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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不可避免的中国元素（第1页）

第二节不可避免的中国元素

从表面上看，北京欧美人士的日常生活与普通中国居民有很大的不同，好像各不相关。但实际上，欧美人士也是处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之中的，其日常生活也必定会受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只是影响大小、程度多少的问题。在京欧美人士日常生活中出现中国元素，不仅不可避免，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面貌。

一、货币汇率、物价与在京欧美人士的生活

民国前期，“中国通行之币以银元为主”[93]，而以银毫、铜元为辅。在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以前，中国的货币一直是银本位，而当时美元和英镑等国际通行的货币则是金本位。世界市场上，银子的价格每天浮动，因此，银元与美元、英镑等的兑换率每天都不一样。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1元银币总重7钱2分（银九铜一）[94]，这时候，1美元大约等于2银元，此后这个报价时有浮动，但总体来说变动不大。1926年开始，银价开始大幅度地下跌，1928年，1美元大约可以兑换2。9银元，直到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收购法案》，白银价格才开始上涨。

表3。101921—1927年北京银元外币汇兑行市表（银行买价）[95]

同时，中国货币银毫、铜元“因滥铸与成色低减”，价格不断跌落，1920年，1元仅可换铜元150枚，而在1930年，则可换370枚以上。[96]铜元的贬值大大影响了北京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因为“工人如洋车夫及手艺人等，所得工资多为铜元……彼等之开支，如缴纳房租及购买洋货须用银元，又如购买蔬菜之类则用铜元”[97]，“往往在数年之中，每天的铜元工资是一样，但实际上工资所能买的东西日渐减少。有时他们的铜元工资增高了，但银元换铜元的数目渐渐增加，不久竟超过工资的增加”[98]。而对于收入主要为银元的中上层市民，在这样的货币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得到的好处比较多。

图3。101900—1924年的铜元行市[99]

而晚清民国时期，北京欧美人士的收入如何呢？1902年3月，赫德透露，海关新录取的外籍工作人员“开始的工资是一百两银子，根据空额和成绩，可能三四年提薪一次，每次提薪二十五两银子”[100]。根据1911年直隶地区纳税货币的规定，“铜元131枚合银元1元，铜元201枚合库平银1两”[101]，则一百两银子大约可以折合成150银元。每月150银元只是20世纪初新入职的员工的工资，资历较老的海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就更丰厚了。再来看看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收入。1927年年底，阿班担任英文《北京导报》总编时，薪水每月600银元。1928年，他跳槽到《纽约时报》当驻京记者，开始时，“只是一份兼职”，每周拿50美元的薪水。后来，他报道了“济南惨案”的独家新闻，薪水涨到每周75美元，一个月下来就是300美元，折合成银元大概900元。

卡尔·克劳曾说到，在中国的外国人“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有钱的人”，“如果把他们的赚钱能力与他们周围的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挥霍浪费使他们成为众目睽睽的人物，并且造成他们不必顾虑重重地花钱的印象。许多大班在俱乐部酒吧花掉的钱，超过一个生意兴隆的小店主能够赚到的钱。有些人买来一担米，期待能让全家吃上一个月，外国进口食品的价格总是使这些人感到惊愕”[102]。根据孟天培和甘博（SidneyD。Gamble）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汇总和统计，1918—1923年，797个北京家庭平均每月的日常生活费用总和大约100元（见表3。11）。而安立德（JuleanArnold）在其书《中国：工商手册》（erdIndustrialHandbook）中估计，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在北京或天津每月的日常花费至少达到四五百元（见表3。12）。

表3。111918—1923年797个北京家庭日常生活费用表[103]

表3。121925年左右北京、天津外国人日常生活费用表[104]

