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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卑鄙的想法（第1页）

第四十一章卑鄙的想法

1804年春天的某个时间，汉密尔顿在奥尔巴尼的约翰·泰勒法官家里吃饭。泰勒是一名共和党的商人，也是前州议员，当时正在为摩根·刘易斯的竞选做筹备工作。无论是泰勒法官还是汉密尔顿都表达出对亚伦·伯尔当州长的担心。“你可不知道伯尔正在为当选所做的那些努力，”泰勒告诉德·威特·克林顿，“为了促进他的事业，他无所不用其极。”[1]

这场在国家大道举办的私人晚宴引发了一系列风波，最终无情地导致了汉密尔顿同伯尔的决斗。当天出现在泰勒家餐桌旁的还有查尔斯·库珀，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娶泰勒养女为妻。他本来就看不上伯尔，库珀现在很高兴能洗耳恭听纽约最著名的两个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和詹姆斯·肯特——毫不客气地谴责他。这番疾风骤雨般的贬斥让库珀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4月12日，他匆匆写信给他的朋友安德鲁·布朗，告诉他汉密尔顿说伯尔“是一个阴险小人，不值得任何人信任”。[2]库珀请友人转交这封信，事后这位友人声称该信被盗走，因此泄密。在那个年代，人们经常在提供邮政服务的旅馆里私自拆阅他人的信函，信件中途被截走，其内容突然见诸报端，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尽管如此，库珀的朋友仍然有可能是在说谎。

在库珀得知此事之前，这封信的节选已刊登在《纽约晚间邮报》的版面上了。主编威廉·科尔曼误认为库珀的言论已经印在某份宣传单上，因此觉得有必要反驳。他提醒读者，汉密尔顿却反复宣称“自己对伯尔和刘易斯的竞选保持中立”。[3]为了彻底击穿这一谎言，科尔曼刊登了菲利普·斯凯勒的一封来信，信中不停地提到汉密尔顿许下誓言远离竞选，还说汉密尔顿绝不会针对伯尔发表任何言论。斯凯勒的这封信不经意间成为杀死他爱婿的凶器之一。

斯凯勒的信无疑是对库珀言论的有力回击，库珀被斯凯勒暗示他捏造事实的言辞激怒。4月23日，他写信给斯凯勒，证实汉密尔顿的确指责过伯尔：“汉密尔顿将军和肯特法官实际上说过，他们认为伯尔先生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值得信赖，也不应该被委以政府权力。”[4]库珀表示，在2月联邦党人齐聚奥尔巴尼商议州长候选人时，汉密尔顿也曾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库珀接下来的言论将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关系推到了爆发点。库珀不负责任地说，他“非常谨慎地”描述了泰勒家晚宴上发生的事情，“真的，先生，我可以详细地向您讲述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5]这封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信件，刊登在1804年4月24日的《奥尔巴尼纪事》（Albaer）上。

6月18日，竞选失败七周之后，伯尔收到了一份刊登了库珀信件的纽约州北部的报纸。究竟是一个打抱不平的朋友还是一个恶意的敌人给他送的这份报纸，我们不得而知。伯尔曾以一贯的冷静和蔑视，骄傲地摆脱那些针对他的指控，令对方自讨没趣。但是现在，由于已经被驱逐到政治荒野中了，伯尔不再对批评无动于衷。他终于发怒了。他大发雷霆，和许多把敌意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人一样，伯尔实际上已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凭借对政治传言的关注，伯尔知道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在诋毁他。有那么两次，因为汉密尔顿出言不逊，两人已走到决斗的边缘。在1801年大选出现平局时，为了阻止伯尔成为总统，汉密尔顿使出浑身解数，痛斥伯尔骄奢**逸、毫无原则。1802年10月，汉密尔顿承认自己对上述指责“毫不知情”，从而避免了一场决斗。[6]伯尔后来告诉一位朋友：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将军长期放纵自己对我的品行进行狭隘偏执的指责。他拥有不同寻常的天赋，居然能让不得体的攻击性话语脱口而出。然而，有两次，他在明白我可以理直气壮向他发出决斗挑战之时，他却先我一步，主动站出来道歉。本着宽恕与和解的诚挚愿望，我从未提起过这些事，希望我的宽宏行为能让他有所收敛。[7]

