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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怒火中烧（第1页）

第三十五章怒火中烧

即使在履行新部队监察长职责的同时，汉密尔顿仍会抽空料理一些案件。刑事案件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他比较喜欢内容涉及宪法问题的民事案件或者能产生丰厚律师费的商业案件。在偶尔承接的刑事案件中，他通常会为劣势方免费提供律师服务，这再次说明，历史上把汉密尔顿描述成一个骄狂的势利之徒是不正确的。1800年春天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名叫利维·威克斯（LeviWeeks）的年轻木匠被错误地指控谋杀。如同在战后一些涉及亲英派案件中的表现一样，汉密尔顿无法接受公众要求，对当事人实施残酷报复。

在纽约的犯罪记录中，利维·威克斯一案经常被称作“曼哈顿水井惨案（Maragedy）”，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在这起案件中再次相遇。乍一看，案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纯洁少女被流氓男友无情抛弃的老故事。1799年12月22日那个下雪的夜晚，22岁的古里尔马·桑兹（GulielmaSands）离开了她在格林威治大街的住所。她寄居在亲戚家，房东是贵格会中令人尊敬的凯瑟琳和伊莱亚斯·林夫妇（eandEliasRing）。人们相信她跟她的男友利维·威克斯私奔了，威克斯也是这栋房子的租客之一，并且有人看到她离开前与他在谈话。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威克斯独自一人回到了伊莱亚斯·林的家，询问桑兹是否已上床睡觉，却惊讶地发现她压根儿就没回来。1月2日，人们在曼哈顿公司所属的一口水井内发现了桑兹的尸体，死者衣衫完好。或许是因为他创办了这家公司，因此亚伦·伯尔和汉密尔顿还有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为利维·威克斯辩护，否认谋杀指控。

古里尔马·桑兹的尸体已经出现了尸斑，脸部和胸部瘀伤严重。公众被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震惊了，街头小报猜测她已经怀孕才被威克斯谋杀的。伊莱亚斯·林和凯瑟琳夫妇对这一猜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伊莱亚斯回忆说，桑兹失踪的那个晚上，威克斯回家时，“看起来面如死灰，浑身上下就像一个簧片那样不停抖动”。[1]林夫妇甚至在其经营的家庭旅馆举办了令人感到恐怖的展览。他们将棺材中桑兹的尸体展示了三天，然后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搁了一天，以满足人们残忍的好奇心，让他们自己判断她是否怀孕（验尸陪审团说她没有怀孕）。声讨利维·威克斯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据一名当地人的日记记载“人们几乎不谈论别的事情，只有曼哈顿公司水井里有一个可怕的幽灵的流言在满天飞舞”。[2]对威克斯的诉讼带着浓重的女巫般的复仇情绪。起诉书中说道：“在他的眼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却被魔鬼的怂恿所驱使和**”，威克斯在谋杀之前“毒打并辱骂了”桑兹，然后将她推进了水井里。[3]

人民诉利维·威克斯（ThePeoplev。LeviWeeks）一案3月31日在华尔街上旧的市政大厦，也就是华盛顿第一次就职演说时的联邦大厦里开庭。参加的群众人山人海，治安官不得不将“无聊的看客驱逐出法庭”。[4]利维·威克斯能够听到群众在外面要他以血还血的高呼声：“处死他！处死他！”[5]该案在汉密尔顿的律师职业生涯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当时作为法庭书记员，也就是后来担任《纽约晚间邮报》（New-YPost）主编的威廉·科尔曼（Williaman）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速记稿，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尽管科尔曼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时候由哪位辩护律师发言，我们仍可以有根据地做出一些猜测。比如，以华丽的风格开始辩护的那名滔滔不绝的律师，让人更多想到是汉密尔顿，而不是平时说话较为简洁朴实的伯尔。