总体来说，北京欧美人士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再加上美元和英镑在北京相对值钱、铜元贬值导致的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使大多数欧美人士在北京能够维持他们想要的西式生活，并且生活得比较舒适，连退休的西方人在北京靠微薄的收入就能生活。举例来说，安得思（Roydrews）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雇了“18或20个仆人，工资总和是175美元一个月”[105]，平均每个仆人每月工资8。75美元，约17。5银元。阿班也说，“那些日子里，一个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如果挣的是美元或英镑，即便入息微薄，照样可以过钟鸣鼎食的生活，算下来居然还无甚开销。我那手艺高超的厨子，每月薪水不到五美元，头号仆人比他少一美元，还要既当管家，又当贴身侍从。另一个仆人老王替我洗衣、熨衣、擦鞋，外加照料菜园子，每月才挣十四块中国货币。而且，他还让我签了一纸合同，规定由他提供肥皂、浆水和上蓝剂（防止白衣服变黄的药水），我则负责提供鞋油，另外提供烧开水和热熨斗的煤炭。我的人力包车，连同车夫一起，每月是十八块三角中国货币，那多出的三毛钱，是为了加装两盏电石灯，招摇一下”[106]。在美国，“即使是大萧条时期，教会人士也是美国最低收入的人群之一”，但在中国，且不说教会人士可以享受“教会的终生保障制度，为教会人士提供房子、孩子的教育（当孩子长到可以上教会支持的寄宿学校的年纪）、医疗服务（有技术高超的教会医生）、每七年有休假并提供从中国与美国之间往返的交通费”[107]等福利，就是相对便宜的物价本身就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比在美国舒适。

中国的物产本就丰富，相对低廉的关税，甚至零关税，使中国的外国进口商品也相对便宜，这更增加了欧美人士生活的惬意和享受。曾在驻京德国公使馆任职的福兰阁（OttoFranke）就认为，北京的“实际生活比欧洲容易和省心得多”，因为“每个人，包括年轻的官员，都有四五个仆人，他们操持一些必要和不必要的事情；至少有一匹马，即使平时也有非常精美的菜肴。食品的便宜，是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无法想象的，品种丰富、质量绝佳。冬天，蒙古人带着草原的狩猎品来到城市，数以千计的羚羊、兔子、雉鸡和雷鸟，所有的东西都冰冻得像是硬石头。从保定府附近、北直隶的湖泊送来美味的鱼，附近的农民送来鸡翅、阉羊、蔬菜和水果。赫德先生从辽东湾的牛庄海关弄来牡蛎，这些牡蛎装在大袋子里，数量极多。我们喝的法国酒，特别是香槟，价格比在德国还便宜，因为无需缴纳关税”[108]。

澳大利亚女记者玛丽·冈特（MaryGaunt）曾观察到，“英国人在北京所住的房子的奢华程度可能是他在英国时不敢奢求的”[109]。租赁房屋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欧美人士在北京生活惬意的重要体现。1929年出版的《北平指南》探讨“北平的房价”时，将房租价格分为九级，欧美侨民主要租住前两级高房租房屋。前门外大街以西及西单牌楼一带“每间三四元以上为第一级”，而“崇文门内因近保卫界，使馆人员及洋商甚多，且距东安市场较近，较上述各地稍逊，为第二级”[110]。虽然使馆区附近及东城房租价格较高[111]，但洋人们并不因此而缩小租房面积。1921—1927年，在北京警察厅登记租赁房屋的外国人，平均租房接近23间，平均租金约81元，平均每间租金3。89元，平均租房年限为2年多一点（见表3。13）。

表3。131921—1927年外国人租赁房屋数据分析表[112]

1928年，作为一个单身汉，阿班租赁的四合院“房间逾百”，但他仍高兴地写到，“如此华居，算租金的话，每月只需三十五元中国货币，相当于十二美元”[113]。比较来看，根据陶孟和的调查，1933年，北平普通小学教员月薪40～50元，其家庭大多只租3～5间房，房租5～7。5元，而工人家庭情况更加糟糕，大多每家只住一间房，而且是“一列房屋，向有三间，工人所住，即用墙隔断为三屋，每屋各开一门，各住一家”[114]。

北京低廉的物价带动了欧美侨民的娱乐生活。无论马匹的购买和饲养，还是人头攒动的赛马会，无论“夜夜笙歌”的舞会，还是酒吧和电影院，这些欧美人士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常常到了奢侈的程度，这些都是北京物价的相对低廉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玛丽·冈特会说“北京的英国人较之英国本土的英国人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特点。在英国，中产阶级的男女对娱乐十分谨慎，不觉得自己已经有资格娱乐。但是在北京，他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愉悦他自己，将娱乐看为必须，而且再怎么娱乐也不能弥补他的远离祖国”，“这些远离祖国的人过的日子远远比在英国本土的、与其同等阶级的人过的好”[11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低廉的生活费用和劳动力价格，将北京欧美中上层家庭甚至是普通家庭的妇女从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中解放出来。“即使是一个中尉军官，也可以以自己的薪饷雇用佣人。已婚的军官，其夫人可以雇用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而她则与外交使团的其他夫人一块玩桥牌，或者是在使馆区东墙外法国使馆的一处斜坡上，一边看一场接一场的马球比赛，一边喝茶聊天。”[116]解放出来的欧美家庭妇女，转而将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娱乐、社团、社交和慈善等活动，给欧美社区的日常生活，甚至北京这座城市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二、中国仆人