伯尔的某些崇拜者指出，尽管汉密尔顿对伯尔尖酸刻薄，但是伯尔却从未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他。这与其说是由于伯尔的道德水平高，倒不如说是他的一贯作风。坦**磊落的汉密尔顿会直率地斥责他人，心机深沉的伯尔却倾向于谨慎地保持沉默，或者在评价政治人物时刻意含糊其辞。

当伯尔看到库珀的信时，他依然在为竞选失利和政治生涯明显垮掉而感到痛苦。1800年以前，他根本不会与汉密尔顿对着干，因为后者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杰斐逊麾下出任副总统时，伯尔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握在联邦党人手里，因此也不敢与汉密尔顿为敌。现在，汉密尔顿是可以攻击的对象了。他虽然依旧享有盛名，但是却失去了往日让别人闻风丧胆的权力。乔安尼·弗里曼写道：“伯尔已身败名裂，这位政坛领袖在失败的竞选中饱受人身攻击和公众羞辱。决斗可以挽回他的名声，或许顺便还能让汉密尔顿蒙羞。”[8]伯尔曾向查尔斯·比德尔提及决斗的想法。比德尔回忆说：“他决定从诋毁他的体面人物中找出一个来决斗，那时他尚未决定要向汉密尔顿将军提出挑战。”[9]然而，伯尔现在所做的一切根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汉密尔顿匿名撰写了侮辱谩骂他的文字。或许库珀的信证实了他的预感：是汉密尔顿在幕后造谣生事。

伯尔挑战汉密尔顿背后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查尔斯·库珀说，他可以详述汉密尔顿对伯尔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发了两个世纪的猜疑。戈尔·维达尔（GoreVidal）用他的猜想挑起了喜欢读小说的读者们的胃口，他猜测汉密尔顿控诉伯尔与亲生女儿西奥多西娅**。毕竟伯尔是一个私生活极其混乱的人，汉密尔顿有丰富的资源可以选择，以攻击他的个人声誉。伯尔曾被公开指控的罪行几乎穷极人们的想象：摧残幼女、与人通奸破坏婚姻、强迫妇女卖**、收受贿赂、**奴隶、抢夺客户财产等。作为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孙，伯尔可谓尝遍禁果。有关他的最近一则丑闻是，在泰勒晚宴前六个月，伯尔收到一封来自旧情人哈伊特夫人的信，对方礼貌地索要一笔钱，并解释说，她“怀有身孕，处境困窘……希望您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先生能给我一笔小钱”，她保证不会揭发他，“如果您能大发慈悲，赏我几个小钱，我会感激不尽”。[10]显然，如果伯尔不给哈伊特夫人钱，对方有可能去揭发他；如果给她钱，就会让这件事在纽约闹得满城风雨。总而言之，库珀具体暗指什么已不重要，现在，伯尔只想找一个理由来攻击汉密尔顿。他们之间的荣誉之战与诽谤和人身攻击并无太大关联，更多的涉及政治和权谋。

6月18日周一的早晨，看完库珀的信之后，伯尔要求他的朋友威廉·P。范·尼斯（。VanNess）即刻前往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里士满山庄。当时，伯尔正患疟疾，脖子上系着围巾。伯尔告诉范·尼斯，许多人已经跟他说过“汉密尔顿将军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使用了有损我声望的语言，并且表达了有损我声望的看法”。[11]显然，刺激伯尔诉诸行动的是这些年累积的宿怨，而不仅仅是库珀的一封信。那天上午11点，范·尼斯突然带着伯尔的信出现在汉密尔顿的律师事务所里，要求他对库珀所谓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做出解释。这封信的语气和内容让汉密尔顿意识到，伯尔将发起一场荣誉之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在说明，他既不会躲避一场决斗，也不会尝试妥协，更不会甘愿受辱。由于背负着西印度群岛的不幸过去，他早已断定一辈子要维护自己的荣誉。他的本性中再没有什么东西要比这一点更根深蒂固的了。这个口无遮拦的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时刻对歪曲他品质的攻击保持警惕。有六次，汉密尔顿卷入荣誉之战的初始阶段，另有六次作为助手或顾问参与其中，但他尚未真正当过决斗主角。汉密尔顿文集的编辑哈罗德·希莱特说，1804年夏天之前，汉密尔顿“只在名义上参加过决斗，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12]

