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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辨的理性王国中漫步（第2页）

（二）两个领域的理性不容混淆

我多年来阅读康德的三个“批判”，有一个最深的印象：处处都闪烁着理性之光。实际上，三个“批判”是思辨的“理性王国”的代表作。但同时又感到他著作中讲的“理性”问题，很不好理解，因此。我决定和这位哲学家见面时，首先就请他讲讲这个问题。

一天晚上，我直接来到寇尼斯堡一条僻静小巷康德的寓所。当我见到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时，立即感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巨人。在他的书房里，我仿佛置身于知识海洋之中。这解决了我多年来关于康德的一个存疑：几十年从未离开寇尼斯堡，从校门到家门学究式的学者，为什么能够成为精通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名人？他的奥秘就是“书”，这也许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吧。

为了不浪费这位哲学家的宝贵时间，所以见面寒暄了几句和说明来意之后，我便直接向他提出问题：如何理解您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关于“理性”的概念？康德微笑着说：“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是理解我两个批判基本思想关键性的一环，这说明你仔细研究了我这两本著作，感谢你这位热心的读者。”我马上插话：“不要客气，我是一个初学者。”

康德继续说：“从大的方面来说，理性可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我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最后一部分说过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康德先生，你说的是不是这样的一段论述：‘我的理性，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所探讨的可以概括这样三个问题：1。我所能认识的是什么？2。我所应做的是什么？3。我所可期望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理论的或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思辨的又是实践的。”[4]

这位教授高兴地说：“对，就是这段话。它告诉人们：理性从大的方向来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认识领域的理性（又称理论理性），它要回答的是第一个问题——我所能认识的是什么？’另一种是实践领域的理性，它要回答的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我所应做的是什么？’‘我所可期望的是什么？’”

康德讲到这里时，我冒昧地打断他的话：“教授先生，有人认为您的著作中的‘理性’的含义是多义和含混不清的。”例如叔本华就这样说过：“最为触目的是康德对于理性也从没有过一次正式的充分的规定，而只是相机地看每次（上下）关联的需要而做出一些不完备的、不正确的说明，完全和前面引述过的笛卡尔所论述的准则相反。”[5]听到这些话，康德似乎有点生气，严肃地说：“尽管在我的著作中对于‘理性’的论述，有些地方表述不够清楚、得当，但是我刚才讲的‘理性’两种含义是明确的和一贯的。恐怕叔本华这位教授没有真正理解或真正读懂（恕我用这个词）我的著作吧。”我立即道歉：“康德先生，对不起，我失言了。”“没关系，对我的著作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有助于把问题讨论清楚。”这时康德表现了一位学者应有的风度。

这位哲学家虽然明确地讲了应从两个领域来理解他著作中的“理性”，但这毕竟还是一种从总体和笼统的说法。究竟什么是理论的理性，什么是实践的理性，它们有什么具体内容和规定，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于是我请求他对两种含义的理性做进一步解释，他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可是，这时哲学家书房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10点，我只好告辞，改日再来请教。

（三）理性像法官一样强迫自然回答问题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于某日上午九时整，再次来到哲学家的住所。显然，康德已做了准备，我一坐下，他便针对我上次提出的问题，像讲课似的发表了下面长篇议论：

在认识论中的“理性”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谓广义的“理性”，是指独立于经验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根源。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做一点具体分析。

我的认识论是为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命题）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解决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认为“数学和物理学是理性的两门理论知识。其任务是先天地规定自己的客体”。人类的理性经过长期的摸索在数学上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所要证明的东西不是别的，而只是自己根据概念先天地设想出来并通过做图表示出来的东西，所以理性认识到的东西是它自己“按照概念放进去的东西”。你不要小看这个理论，它是数学思想方法上的一种“革命”，它“比发现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重要得多”。[6]

自然科学（物理学）也是如此。什么东西使自然科学走上阳关大道，那就是自然科学家们经过多少世纪的摸索，领悟出一条真理：“理性必须夹着它那些按照不变规律下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的问题，绝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理性必须一只手拿着原则，拿着那些唯一能使符合一致的现象成为规律的原则，另一只手拿着自己按照那些原则设计的实验，走向自然，去向自然请教，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老师爱讲什么就听什么，而是以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7]

