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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极力维持的西式生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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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到山上去，越来越多的北京欧美人士还选择去海边避暑度假，较近的可以去北戴河、山海关，较远的可以到青岛、威海卫等地。乘坐京奉线火车，经过天津，即可到达北戴河、山海关，每天三趟列车[63]。1921年，夏季往返北京和北戴河的飞机开通了，单程60元[64]。裴丽珠（JulietBredon）曾盛赞北戴河的美：“我在欧洲没有见过一处海滨胜地像这里一样，海滨和乡村和谐共处。在这里逗留的每一天都会发现新的美，见到新的诱人的景致。从外往里看，它本身可能并无可观之处；但是从里往外看，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观景地了。有近在眼前的小山可以散步，而作为背景的众山上的各处景致，相距一天路程，也绝对美妙，其壮丽可谓举世无双。”[65]

与西山不同的是，除了来自北京的外国人，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天津、山东以及东北等地的外国人来到这几个海边度假点，他们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外国人社区，经常有一些宴会和派对在这里进行。而由于职业、身份各异，临时形成的外国人社区内部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在北戴河就形成了鲜明的“世俗与教会人员的界限”：教会人员设在尘土飞扬的田地里的小屋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太阳光下，而另一端的别墅区却拥有绿树成荫的花园，阳台上还填满了自行车、网球拍、桥牌桌等设施，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海边崖上成排的朴实小屋，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每个小屋都有各自通往海边的小路[66]。

八、西式娱乐游戏

1900年以前，北京欧美人士数量少、成分单一，社区规模也小，因此，娱乐设施并不十分完善，并且“大家不得不放弃戏剧、音乐会和其他艺术享受，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体生活来补偿：接待、聚餐、舞会、野餐、骑马郊游、玩惠斯特桥牌等交替进行”[68]。1898年，许立德（WilliamMeyrickHewlett）是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一名见习翻译，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的娱乐方式包括骑马、板球、网球、排球、保龄球、足球、赛马、田径运动、戏剧演出和所有人的款待[69]，几乎都是群体性较强的运动竞赛类娱乐。后来成为驻京荷兰公使的欧登科也证实，当时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娱乐活动大多都在旧的北京俱乐部（PekingClub）里进行，他们设有“各种各样的比赛，无论是全权公使还是见习翻译学生，或是海关总税务司的第四等助理，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比赛结束后，大家在门廊上围成一个大圈坐着，畅饮各种酒，如杜松子酒和姜汁啤酒，混着香槟的烈性酒，也有平常的威士忌和苏打水。[70]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重创，没用几年时间，北京欧美社区的人数就较之前增加了不少，社交娱乐活动也开始热闹起来。1906年11月11日，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现时的北京充满了欢乐气氛：茶会，晚餐会，舞会和野餐等。我不得不躲开这些场合，但是我每星期为客人们举行两小时的晚餐舞会”[71]。赫德于每周三在其花园中举办的舞会，是那个时期北京欧美社交圈的一项大事，也是参与人数较多的娱乐活动之一。舞会由赫德组建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乐队伴奏，据后来担任驻京荷兰公使的欧登科说，在赫德举办的花园舞会上，人们在草地上跳舞，《枪骑兵方块舞》（Lancers）是必奏乐曲，赫德亲自领跳，这首曲子之后一定是《我抛弃的那个女孩》（TheGirlILeftbehindMe）[72]。

图3。71902年，赫德的中国乐队，最右为葡萄牙籍领队[74]

到了民国时期，在京欧美人士的娱乐活动完全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俱乐部是欧美人士日常聚集休闲、运动、娱乐的主要场所。以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北京俱乐部（PekingClub）为例，它建在使馆区台基厂，交通十分便利。俱乐部大楼里不仅有宽敞的酒吧和理发店，还有一长串的休闲娱乐设施，如图书馆、桥牌室、游泳池、台球桌、网球场、溜冰场、保龄球馆等，该俱乐部会员的妻子也可以在晚上6点之前使用俱乐部内的设施[75]，此外，各种宴会和舞会也常常在这里举行。除了俱乐部娱乐，北京欧美侨民还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溜冰场或北海公园里溜冰、打冰球，或在使馆区的练兵场上打马球。他们还常常组织一些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或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球类比赛。

图3。8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欧美人士正在打排球，旁观者中有中国人[76]