我知道，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势力图谋摧毁被告的名誉，意欲不经庄严公正的审判就将其作为宗教迫害的祭品……我们已经见证了为激发群众热情并将公众愤怒的矛头指向被告人而采取的非常手段。为什么尸体要以一种最无耻最令人震惊的方式在大街上展示几天呢？通过这种方式，先生们，舆论开始不利于被告，这位年轻人早在当庭审判之前就受到了众人的谴责。[6]

利维·威克斯竟然能够聚集一个由3位纽约著名大律师组成的团队，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经历了曼哈顿公司骗局之后，汉密尔顿恐怕不会对伯尔有多少好感。他接手辩护工作可能是出于他与利维的兄弟埃兹拉·威克斯（EzraWeeks）的友谊，他曾雇用埃兹拉在纽约市北部为自己修建一幢周末度假住宅。汉密尔顿会与伯尔合作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审判是在将会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选举的前夕进行的，3名律师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想错过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刑事案件中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审判速度之慢在今天似乎是无法想象的。55名证人花了3天的时间出庭作证，庭审每天都持续到深夜。精力充沛的辩护团队为利维·威克斯构建了可靠的不在场证据，声称他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与埃兹拉在一起吃饭。在用餐期间，汉密尔顿新宅的建筑设计师小约翰·B。麦库姆（JohnB。Mb，Jr。）也来了。他们看到利维精神很好，很快乐，把丰盛的食物一扫而光。根据医学专家的说法，辩护人也得出了对他们有利的意见：古里尔马·桑兹尸体上的瘀青很可能是由于浸泡或者由于尸体解剖本身所致，因此死者也有可能是自杀。（验尸官的报告已经断定，死因是溺水而非殴打。）辩护律师也对伊莱亚斯·林夫妇的证言表示质疑，他们证实男主人伊莱亚斯·林可能已经与古里尔马·桑兹私通，另外，桑兹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天真少女，她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林家的形象由一个被破坏了的上流社会成员云集之所，变成了一个类似暗娼流莺聚合的地方。

随着审判的进展，辩护人对理查德·克劳奇（RichardCroucher）提出了怀疑。他是一个品行值得怀疑的女装商人，他一直极力煽动民众对利维·威克斯的怨恨。克劳奇一年前从英国来到纽约市，也是乌烟瘴气的林宅中另一个声名狼藉的房客。他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之一，似乎在迫不及待地传播利维·威克斯和古里尔马·桑兹之间的暧昧故事。在辩护律师的质问下，他承认曾与威克斯发生争吵，从而引发人们对其证词可靠性的质疑。

庭审中的一段插曲后来成为流传于汉密尔顿崇拜者当中的一段传奇。当克劳奇出庭做证时，汉密尔顿在对方脸庞的两侧放置蜡烛，让他显得面目狰狞。据说，为了威吓克劳奇认罪，汉密尔顿言之凿凿，“陪审团将留意他面部的每一块肌肉和游移不定的眼神。我恳请你们从这个人的外貌看透他的内心”。[7]然而，亚伦·伯尔后来声称是自己从辩护席上抓起烛台，拿着它走向克劳奇，戏剧般地宣布“仔细看看杀人犯吧，先生们！”[8]心虚的克劳奇魂飞魄散，惊恐地逃离了法庭。我们通过科尔曼的速记稿可以看到，这个著名的时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名证人证实了克劳奇令人生厌的性格，随后，“被告的一名辩护律师托着烛台靠近站在人群中的克劳奇的脸，询问证人说的是否为站在人群中的这个人。证人回答‘是’”。[9]汉密尔顿或者伯尔很可能快速地把蜡烛放到克劳奇前面，在烛光因晃动而产生的摇曳中，克劳奇看起来因为心虚而退缩了一下，但他从未承认犯罪。克劳奇的嫌疑在三个月后被增强：他在藏污纳垢的林家住宅中强奸一名13岁女孩，被人当场抓获。