通过数学、物理学“思想方法的革命”，说明了理性是人们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先验因素，可以说：“理性知识的源泉不是在对象和对象的直观里（通过对象和对象的直观不会增加更多的东西），而是在理性本身里。”[8]

作为科学的“女王”，古老的形而上学和数学、自然科学不同。“到现在为止，命运还没有给它那么大的恩惠，使它能够走上开辟一门科学的可靠的道路。”[9]在形而上学领域里，理性到处碰壁，人们翻来覆去走回头路，他们主张不一，争论不休，成了“一个角斗场”。原因何在？这是由于旧的形而上学家（包括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对于理性的误用，就是说，把只能限制在有限的经验对象或现象范围内的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运用到“经验的界限以外去”，使思辨理性冒险越出自己的界限的原则。[10]而理性一旦超越这个界限，“它就面临一个空虚的境界，在那里它固然可以思维事物的形式，但不能思维事物的本身”。[11]这就是说，理论理性超出现象界，企图去认识事物的本质、物自体，这是无法达到的。所以，试图“改变形而上学的传统做法，这就是这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12]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对纯粹理性（理论理性）的批判的原因。当然，要讲清这个问题，要进一步区分知性和理性，那就涉及理性的另一种含义，即狭义的“理性”。

（四）理性像生了自己珍爱的子女一样生了形而上学

这位哲学家稍事休息之后，接着讲解了认识领域中的狭义的理性。

康德先生首先自豪地说：我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次指明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过去，为了答复纯粹理性的超验问题而不知白费了多少气力，毫无结果。历来的一切努力从未料到我们是处在与理智完全不同的领域，因而都把理智概念和理性概念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一类东西似的。”[13]他指出这两者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区别，要建立起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旧的形而上学家之所以在建立形而上学的问题上犯错误，究其原因就是混淆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把只适用有限的现象界的知性范畴运用到无限的整体、物自体上去。

那么，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在哪里？第一，知性是把直观到的东西（感性知识）纳入“规则”（Regel）里面来的能力，即把各种现象按一定规则加以综合统一的能力。理性是把知性知识纳入“原理”（Prinzip）里面来的能力，即把知性知识按先验原则加以最高综合统一的能力。

第二，从第一个区别，很自然可以得出：知性是以感性材料为基础的，否则它不能进行综合，所以知性得到的综合统一是经验范围内的统一，它是受感性经验限制的，是有条件的。理性要进行最高的综合，它要求得到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性，它是与经验无关的、超验的。“纯粹理智概念的使用仅仅是内在的，即关于经验的，仅就经验之能够被提供出来说的。而理性概念是关于完整性的，即关于全部可能经验之集合统一性的，这样一来，它就超出了任何既定的经验而变成了超验的。”[14]

第三，知性只认识现象，理性要求对物自体、本质的认识。关于所谓对客体的认识问题得不到解决，“理性本身就永远得不到满足。把纯粹理智限制到经验使用上去，这并不是理性本身固有的全部目的。每个个别经验不过是经验领域全部范围的一部分，而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的整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经验。不过这个问题却是理性必要管的一个问题”。[15]

一句话，知性制约着科学，而“我们的理性，像生了自己的珍爱的子女一样，生了形而上学”。[16]

理性所追求的最高统一性，只是一种理想的统一性，实际上是无法达到的，是人类一种“先验幻想”。但这不是理性本身的过错，因为人类的理性的自然意向，总是不满足有条件的现象界，总是要追求无条件的完整统一性，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理性陷入这种困境，并不是它自己的过错。理性开始活动时所依据的原则，都是在经验中无法避而不用的，同时也是经验已经充分证明有效的。理性从这些原则出发，又受自己本性的驱使，就逐渐上升，去探求更深更远的条件或根据。但是理性由于认识到这样追溯下去问题层出不穷，它的追溯活动势必永无完成之日，于是感觉到不得不求助于另外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完全超出了可以使用经验的范围，看来完全可无置疑，连普通常识也都同意。可是这样一来理性就陷入迷雾，遇到种种矛盾。”[17]