晚清民国时期，对于大部分在京欧美人士来说，中国仆人都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方面，因为仆人的工资相对低廉，普通人家也能请得起仆人，而且，同样的钱，他们在其本国可能只能雇一个仆人，但在北京，他们可以雇三到四个。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等方面的原因，外国人确实也需要熟悉本地环境的中国仆人来帮助他们操办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所需。

以华蕾以及他所在的意大利公使馆为例。1913年，意使馆里大概有18个中国仆人，包括1个厨子、1个帮厨、1个照看洗澡和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Amah）、1个针线活阿妈、4个马夫、1个园丁、1个洗衣工、1个洗衣工助手、1个主管园丁和4个园艺苦力、1个“开门弟”、1个听差[117]。上文提到的安得思也有18或20个仆人。普通的在京外国人没有这么多的仆人，但也至少有两到三个。譬如，讲述自己1933—1940年在北京生活经历的《丰腴年代》（TheYearsThatWereFat）的作者、单身汉乔治·凯特（GeeN。Kates）在北京居住期间，有两个中国男仆，Wen-Pin和HsuJong[118]。

在京欧美人士最常打交道的中国人无疑是他们的中国仆人，缺少了中国仆人的劳动与帮助，很大一部分欧美人士在京的日常生活便不能正常运转。那么，欧美人士与他们的中国仆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相互配合？二者有着怎样的相处模式？从一些具体的事例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1898年，许立德（WilliamMeyrickHewlett）作为一名英国公使馆里的见习翻译学生观察到，英国使馆的仆人分为三个大“集团”，与集团内的人没有关系的人几乎不可能进入英国使馆当差。而许立德第一次接触的中国人，就是他的仆人。他说，“像所有的在京外国居民一样，我很快就学会了欣赏直接照管我的仆人为我提供的服务。我亦快速地意识到中国仆人对普通得体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虽然他们不总是能够完成”[119]。

1904年5月，赫德被偷走了一个公文箱，他确定窃贼是其10个仆人中的一个。他十分懊恼地写信给金登干说，“知悉有家贼是件很讨厌的事，更讨厌的是要辞退全部仆人，重新雇用一批新的，要很费劲地训练他们，使这一批新人逐渐习惯于我的生活方式和熟悉这个家”[120]。

华蕾也曾抱怨说，“中国仆人如此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以至于他们很少注意你说什么，他们也从不会停下来问问他们自己，你要求他们做的事是否讲得通。你要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他们却给你端来一个玻璃鱼缸，装着五条金鱼。在他们看来，‘洋鬼子’的行事方式总是不可思议的，你要金鱼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为什么不给你拿来呢？”[121]

而在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葛乐士的回忆里，与几个中国仆人的相处总体来说和谐而美好：他的王姓奶妈“是一个满族妇女，她的大脚使她与大多数的中国女子不同。她家过去一定挺富裕和开明的，因为她会识字。她受雇于我们，因为推翻了满人统治的辛亥革命使她的家庭失去了产业，她的家人也无法为她找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她的照片显示出一个安静的年轻女子，穿着完美无瑕的白衣服，对于自己照看孩子的工作感到庄严的自豪”。男仆马二负责打扫房屋、上菜、跑腿传信，是一个穆斯林，多次骑着车子，载着葛乐士，去隆福寺的集市买鸟买鸽子，并用自己并不多的知识“指导”葛乐士养鸽子。厨师徐师傅，也叫大师傅，是个山东人，永远操着山东口音，从1917年到1940年，一直为葛乐士家服务。葛乐士的母亲教徐师傅西式烹饪，徐师傅很快就学会并且擅长做西餐了。徐师傅会背着葛乐士的母亲，偷偷地带糖葫芦回来给葛乐士吃，但会先用开水洗过。[122]

图3。11葛乐士与他的中国阿妈（王奶奶）[123]