摄影者：甘博

苏珊·汤利女士（LadySusanTownley）说：“在北京众多的城门中，北京的外国人最熟悉的无非三个：使馆区西边的前门、东边的崇文门（哈德门）和内城西南边的顺治门（宣武门），因为骑马去跑马场通常要从这个门经过”[77]，足见跑马场赛马会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晚清民国时期，每年春季和秋季，由北京俱乐部组织在北京城西郊的跑马场举办的赛马会，不仅对于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对于整个北京城来说，都可谓一大盛事。赛马会为期两到三天，设有马券，2元一张[78]。1912年的跑马场赛马会，参加比赛的赛马有55匹，并设有普通赛、障碍赛、跨栏跑等环节，大约有66人次获得奖杯[79]。

欧登科回忆，“半年一次的赛马会，实际上更像是盛大的野餐，整个北京外国人社区愉快地出动郊游，而非严肃的赛马会。在午餐时，约定俗成由外交团领袖公使为了女士们的健康干杯，而由在场的最小年纪的人答谢祝酒”。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澳大利亚女记者玛丽·冈特（MaryGaunt）眼中的北京跑马场和春季赛马会是这样的：北京跑马场“周长1英里，枝繁叶茂的白蜡树将之圈出。看台上紫白的丁香开放，十分美丽，还有木香萦绕，香气四溢，像温柔的记忆。高高的篷子为看台提供了令人愉悦的遮蔽，又不妨碍凉爽的小风吹入，外国人社区的女士们都在这儿聚集”，而男士们因为此时临近夏季，都“身着轻薄的夏服，戴着头盔和草帽”。“看台后面的房间，装饰着日本制造的所有国家的迷你国旗，并用假花包围（虽然外面的看台上有大把的真花），午餐就设在这里。”“管理室和称重间设在一栋有中式拱形屋顶的小房子里，所有的马匹都在相关观众可见的地方行走和上鞍。所有的观众都在这阳光和煦的五月天里兴趣盎然，因为拥有或骑着马的，总是他们熟识的人。”北京的赛马会是独一无二的，“来自地球上所有文明国家的人聚在一起，并因这一简单、友好的赛马会而亲善，并获得愉悦”。“不管国籍是什么，获胜者总是获得掌声。”观众不仅可以亲眼观看马夫给马上鞍、马匹游行、赛马，还可以听赫德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乐队的演奏[80]。

饭店也是欧美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20世纪20年代，提供外国菜品的饭店、餐馆数量快速增多[83]，但是，外国人常去的是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北京俱乐部（PekingClub）等几家。一方面这些饭店都位于欧美社区的中心地带，交通方便，来京旅游的外国人也大多选择住在这里；另一方面，除了提供餐饮，这些饭店还常常举办舞会，闲得无聊不想待在家里的外国居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的同胞一起度过愉快的晚上。除了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北京俱乐部，各国使馆或某些私人家庭等也会举办舞会。夏天的晚上，高处有风比较凉爽，欧美人士喜欢在一些高大建筑物的楼顶上举办舞会，如位于崇文门内大街的顺利饭店（HotelDuNord）就经常在夏季举办楼顶舞会[84]。

在20世纪初，电影已经传入中国。因此，对于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来说，看电影也是最平常的娱乐活动之一。在使馆区附近，分布着平安、真光、光陆等电影院，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3。8民国时期北京的外国电影院[85]

平安、真光、芮克电影院放映的多为美国电影，这与当时美国电影业最发达不无关系。光陆电影院专门放映日本电影，以满足在京日本侨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1919年9月上旬的平安电影院为例，其主要放映的电影有：莫里斯·都纳尔（Maurieur）执导的《运动生活》（SpLife）[86]，弗兰西斯·卜世曼（FrancisX。Bushman）主演的《良心的声音》（TheVoisce）[87]，波琳·弗雷德里克（PaulineFrederick）主演的《更好的她自己》（HerBetterSelf）[88]等。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还是比较丰富的，可以满足欧美人士的收听要求。

表3。91935年北京无线电台的播音节目[90]

续表

当然，与同时期的美国比较，整个中国的无线电利用率还较低，仅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广播电台。美国无线电设备的销售额在1924年就达到了358亿美元，一些电台的播音机功率达到了50000瓦特，播音范围覆盖了美国大部分地区。即使科技和财力悬殊，广播应用范围存在明显差距，但与同时期的美国人一样，中国有识之士也在顺应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无线电先行者的努力，包括北京广播电台的设立在内，实质上是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仍在积极地营建现代文明国家的表现。

与普通欧美侨民不同，对于在北京的欧美军人来说，酒吧或有歌舞表演的卡巴莱餐厅（Cabaret）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这样的酒吧或卡巴莱餐厅几乎都分布在崇文门内大街、靠近使馆区东边的区域。[91]

图3。920世纪20年代，北京饭店、宾馆、客栈、酒吧分布图[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