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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4页）

“如果你听不进去，也许你可以告诉全班，‘价值’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

我一直在听，只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不能闭着眼睛、放松脊椎听讲。但他的问题考倒我了，我还没细看那天的作业。“绝对值。”我回答，用猜的。

“错!”他冷冷地说，“‘价值’只对活的生物才有意义。一件东西的价值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完全属于个人，而且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不同的量——‘市场价值’是虚构的，只是粗略猜测这些因人而异的价值平均之后的结果，这一切必须有定量的不同，否则根本不可能进行交易。”（我曾经纳闷，假如父亲听到有人说“市场价值”是“虚构”的，他会怎么说——可能会嗤之以鼻吧。）

“这种因人而异的关系，也就是‘价值’，对个人而言有两项因素：第一，他能用一件东西做什么，亦即带给他的用处……第二，他必须做些什么才可以得到，亦即他付出的成本。有一首老歌断言说：‘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是免费的。’不是真的!完全错误!正是这个悲惨的谬误，引起20世纪民主国家的衰落与瓦解；那些高尚的实验失败了，因为人民受到引导，相信无论他们想要什么，只要投票……就会得到，不必劳苦，不必流汗，不必流泪。

“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免费。即使是生命的气息，也要在出生时付出代价，通过喘气的努力与痛苦。”他还在看着我，又说，“如果你们这些男生女生都必须辛苦煎熬，才会得到你们的玩具，就像初生婴儿必须使劲挣扎求生那样，你们会比较快乐……人生也会丰富得多。对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就现况而言，我同情你们的财富带来的贫困。你!我颁给你百米短跑的大奖，这样会让你快乐吗？”

“呃，我想应该会。”

“请不要闪烁其词。你得到了这个奖——来，我写出来：‘百米短跑冠军大奖’。”他还真的回到我座位旁，把那个贴在我胸口，“行了!你快乐吗？你会珍惜——还是不会呢？”

我很气恼。先是那个关于有钱人家孩子的烂笑话——典型的酸言酸语，那些没钱的人爱说的——现在又是这场滑稽戏。我撕了下来，扔回去给他。

杜波依斯先生露出惊讶的表情：“难道这没让你快乐吗？”

“你明明知道我是第四名!”

“没错!第一名的奖对你没有价值……因为不是你赢来的。但是，得到第四名，你享有适度的满足感，这是你努力得来的。我相信，在场的梦游者有几个人理解了这出小小的道德剧。我猜想，写那首歌的诗人想要这样的寓意：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必须用金钱以外的代价来购买——这是实话——只是他这话的字面意义却有谬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超越了金钱；这些事物的代价是痛苦、汗水以及奉献……生命中最珍贵的那一件事物，代价就是生命本身——为理想价值付出的终极代价。”

在我们行军回营的路上，我仔细思索杜波依斯先生——杜波依斯中校——说过的话，以及他那封不寻常的信。后来我不得不停止回忆，因为乐队放慢了脚步，来到我们附近，排成纵列，我们唱了一会儿一系列的法语军歌——当然有《马赛曲》，还有《玛德隆》《辛劳与危险之子》，然后是《外籍兵团》以及《来自阿尔芒蒂耶尔的小姐》。

有乐队演奏是好事，可以让你马上提振精神，不再拖着脚步走在草原上。我们起初只有罐头音乐，而且只有阅兵与集合才用。但是，上级早早发现了谁会演奏，谁不会演奏，他们提供乐器，组织了团部乐队，都是我们自己人——甚至指挥与领队也是新兵。