当哲学家讲完这个问题时，已到午饭时间。他的讲课式的谈话也到此结束。我回到寓所后，很兴奋，脑海里回味着这位哲学家今天一番意义深刻的富有思辨性的解说，再翻开他的著作仔细阅读有关章节，的确比过去更能理解其内容的真义了。这位教授的谈话，使我领悟到《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真正意图。这部著作虽然讲了认识论，讲了普遍性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建立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才是其真正用意所在。的确，这是我们理解康德这部著作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认识领域的“理性”的关键。

（五）理性为人自身立法

一个夜晚，在那闪烁的众星底下，一个庭院的小花园里，康德再次为我讲解了实践的“理性”。真是“天上有星空，地下有内心道德律令”。

谈话伊始，这位教授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的两个‘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哪一个重要？请你谈谈。”由于过去没有考虑和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住了，只好这样回答：两个“批判”同样重要。我这种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的回答。当然是不会使这位教授满意的。

康德解释道：有人把我的两个“批判”的地位颠倒了，把《纯粹理性批判》放在《实践理性批判》之上，这是不对的。其实，对于两个“批判”的关系和地位，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得很清楚：“两个事物或多数事物一经理性结合起来，其间就有优先地位之分，我所谓优先地位就是指其中之一在与其余一切相结合时具有成为其中首要决定原理的那种特权而言。在较狭的实践意义下说来，它乃是指其中之一的要务只为别项要务所隶属而并不隶属于别项要务的那种特权而言。”[18]“当纯粹思辨理性和纯粹实践理性结合在一个认识中时，如果这种结合并不是偶然的、任意的，而是先天地建立在理性自身上的，并因而是必然的：那么后者就占了优先地位。……但是我们却不能颠倒秩序，而要求纯粹实践理性隶属于思辨理性之下，因为一切要务终归属于实践范围，而且甚至思辨理性要务也只是受制约的，并且只有实践运用中才能圆满完成。”[19]

“教授先生，您引用这些话的意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思辨的理性隶属于实践的理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道德高于认识？”我打断康德的讲话提出自己想法。

康德继续说：是的，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我们知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是属于可知领域的现象界，它所企求的是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在这个领域里，理性给自然立法，人是受必然因果律支配的。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属于未知的物自体的领域，它所追求的，是普遍必然性的道德律令，在这个领域里，理性给自己立法，人是自由的。我在《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理论上对于自然界应用理性，结果见到世界绝对必定有个最高原因。在实践上以自由为着眼点而应用理性，结果也见到一种绝对必然，但只是绝对必然支配有理性者自身的行为的规律罢了。”[20]这段话就是上面所说的意思。可见，实践理性的真义就是意志自由，因为人的行为是意志，意志又是理性决定的，“所以意志无非就是实践的理性”。[21]

实践理性即意志自由，具体表现在人们的道德行为的形式、原则之中。什么是人们的道德标准？就是看他的意志是否善良。除善良意志之外，“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世界以内，甚至在世界以外，都无法想出什么别的来。”[22]“善良意志”是指它本身就是好的，而不是因为它能起到某种效果或达到某种目的，这种“善良意志”即使完全没有目的，毫无结果，其本身仍然包含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像一颗珠宝一样独自闪闪发光。“善良意志”既来自实践理性，又是实践理性的表现。所以，理性的真正使命必定在于产生一个不给其他目的当手段的，本身就是好意。……因为理性知道自己的最高实践使命在于建立一个好意，它在达到这个目的时只能得到一种它所特有的满足。”[23]

“善良意志”付诸行动就成为一种道德律令，即“绝对律令”。它不问行动的实质和后果，只问行动所遵循的形式和原则。由于行动本身就是客观必然的，它与一切目的无关，没有外来因素强加于自己，而完全出于“理性自我”，是自我决定，故称为“自律”。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必须有其主体性，是自我决定。这就是我说的实践理性的基本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