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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第8章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圣经·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还有其他人挨鞭子，但少之又少。亨德里克是我们团上唯一被军事法庭判鞭刑的人，另外几个属于行政惩罚，例如我，而且，鞭刑需要一路向上呈报到团长——隐讳点说，这是下级指挥官觉得很不乐意的事。即使到团长那里，马洛伊少校也更有可能把那人踢出去，勒令退伍，而不是下令竖起鞭刑柱。从某方面来看，行政惩罚鞭打可说是一种最轻微的赞美，意味着你的上级认为还有些微可能，你也许有最终能成为军人、成为公民的那种性格，虽然目前看来不太可能。

受到最大限度行政惩罚的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没挨超过三鞭。没有人像我这么惊险，差点儿回去当平民，但仍然勉强过关。这算是某种社会“殊荣”，只是我可不推荐。

但我们有另一件案子，比起我或亨德里克的情况严重多了——非常令人作呕的案件。这一次，他们竖起了绞刑架。

等一等，先讲清楚，这件案子其实不关陆军的事。犯罪地点并不在柯里营，而接受这小子进入机动步兵的分派官应该缴回军服。

我们抵达柯里营的两天后，他就逃跑了。当然很荒唐，但这件案子一点道理都没有——他为什么不放弃服役就好呢？逃兵当然属于“坠机三十一条”其中一条，但陆军不会为了这种事动用死刑，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敌前”或其他严重的事，使得原本很不正规的退训方式演变成某种不能视而不见的事。

陆军并不想花力气寻找逃兵，把他们抓回来。这么做丝毫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成为机动步兵是因为我们想要，我们以身为机动步兵为荣，机动步兵也以我们为荣。倘若一个人不是从头到脚都有那样的感觉，那么麻烦开始的时候，我可不想要他在我旁边。如果我受了伤，我希望身边的人会救我，因为他们是机动步兵，而我也是机动步兵，对他们来说，我的命就像他们自己的命一样重要。我不想要任何虚有其表的军人，拖拖拉拉，遇到情况不妙就开溜。与其有个正在调治“征兵症候群”的半吊子军人在我的侧翼，缺员反而安全得多。所以如果他们要跑，就让他们跑；抓他们回来根本是浪费时间与金钱。

当然，大多数的人确实会回来，虽然可能经过了好几年——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并不会判他们绞刑，只会不耐烦地让他们挨五十鞭，就放他们走了。其他人不是公民就是合法居民，我想，逃亡者的精神肯定受到很大的折磨——即使警察并没有想要追捕他们。“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他们肯定越来越抵挡不住自首、受罚、再次轻松呼吸的**。

但这小子没有自首。他消失了四个月，我怀疑他自己的连是不是还记得他，因为他在连上的时间只有两天；他大概只是一个没有脸孔的姓名，日复一日，早点名集合的时候，都必须报告“迪林杰，无故不到”。

然后，他杀了一个小女孩。

他受到当地法庭的审判并定罪，但身份查核显示他是未除役的军人，必须通知相关部门。我们的指挥官立刻介入，他们把他还给我们，因为军法管辖权优先于民法。

将军何必这么费事呢？为什么不让当地的司法官去做呢？

为了“给我们一个教训”吗？

完全不是。我相当确定，将军不会认为他的小伙子们有谁需要这么令人作呕的教训，才会懂得不杀害小女孩。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他愿意饶过我们的眼睛——倘若可能的话。

我们确实学到了教训。虽然当时没有人提起，而这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牢记，直到这成为第二天性：

机动步兵自己照料自己——无论好事坏事。

迪林杰属于我们，他仍然在我们的名册上。即使我们不想要他，即使我们从来不该收他，即使我们乐意否认他，他仍然是本团的一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任凭千里外的治安官处置。如果不得已，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会亲自射杀他养的狗，但不会雇用可能误事的代理人。

团部的记录说迪林杰是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有责任照料他。

那天晚上，乐队演奏着《给无人哀悼者的挽歌》，我们慢行军走到阅兵场，一分钟六十拍（习惯了一分钟一百四十拍之后，实在很难保持步伐）。然后，迪林杰被押着出来，穿着跟我们一样的机动步兵军礼服，乐队开始演奏《丹尼·迪弗》，他们拔掉代表部队的每一件衣饰，甚至纽扣、帽子，只剩下栗色与淡蓝色衣裤，这不能算制服了。细碎的鼓声持续敲着，直到一切结束。

我们通过阅兵台，小跑回到连上。我想，当时没有任何人昏倒，我也认为没有谁身体不适，虽然那天晚餐，大多数人都没吃多少东西，而且我从来没听过食堂帐篷那么安静。可是，虽然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却不像亨德里克的鞭打那么令人震惊——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设想自己处于迪林杰的立场，你不会有任何“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感觉。姑且不论逃兵这项法律问题，迪林杰至少犯下四条死罪；即使他的受害者活着，也还有另外三条——绑架、勒索、刑事过失，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上绞刑架。

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至今仍然没有。“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这句老话根本是胡说八道。有些事情，你理解得越多，你就会越憎恶。我的同情要留给我从来没见过的芭芭拉·安妮·恩瑟韦特，以及再也见不到小女儿的父母。

那天晚上，军乐队收好各人的乐器，我们开始用三十天时间哀悼芭芭拉，也哀悼我们的耻辱。我们的军旗披上黑布，阅兵没有军乐，训练行军途中也不唱军歌。我前后只听过一次抱怨，另一名新兵立刻问他，是不是想要全套的痛揍？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小女孩，不是杀害她们。我们的团蒙羞了，我们必须洗清污名。我们蒙受耻辱，我们感觉耻辱。

那天夜里，我试着想明白，怎样才可能防止这种事。当然，这种事如今几乎不会发生——但即使一次也嫌太多。我一直没有想到满意的答案。这个迪林杰——他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他的行为与记录也不可能太怪异，否则当初根本不会来到柯里营。我想，他是书上说的那种有病态性格的人，但没有办法看出来。

嗯，如果无法阻止悲剧，只有一个确实的方法能避免它再次发生。我们用了这种方法。

如果迪林杰当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似乎不可思议），那么现在他面对了应有的结局……只不过似乎很遗憾，他受到的苦比不上小芭芭拉·安妮受的那么多——他几乎没受到什么苦。

但是假设，因为这似乎更有可能，他是那么疯狂，以致根本没有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又怎么样呢？

嗯，我们会射杀疯狗，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