安得思在与中国仆人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入乡随俗颇有一番心得。“在像我这样的大房子里，头号仆人可谓是个人物，他负责雇佣和解雇其他仆人，完全与我无关。他也对我的所有财产的安全负责，如果有仆人偷了东西，头号仆人必须赔偿盗窃损失，而他可以向窃贼的家人要回来。因此，为了保护他自己，他绝不会雇佣一个他不充分了解背景的仆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你都得想着怎么保全他们的面子。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厨子在周账单上居然记录用了八打鸡蛋，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吃饭。采买食物时他会私自获取特殊‘佣金’，如果他只是扣留了百分之十的买菜钱，我很乐于忽略这件事，但是我不希望超出这个额度。‘厨子’，我说，‘你这个星期好像用了八打鸡蛋呢。我知道你给我做的饭菜都很棒，而作为最好的厨子，你肯定需要很多鸡蛋来准备这么美味的食物。但是我买不起这么多鸡蛋，所以以后请给我每星期三打鸡蛋做出来的不好的食物就好’。自然我的伙食比以前还要好，因为我挽留了他的面子。”[124]

图3。12中国仆人[125]

摄影者：甘博

乔治·凯特对自己与两个仆人共同“经营”的北京的“家”很满意，他说，“一个单身汉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或者把事情做得太好，把他的环境布置得太过精心；或者他是个隐士，在缺乏舒适设施的房子里不雅致地活着，并且无法适当地招待客人。我们三个在一起，便避免了这种极端情况发生。从一开始，我们便感觉到整个环境是我们的，虽然将它变完美还有待时日，但是它是永久的而非凑合着过”[126]。

总结以上几个例子，我们会发现，因为文化背景、语言、风俗习惯不同，欧美人士与他们的中国仆人不可避免地存在隔阂与误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二者都做出了一些妥协，“洋泾浜英语”与“半桶水的汉语”相互沟通，日常生活得以顺利地进行。对于仆人数量比较多的欧美人士，他们采取的管理办法，就是头号男仆（男管家）负责制，即男管家有权力管理其他仆人，主人并不干涉或干涉很少，但其他仆人出了问题，男管家必须负责，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日常生活的有序进行。

至于中国保姆对外国小孩的影响，卡尔·克劳曾评论说：“由于保姆对幼儿的陪伴多于母亲，保姆对幼儿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同样多于母亲。婴儿往往在懂得如何用英语说比‘爸爸’和‘妈妈’更多的话之前，就学会了说中文。事实上，往往正是保姆教会他们用英语说‘爸爸’和‘妈妈’。此外，他们往往首先学会说‘阿妈’，而且，这两个字说得更经常。他们也学会根据汉语的词汇和短语进行思考，所以，上海的外国人婴儿开始人生时的智力不同于其他婴儿。如果他们留在中国并认真学习汉语，他们继续以中国人的方式进行思考。……我有把握地认为，赛珍珠以这种方式写成《大地》一书。”[127]

虽然卡尔·克劳的评论主要针对的是上海的外国婴儿，但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欧美小孩也或多或少有这种特质。1925—1929年，马慕瑞（JohnVanAntwerpMacMurray）担任驻京美国公使期间，曾拍摄了一些影像，其中有几个镜头，外国小孩两三岁的样子，还在蹒跚学步，跌跌撞撞地走着，穿着白衫黑裤的中国阿妈寸步不离地在旁照料，并不时地与小孩交谈，可见外国小孩与中国阿妈的亲密程度[128]。葛乐士的父母就意识到了阿妈对于小孩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他们会适时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他们不希望的事情发生。比如，发生交通事故时，王奶奶喜欢带着小葛乐士挤进人群看热闹，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小葛乐士也静静地看，直到王奶奶看够了。葛乐士的父母不喜欢王奶奶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王奶奶对于家人之外的任何人都缺乏同情”，害怕葛乐士“也变得冷酷无情或对此着迷”，害怕葛乐士会认为“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是很正常的事和正确的反应”。所以，当小葛乐士对父母形容血淋淋的场景时，他们“总是尽责地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帮助别人，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如果帮助了人，就要对这个人的未来负责”。[129]

三、欧美居民与中国铺保

外国人在北京租赁房屋时，不仅要在警察部门登记个人信息，还必须有铺保或保证书。根据笔者对1921—1927年，租赁房屋的外国人数据的统计，约三分之一的外国人会找本国使馆钤章保证，而近一半的人会找与其关系较好的商铺。这些商铺多为中国商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建筑、五金、洋货、杂货、煤、汽车商铺等（见表3。14和图3。13）。另一些欧美居民则会找与他们所在的洋行或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工厂作保，如慎昌洋行（Andersen，Meyer&Co。，Ltd。）的经理美国人丁法德（F。J。Deane）以振兴义木厂为铺保，英文《北京导报》的主编柯乐文则以北京中央印刷所为铺保。

表3。141921—1927年外国人租赁房屋铺保担保者分析表[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