案件拖到1800年4月2日凌晨一点半时终于结束了。被告连续受审44个小时，身心俱疲。汉密尔顿提到，在座者似乎都已“累倒”，因此他放弃结案陈词的权利，只是说“相信人们会根据事实做出公断”。汉密尔顿很自信，他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繁冗的解释”了。[10]他和他的同伴们让人信服地证明了利维·威克斯的确不在命案现场，这一点无懈可击。负面证词或者不值一提，或者不足为惧，并且被告也不存在残忍杀害未婚妻的作案动机。陪审团对此表示认同。威廉·科尔曼在速记稿的末尾写的是：“陪审团休庭商议，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做出裁决：无罪释放。”[11]这份裁决宣告了辩护律师的胜利，却让林夫妇颜面扫地。汉密尔顿大步走出法庭时，凯瑟琳·林挥舞着拳头咆哮：“如果你今后能善终，我将认为上天也缺失正义。”[12]

当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华尔街法庭慷慨陈词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为选举州立法机关而在4月底进行的地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纽约政治：它可能会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由于约翰·亚当斯牢牢地控制着新英格兰地区，而托马斯·杰斐逊同样在南方也是如此，因此选举的关键就在靠近大西洋的中部州的选票，尤其是有12张选票的纽约。根据宪法规定，各州有权决定如何选出本州的总统选举人，纽约州的方法是由州参众两院联合投票。联邦党人在两院中均占大多数，然而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共和党和联邦党却平分秋色。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市的投票结果会影响到州立法机关席位的平衡，进而影响纽约州的选举人名单，最后影响到总统选举。

杰斐逊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3月初对麦迪逊说：“如果纽约市的选举结果偏向共和党人”，则全国大选的最终获胜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13]在汉密尔顿身边的联邦党人也认为，4月的选举给了他们一个阻止亚当斯连任的重要一步，希望能够找一位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联邦党候选人。罗伯特·特鲁普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说：“这次选举将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亚当斯先生旧日的盟友中弥漫着嫌弃他的情绪。”[14]

纽约市选举的重要性为善于钻营的投机政客亚伦·伯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知道共和党人希望从北方地区选出一位副总统候选人，以求在地域上平衡全国的投票。如果他能让纽约投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他可能就会成功地利用这一功绩，要求一个仅次于杰斐逊的职位。伯尔知道，在美国当时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北方的一个叛逆者如果与南方的共和党势力联手，可能会成为扭转乾坤力量。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心中一直担心的梦魇：弗吉尼亚和纽约的共和党势力在选举中达成某种交易。

在那年春天纽约市的选举中，汉密尔顿和伯尔不顾身份，亲自投身到下曼哈顿选区的政治洪流中。4月15日，汉密尔顿与他的联邦党盟友在唐提咖啡馆聚会，大致确定了竞选州众议员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大多是非典型的纽约市民代表，包括一名陶工、一名瓦匠、一名船具商、一名杂货商及两名书商。这可能是想战胜共和党的迂回战略，也可能是反映了许多富有的联邦党人不愿意付出时间去做收入微薄的州立法者，尤其是现在的纽约州首府还搬到了奥尔巴尼。伯尔则以他惯用的以静制动策略，耐心地等待汉密尔顿先披露名单。当伯尔看到一张写满联邦党候选人名字的纸片时，他“非常认真地通读了一下，接着把它折好放进口袋，最后说‘我会让他彻底完蛋的’”，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道。[15]

伯尔的候选人个个老谋深算，地位显赫。他劝说离任的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克林顿复出，还把曾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哈罗修·盖茨也列了进去，伯尔最近的律师合伙人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亦在邀请之列。伯尔深谙政治结盟艺术，可谓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与克林顿家族及利文斯顿家族都达成协议，缔结了强大的统一战线。看见这份耀眼的名单，汉密尔顿以为伯尔不过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因为这些人根本无意在州议会任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共和党的总统选举人如何产生。