这并不表示他们能逃掉任何事。噢，不!只是意味着允许并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时间，在晚上、星期天之类的时间练习——而且，他们在阅兵时不会留在自己那排的队伍，而是要昂首阔步，反向行进，演奏军乐。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那样安排的。例如，我们的牧师就是正在受训的新兵。他比我们大多数人年长，曾经担任神职，属于某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小教派。但他讲道的时候充满**，无论他的神学是不是正统（不要问我），而且就他的身份，当然理解新兵的各种问题。何况唱歌也很有趣。此外，星期天上午，从晨间内务值勤到午餐之间，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乐队遇到严重的人才流失，但他们总是能设法继续。营区有四套风笛，还有几套苏格兰制服，由卡梅伦氏的族长捐赠，他的儿子受训的时候死在那里——而且，我们这群新兵有一个原来是风笛手，他在苏格兰童军团的时候学的。很快，我们就有了四名风笛手，也许不是很好，但很响亮。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风笛似乎很奇怪，而且初学者的练习可能会让你听得牙酸——听起来、看起来，仿佛他的腋下夹着一只猫，嘴里含着猫尾巴，时不时咬一下。

但听习惯后，你会越来越喜爱。第一次，我们的风笛手走到乐队前面，吹起《阿莱曼英魂》，我的头发直竖，几乎把帽子顶了起来——这令你感动，眼眶含泪。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着阅兵场的乐队出去训练行军，因为乐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低音号、低音鼓必须留下来，因为乐队的弟兄也必须背负全套装备，大家都一样，只有带一件够小的乐器，才不会增加负担。但机动步兵有几种军乐器，我相信是别人没有的，例如有一种小盒子，像口琴那么大，那是一种电子小玩意儿，却能假装铜管乐器，效果令人惊奇，而且吹奏的方式相同。走向地平线的时候，一听到召唤乐队集合，乐队的人并没有停步，只是卸下自己的装备，由他的同班弟兄帮忙分担，他自己则小跑到团旗连的纵队位置，开始大声吹奏。

乐声逐渐飘向后方，几乎听不见了，于是我们停止唱歌，因为音乐离得太远的时候，你自己的歌声就会没了节拍。

我突然发现自己感觉挺好的。

我试着去想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再过两三个小时就会回营，我就能放弃服役了吗？

并不是。我决定要放弃服役的时候，这确实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宁静，将我痛苦不堪的恐慌平息下来，让我得以入睡。但这次是别的原因——而我看不出是什么。

我突然明白了，我过了我的难关!

我越过了杜波依斯中校写的那个“难关”。我真的越了过去，开始往下走，轻松摇摆着。我们通过的大草原就像煎饼一样平坦，但我依然像爬坡般疲惫吃力，一路走去又走回，直到回程的半路上。然后，在某个时刻——我想，是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我过了那个难关，之后一路都像下坡。我感觉身上的装备变轻了，心里也不再担忧。

回营之后，我没有找齐姆中士谈，因为我不需要了。反而是他来找我谈，在我们解散的时候，他示意我跟他走。

“长官？”

“这是私人问题……你可以不回答，除非你想回答。”他住了口，我猜他是不是怀疑我听到了他被严厉批评，心底打了个冷战。

“今天发信的时候，”他说，“你有一封信。我注意到回信地址上——纯属偶然，这不关我的事——那个姓名。在某些地方，这是相当常见的姓氏，不过——这是私人问题，你不需要回答——也许，写那封信的人，是不是恰巧断了左手，在手腕的地方呢？”

我猜，我的下巴掉了下来：“你怎么知道呢，长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附近。是杜波依斯中校，对吗？”

“是的，长官，”我补充说，“他是我的高中老师，教历史与道德哲学。”

我想，就只有那么一次，我让齐姆中士刮目相看，即使只有一点点。他的眉毛抬高了几毫米，眼睛稍微睁大了一些。“是吗？你真是非常幸运，”他又说，“你回信的时候——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说，随舰副官齐姆向他致意。”

“好的，长官。噢……报告长官，我想也许他问候了你。”

“什么？”

“呃，我不太肯定，”我拿出那封信，只念了“如果你碰巧遇见任何我旧时的同袍，请转达我最温暖的问候”。“长官，这是要转达给你的吗？”

齐姆沉思着，眼光好像穿透了我，望向别处：“呃？是的，不过不止我一个。非常感谢。”然后突然间，一切结束了，他利落地说：“九分钟后阅兵，你还要冲澡、换衣服。动作要快，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