》引发的争端表示痛心，对法国威胁派出外交使节和舰队感到义愤填膺。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若不是因为国内在条约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吵，他更希望坦率地向法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应当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在决定中立并对交战各国严格遵守中立国规范之后，我们不会受天底下任何国家的政治派别的指使，除非我们和一些国家签署的条约要求我们这么去做。”[26]告别演说词提到了这件事。

告别演说的核心是号召美国保持中立，抛弃个人和党派的标签。但是，其中却充满汉密尔顿曾用于推进《杰伊条约》时的争议性言辞，在告别演说的公正的气氛中，汉密尔顿批评了杰斐逊党人对法国的浪漫幻想。当提及一个国家期待另一个国家的无私支持是愚蠢的想法时，他重申了驳斥杰斐逊的一个旧论：法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帮助美国，只是为了打击英国。在谈及美国应该避免与外国长久结盟这个主题时，他指出：“一个国家沉溺于习惯性的仇恨或喜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奴性。”这个论述呼应了他早先的观点，即共和党有亲法反英倾向。[27]关于宗教和道德，他的评述在定稿时稍有改动。即使如此，他仍对主张“无神论”的法国大革命表示担忧：“宗教和道德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具。一个试图颠覆或损害它们的人不可能被称为爱国志士。”[28]

演说中有关国内事务的部分基于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意图的透彻理解，他恳请大家保持团结，并列举了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他提到派系斗争可能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呼吁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以保护自由；申明公共信用和控制赤字的必要性；提到了遵守宪法的神圣义务。在一个被纷争撕裂的国家，汉密尔顿勾勒出一幅和谐的蓝图：农业和商业是互利互惠的。北方和南方，西部边陲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是互补的。将这些因素转化成优势唯一所需要的事情就是国家的统一。

这篇告别演说词将用于出版，而非公开演讲，因此华盛顿还就刊印的时机和地点征询过汉密尔顿的意见。1796年9月19日，这篇文章被刊登在克莱普尔的《美国每日广告报》上，并马上被其他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对美国政策的冷静阐述；另一方面是对共和党扰乱国内和谐的抨击。凭借登峰造极的艺术手法，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从关于《杰伊条约》、威士忌叛乱以及其他事件的争论中提炼出了一个主题，并赋予它普世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背景的事件逐渐黯淡下去，留给那些名言警句的是神谕一般的力量。对中立国身份和一项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所做的论证影响尤甚。“这是首次全面、权威地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Gilbert）这样写道。[29]一个世纪以后，这份文件已经变成了经典文本，如今美国国会每年在华盛顿生日之时都会高声朗读这份演说词。

尽管现在的美国人对这份演说词顶礼膜拜，但当时共和党人的反应却是满怀怨恨，忽略了它对统一的迫切要求。一份报纸指责华盛顿的文字是“脑子有问题的人写出来的废话”。[30]在《黎明报》上，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又将荒诞无稽的老调翻出来重谈：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与英国沆瀣一气。贝奇还做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举动，他把《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写给华盛顿的信公开发表出来，这封信诅咒华盛顿快点死亡，并说“世人难以判断你到底是个变节者，还是个骗子；你到底是放弃了原则，还是根本就没有原则”。[31]虽然汉密尔顿并非谦恭忍让之人，但为华盛顿和国家效力时却甘愿隐身于幕后。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知道这篇演讲稿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比如艾丽萨、罗伯特·特鲁普和约翰·杰伊。艾丽萨埋怨丈夫不肯居功，时常提起这篇文章的由来。40多年之后，她证实了演说词的确是汉密尔顿写的：

他写这篇文章时，是访客少的时候，或学徒不在的时候，以免有人打扰他。他会让我坐在身边，边写边读给我听，他说，这是为了知道文章读起来是否能够引起共鸣。他说：“亲爱的艾丽萨，你之于我就好比莫里哀的老保姆之于他。”[17]他曾给我读过整篇文章，或者说其中的大部分。我见证了大部分文字的出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