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不同，伯尔深谙选举大战的窍门，并乐于采用为别人所不齿的拉票伎俩。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即便热衷于选举，也绝不愿承认参加选举是因为它能给自己带来“乐趣、荣誉和利益”。[16]然而，伯尔在那年春天组织的竞选活动中用尽各种技巧和手段，其中很多方法甚至沿用至今。选举中的一条规则令联邦党人占据了优势，即合格选民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不动产。为了绕过这道障碍，伯尔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让居民们把不动产集中起来，然后声称他们的共同财产符合让他们投票的条件。为了得到德语区的选票，他还专门派出了精通德语的说客。在一个竞选可随意为之的时代，伯尔能让年轻的追随者在选战中表现出与自己一样的热情。他们列出了纽约市的投票者，并用了很长的篇幅列举其政治倾向、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等。伯尔派选战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筹集竞选资金，传授他们应对不同的潜在捐款者的技巧。“不要问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他会说，“如果我们开口要钱，他会很生气，拒绝为我们工作……把这个人的预期捐款额度增加一倍。如果能让他免于出力，他肯定愿意慷慨解囊。”[17]尽管拥有贵族血统，伯尔却是一个乐于推销自己并精确估计目标的人。他在几个时政问题上捕捉到获胜的机会，于是公开抨击《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以及被用来支持汉密尔顿军队建设的不受欢迎的赋税。“伯尔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意志，勤勉果断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海军准将詹姆斯·尼科尔森对艾伯特·加勒廷如是说。[18]

那年4月，外出散步的纽约人常常会看到汉密尔顿或亚伦·伯尔在街头对着人群发表演说，有时在同一地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人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但在争取选民支持时却各不相让。共和党报纸恐怕很难相信汉密尔顿的工作其实并不顺利，他们只看见他像将军召集士兵去参加战斗那样呼吁支持者：“汉密尔顿不知疲倦地向吃惊的人群发表演说。每天都看到他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赶路。有时，他对一个情绪低落的联邦党人促膝长谈，给予其勇气；有时，他又和一群人笑逐颜开……他大谈百折不挠的意志，大谈美德！”[19]看到身为贵族的伯尔屈尊俯就，深入曼哈顿的大街小巷拉票，联邦党媒体表现出同样的惊讶：“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否应该以这种低姿态走上街头拉拢每一位选民呢？”[20]伯尔家的大门对竞选团队完全敞开，不仅提供茶点，还在地板上摆放了一些卧具，供工作人员休息。一位纽约商人在日记中记录到道：“伯尔上校将他的家敞开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各种委员会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在他家开会。”[21]

在三天的投票期内，伯尔继续展现出活力。为了防止联邦党人耍花招，他在各个投票站安排人专门把守，每个投票站都有人10小时不间断地值班。一名地方的国会议员告诉詹姆斯·门罗：“伯尔主持得很周全，他工作投入，连续24小时奔波在市内各个投票点，不分昼夜。”[22]为了确保选票数，他专门安排马车接送共和党的支持者到现场投票。在这3天内，汉密尔顿也同样刻苦。他骑着马奔走呼号，发动支持者，完全无视共和党地盘上的一些反对者对他高喊“坏蛋！恶棍！”[23]

1800年5月1日午夜，当地政界获悉，这场激烈的选战终于有了结果：共和党人在纽约市大获全胜，把汉密尔顿控制下的联邦党地盘变成了共和党的堡垒。这预示着美国政治将发生逆转，因为杰斐逊有望得到纽约州的12张选举人票，而1796年他却未能从这里拿走一张选票。最终以仅仅三票的差距输给了亚当斯，这一变化真是令人意外。伯尔为他的胜利深感自豪，的确他也有理由自豪。他向一名情绪低落的联邦党人说：“我们通过更为优秀的管理击败了你们。”[24]西奥多·罗斯福评价说，一位“注重政治细节且手法娴熟的政客，击败了具有政治家风范的汉密尔顿，虽然后者也毫不犹豫地放低姿态，投身于谦卑的政治选举活动之中”。[25]