热衷于决斗的人依然很多，虽然远未到人人参与的地步。杰斐逊和亚当斯反对决斗，富兰克林谴责它是“谋杀行为”。[13]决斗之风在军官阶层尤为盛行，这些人为自己的浪漫荣誉情结感到骄傲，并发现这种仪式性暴力是表达它的完美方式。汉密尔顿和伯尔都受过这种贵族文化的熏陶。军人往往担心因躲避一场决斗而被贴上懦夫的标签，从而严重削弱自己的领导力。由于预见到美国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发生分裂、叛乱、内战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并认为自己有可能统兵作战，汉密尔顿凝神思考：接受或拒绝伯尔的挑战将对自己的勇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他看来，勇气是领导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位同时代的人评价汉密尔顿说：“他是一名斗士，不允许任何人指责他缺乏勇气。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如果自己临阵退缩，亚伦·伯尔会得意地自吹自擂。”[14]

在伯尔和汉密尔顿这类被标榜为美国社会精英的人群中，决斗是社交礼节的需要。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侮辱你，你可以通过鞭挞惩罚他。如果侮辱来自与你社会地位等同的人，那么你最好拿起枪，奔赴决斗场。从理论上来说，伯尔本可以起诉汉密尔顿诽谤，但他认为这样做有失绅士的体面。汉密尔顿曾高傲地说，他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对诽谤者的起诉，因为他更喜欢“以蔑视来回应敌意”。[15]

政客也是最热衷于决斗的一类人。许多决斗都起因于党派纷争，正如乔安尼·弗里曼在《荣誉之战》（AffairsofHonor）中展现的那样，决斗往往发生在竞选之后，因为失败者试图挽回声誉。政治党派仍是基于个人崇拜的流动性组织，没有哪个政客能承受名誉受到质疑。虽然决斗都是在隐蔽场所秘密进行，但通常会转变成吸引媒体眼球的公众事件。决斗的宗旨在于影响舆论、打击敌人。

决斗亦是解决冲突的巧妙形式。正因为如此，决斗者很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对手。对战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枪战所带来的威胁上，强迫他们以及助手展开深入谈判，通常以道歉或和解告终，而非射出子弹。经验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在谈判中不屈不挠、灵活应对，他或许不必诉诸武力就能化解矛盾。即使决斗无法避免，双方通常也只会打伤对手，比如射中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如果双方在第一轮决斗中幸存，那么他们仍有机会中止决斗，在第二轮开始前解决争端。决斗的要义并非展示致命的枪法，而是展示勇气。很多州都对决斗施以严厉惩罚，这进一步阻止了以死亡终结的荣誉之战。尽管这些律法极少被采用，尤其是涉及社会名流时，但起诉的可能性却存在。即使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杀人者仍会被当作嗜血魔头，遭到社会排斥，这意味着决斗者的决斗本意落空了。

