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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第3页）

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无比荒谬的。我们相信的是进步，是发展，是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发展”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非常完美了，没有任何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也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世界的存在。

如果上述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

一旦有人拒绝遵从那些体现神的意志的公共法则，就应该立刻对他进行严厉的惩处。通俗地来讲，就是采用严酷僵化的专制的体制。

如果我据此声称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那么我本意绝非是要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补充一句，在他们当时赖以生存的环境里，专制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事。如果他们一味容忍那些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保持头脑纯洁、保障部落生活的诸多律法任人践踏，那么部落成员的生命立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而这，无疑才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数量相对有限的一群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仅靠口口相传的一整套律法条例呢？要知道，当今社会中，即便是捍卫为数不多、清晰明白的法律，动用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却仍然觉得困难重重。

答案同样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地估算，完成了用武力无法完成的事情。

他们发明了“忌讳”（Taboo）这个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不妥，这样的成就不可能是灵光一闪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忌讳”这个概念，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或不能说的事情，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者把小勺扔在咖啡杯里，等等。不过我们的忌讳本质上没有什么非常重要和严肃的内容，它们只是一些礼节，无足轻重，不会影响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

但是，对于原始人来说，忌讳却是至关重要的。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是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他们（用希伯来语说）是“神圣”的，因此，人们绝不能冒着要么即刻死去，要么承受永恒磨难的代价来谈论或触及这些忌讳。它（指这些忌讳）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涵盖所有的领域，专门惩罚那些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教士这个职业，这是一个迄今尚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的历史远比宗教的历史更为久远，因此忌讳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在世上露面，就成为忌讳的顽固而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非常娴熟地运用“忌讳”这个概念，使之成为史前社会的标志与象征。

在我们第一次听闻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这两个国家还处于发展时期，其中忌讳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忌讳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种粗糙、野蛮的原始形态的忌讳，而是带有“汝等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而庄重的行为禁忌准则，就如同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教“摩西十谕”[7]中的六条圣谕一样。

不用说，在这两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理念根本不为人知。

有时，我们所看到的宽容，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容，而只是由于无知导致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而已。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国王还是教士，没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愿意让别人行使“自由行动和作出判断的权利”，也完全不可能“耐心地，公正客观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而这种自由和宽容无疑是现代社会的理念。

由此看来，本书的研究兴趣并不在那些一般称之为史前的历史，或者所谓的“古代历史”。

为宽容而进行的斗争，是从人的觉醒即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这无疑是所有现代启示中最伟大者之一，其功劳则要归于希腊人。

[1]查士丁尼一世（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完成了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发动战争向西扩张。

[2]伊西斯，埃及神话中掌管生育的女神。

[3]商博良（1790—1832），法国人，研究古埃及的学者，是第一个揭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

[4]尼尼微，亚述古城，在底格里斯河畔。

[5]阿卡德，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市。

[6]孟菲斯，古代埃及城市。

[7]据《圣经·旧约》记载，摩西乃希伯来人的先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上接受了上帝的十个谕令，也就是“摩西十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