5月4日，选举失利的汉密尔顿和联邦党同任举行了一次党内核心会议，会场内混入了共和党媒体人。《黎明报》报道说：“失落的与会者神情萧索，甚至有些绝望。”[26]一想到杰斐逊可能成为总统，他们手足无措。在汉密尔顿的倡议下，他们决定恳请州长杰伊召开州议会，出台推选总统选举人的新规定。他们试图以各地区公投的方式来产生总统选举人。在对这一建议进行激烈讨论时，《黎明报》指出，“当有人说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内战时……在场的一个人竟然说导致内战也比杰斐逊当总统好”。[27]

汉密尔顿的这项提议可能是他官场生涯中最专断、最不民主的一次行动。一年以前，伯尔曾带头向州议会提出修改现行的推选总统选举人办法：不是由州议会推选，而是由各地区民选。被联邦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把这份提案否决了，但现在汉密尔顿又痛苦地重拾了这种想法。5月7日，汉密尔顿告诫杰伊，最近的选举将很有可能让“宗教上是信仰无神论，政治上是激进狂热”的杰斐逊就任总统之职。[28]他将共和党形容为一个具有危险因素的混合物，其中一些人支持“通过剥离政府的一些权力推翻政府，还有一些人希望效仿拿破仑进行一场革命”。[29]汉密尔顿承认共和党人必定会全体反对他的提议，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一时代，过于谨慎就会一事无成。严格遵守规则，就很容易牺牲社会的本质利益”。[30]很难想象这些话竟出自一位把毕生奉献给法律事业的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由此沾上无法抹去的污点：“事实上，这个建议无异于以法律的名义进行欺诈，将会置该州绝大多数投票人的意志于不顾。”[31]汉密尔顿似乎没有意识到，请杰伊用逾越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法治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一名具有严格操守的政治家，杰伊被汉密尔顿的信吓得目瞪口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从未予以回应。在信纸的背面，他不以为然地写道：“为某个政党的目的提出一项议案，不是我的作风。”[32]杰伊的沉默是对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批评。

汉密尔顿如何评价自己这个不光彩的提议呢？他认为杰斐逊对宪法缺乏热情，一旦当选总统，可能会解散联邦政府，把美国带回《邦联条例》的混乱时代。汉密尔顿这样想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让人感觉他似乎想废除宪法或对宪法做出重大调整。“正确的宪法理论是这样的，”杰斐逊对吉迪恩·格兰尔（Gideer）说，“我们宪法的真谛就在于各州平时互相独立、自成体系，战时又结成一个整体。”[33]如果这套理论付诸实施，汉密尔顿殚精竭虑建立的一系列联邦体系都要被取消。然而，在这些问题上，汉密尔顿应该知道杰斐逊是在夸大其词。一个狡猾务实的政客往往隐藏在狂热的言论之下。

伯尔感到他所觊觎的奖赏似乎近在咫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由于在纽约州议员选举中战绩辉煌，共和党人在费城召开核心会议，认为副总统候选人应从纽约州产生。尽管也曾考虑过乔治·克林顿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但毕竟是伯尔一手策划了这场胜利，大多数人认为他才是不贰人选。杰斐逊和伯尔暂时消除了芥蒂。伯尔还记得在上一次总统选战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全力支持自己，但最终只给了他一些不痛不痒的支持。杰斐逊后来承认，他在1800年曾利用伯尔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在书中写道：“伯尔上校在成为参议员之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很快就对他的种种行为感到鄙夷，并习惯性地提醒麦迪逊先生不要过于信任他。”[34]伯尔在纽约州选举中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候选人位置。杰斐逊说：“我提名他担任更高级的职位，主要是尊重他在纽约州选举中为共和党立下的汗马功劳。”[35]事实上，杰斐逊对伯尔缺乏敬重，更谈不上欣赏。如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合作关系将维持下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