汉密尔顿因而可能认为他会从与伯尔的荣誉之战中生还，尽管可能会受点伤。他正面临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先前的荣誉之战中，汉密尔顿都处在进攻位置，出其不意地捉住敌手，尖刻地要求对方道歉或撤回言论。他善于运用这种策略让某些诽谤者就此闭口不言，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老手。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接受决斗的一方，被剥夺了作为受害者理直气壮地愤怒地声讨的权利。他不能再采取挑衅的傲慢姿态，因为他处在诽谤者的位置。按常理推断，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老于世故的伯尔必然知道实施谋杀非但讨不到便宜，反而会失去一切。他们做过20年的同事，并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那年春天，汉密尔顿告诉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纽约的党派斗争要比费城文明得多，他们“从未让政党事务干涉到自己的社交活动”；他甚至还提到他和伯尔上校“总是彼此以礼相待”。[16]但眼下的情况有所不同，汉密尔顿知道，伯尔的政治前程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被毁灭，因此他担心伯尔现在有杀人的冲动。汉密尔顿告诉约翰·梅森牧师：“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一直深信，除了牺牲自己的性命，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消解伯尔的仇恨。”[17]汉密尔顿严肃地迈出第一步，他似乎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从这场荣誉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密尔顿对决斗的矛盾心态。考虑到此前他曾频繁涉身其中，声明他不信仰决斗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但是，由于菲利普之死以及对宗教的日渐关注，汉密尔顿逐渐对决斗这种做法产生了原则性反感。惊人的巧合是，在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伟大演说中，他有力地谴责了决斗行为——在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中，他争辩说，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采取报复性行动，尤其是被上帝和律法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决斗应当被禁止。[18]同意与伯尔进行决斗，汉密尔顿说这是为了安抚民意才做出的与自己本身的意愿相背离的决定。他的助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后来写道，决斗或许是野蛮的，但它仍是“我们这个文明开化的年代和国度中受到公众认可的一种习俗，因为它是检验荣誉或耻辱的一种方式”。[19]180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不认为他应该放弃这种检验方式，尽管很多朋友都责备他屈从于自己的偏见。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在谈判的早期阶段，是固执的汉密尔顿而非伯尔是决不妥协的一方。威廉·范·尼斯6月18日带到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那封信，要求汉密尔顿对库珀的援引“即刻做出无条件的承认或否定”。[20]汉密尔顿对范·尼斯很熟悉——他们一起在克罗斯韦尔案中做过辩护工作——如果汉密尔顿指明，自己跟伯尔并无私人恩怨，并给他一份态度平和的道歉或声明，完全可以让伯尔的情绪平静下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以一种百忙之中被无端骚扰的、略带恼怒的语气来回应，说伯尔对他的指责太不具体了，“如果伯尔先生能够具体地指出他说了些什么，他肯定会做出承认或者否认的表态”。[21]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密尔顿做的是对的。在荣誉之战中，发起者通常应该在事件发生后尽快提出明确指控。在以往的几次决斗中，汉密尔顿作为挑战者，总能拿出指控对方的真凭实据。现在，伯尔重提三个月前的晚宴话题，并将一切归咎于一个形容词。对于像汉密尔顿那样事务繁忙的人来说，不可能或很难记得起很久以前的一次餐桌谈话，因此，他有正当的理由提出异议。然而，他必定不相信伯尔在劝诱自己卷入一场决斗，以此满足其政治目的并发泄仇恨。若果真如此，他那傲慢不逊的态度正中伯尔下怀。

当范·尼斯指出他的答复不够充分时，汉密尔顿承诺他会翻阅《奥尔巴尼纪事》，并在当天稍晚时分给予答复。此前，他甚至从未看到过库珀引用的自己的话和伯尔的来信。下午1点30分，汉密尔顿顺道来到范·尼斯家中，要求“更改约定”，并保证自己会在周三做出回应。他告诉范·尼斯：“他对伯尔先生当前采取的措施感到遗憾，这是个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他希望谨慎、合理地处理此事。”[22]

6月20日，周三晚上，汉密尔顿把他的答复送到了范·尼斯的家中。汉密尔顿并未安抚伯尔，而是用一种说教的语气争辩“更可鄙”的意义。“显然，‘更可鄙’这一短语可以囊括从极光明到极黑暗之间无穷尽的意义，我又如何对他想表达的程度妄加判断呢？”[23]然后他的信又有了自我袒护的意味，“原则上，作为一个与我竞争长达15年的竞争对手，我对他的评论不应该得到质疑。”[24]汉密尔顿准备承认或否认某些明确的指控，而不是像伯尔所要求的那样，不加区分地撤回所有言论。接着，他又简要地补充说：“我相信，经过反复思考，您会对此事得出与我一样的看法。若非如此，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坚决承担后果。”正是最后这句话让他陷入一场生死对决。[25]

在汉密尔顿做出尖刻答复的第二天，伯尔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汉密尔顿以卖弄学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并非有关（库珀）是否理解这个词或合乎语法地使用它的问题，”伯尔写道，“而是有关你是否直接告诉他，或通过发表任何有损我名誉的言论及观点使他能够这样写的问题”。怒火中烧的伯尔决定继续挑衅，“您的来信使我有新的理由要求一个明确答复。”[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