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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世俗教育与科学研究 创立与发展（第2页）

在彼得一世改革期间，政府采取了专门措施以提高牧师的素养。1708年政府下令，要求“神甫和助祭的子弟在希腊和拉丁语学校学习”，学生不毕业不但不能担任牧师和助祭的职务，还要被抓去当兵。神职人员子弟应进的“希腊和拉丁语学校”，即俄国在17世纪创办的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这所学院因由教会开办和负责，学院教授斯拉夫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其实是以钻研神学为目的，因此实际上是当时俄国的一所神学院。随着利胡德兄弟的离职，希腊语从学院的教学中被排挤出去，在斯捷凡·亚沃尔斯基的管理下，学院讲授拉丁语的趋势有所加强。18世纪初，这所学院开始经常被叫作“斯拉夫-拉丁语学校”，或直接叫作“拉丁语学校”。

1721年，由于颁布了《宗教规程》，学院归正教院领导，于是费奥·普罗科波维奇对于这所学院给予了极大关注。从这时起，学院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它具有了领导各教区学校的高级神学院的性质。同时根据彼得一世的命令，在教区建立教会学校开始成为教会必须履行的一种责任，于是教会在各教区的学校数量也有所增长。这就使得莫斯科的这所神学院的地位和声誉获得了进一步提升。

四、尝试普及教育

1714年是俄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1714年，彼得一世签署法令，命各教区教堂、修道院协助各省建立中小学校，分派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高级班的学生到各省做教师，为城市平民建立计算学校网络，做了普及世俗初等教育的尝试。

17世纪末，俄国已经有了几所由高级神甫在他们的教区自行创办起来的学校，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喀山和梁赞教区的学校就是这样。诺夫哥罗德的学校获得了特殊的声誉，在这所学校教书的是被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解职的利胡德兄弟。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诺夫哥罗德教区开办了16所类似的学校。

《宗教规程》将建立教区学校转变为教会必须履行的责任，规定神职人员应把自己10～15岁的孩子送进这些学校。在学校毕不了业的学生不仅有可能失去充任神职人员职务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要缴纳人头税，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使学生明白，不能懒惰，而要勤奋学习”。到彼得一世统治末期，教区学校的总数已达46所。

这些教区学校显然难以完成培养新式人才的任务，于是彼得一世下决心扩大初级教育的规模，在各个城市开办国立小学。1714年政府下令，各派两名莫斯科航海学校的毕业生到每个省去，去教那些“除独院农民之外的贵族和各衙门官员以及大小公务员”家中年龄在10～15岁的子弟，“学习算术和部分几何学”。还规定，高级神甫的房舍或大教堂应归学校使用。这种教育具有义务教育的性质。政府命令各地市政局应当监督这些学校的正常活动，并且每年两次向参政院报告学生的数量和成绩。截至1725年，政府在莫斯科、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波舍霍尼耶、特维尔、梁赞、科斯特罗马、苏兹达里等地已经创办了42所国立小学校，学生总数达2000人。然而，这些学校逐渐衰落了下来，1727年在校学生只有500人。

另外，警备学校也是具有普及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一般开设在驻军营地，在警备学校学习的都是士兵子弟。圣彼得堡的警备学校规模较大，据统计，1717年圣彼得堡警备学校有195名学生。这里学习的科目有书写、算术、语文、唱歌及吹奏双簧管或长笛。军队的士兵很多都征召自农村，一旦这些士兵子弟退役返乡，往往是村里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因此，这种军队教育的模式对于普及教育的意义也是很大的。

总体来说，彼得一世时期建立的学校可以分作三种：第一种是只进行初级教育的普及性学校，这类学校分散在各省，即国立小学、警备学校和教区学校；第二种即我们前面讲过的讲授实用科学并具有职业性质的学校，主要建立在特定城市，如航海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学校、海军学院、工程连、医务学校、公务员学校和矿业学校等；第三种为人文教育学校（如格柳克的中学），但这一类学校维持的时间不长，后来也具有了职业性质。

虽然从法规上讲，允许各级官吏的子弟进入军事、工程和海军学校，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下级人员的子弟除了初等教育之外，无法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甚至中等贵族的子弟，也不能进入像海军学院和工程连这样的高等学府，这些学校一开始就挤满了大贵族子弟。政府曾试图建立学生成分比较平民化的学校，向下层民众普及教育，但没有成功。于是，官办学校即便在口头上对各级人员开放，但实际上却无法实现，这种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学生成分上，而且也表现在办学的宗旨上。担任国家官僚机关高级职务的人员，主要都来自贵族子弟就读的学校；而为商人、小官吏和工匠的子弟开办的学校也是为了让他们继承父业，担任办公室职员、教师和技术熟练的工匠等。除了政府办的学校以外，私人教师（主要来自教堂下级职员）教孩子学习识字的旧方法还被继续采用。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这主要指的是世俗教育方面。除了普及教育的尝试，职业教育也是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发展教育事业的一个亮点。为了兴办教育，俄国引入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俄国各个部门造就了许多专门人才，使国家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建立的这些院校有“拔苗助长”的嫌疑，很多学校在成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未能维持长久，但最终生存下来的优秀的院校还是对彼得一世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出版教学书籍

在着手建立学校时，教科书的极端缺乏便显露了出来。17世纪俄国出版的识字课本，基本以对教学和教育的狭隘宗教观点为基础，已不符合改革时期的教育要求。于是，一些具有新内容的教材开始被编写，继而出版。当时第一本扩大了内容的识字课本是1701年在莫斯科印刷，由费多尔·波利卡尔波夫编写的《供初学者用的斯拉夫文、希腊文、罗马文识字课本》。他原来是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的教师，后来负责管理莫斯科印刷所。紧接着在1704年，莫斯科又出版了《斯拉夫语识字课本》，又名《儿童学习读写入门》。

而第一部具有世俗性质的识字课本诞生于1717年，它名为《青年明镜》（又译《青春宝鉴》）。这本书的开头印有字母表、音节、数目字和简短的训谕。1720年，圣彼得堡印刷所出版了《少年学习入门》，作者为大名鼎鼎的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他在前言里指出，过去初等学校用的课本都是“用庄重的斯拉夫语而不是用口语”写的，因此孩子们不懂。与以往的作者不同，普罗科波维奇不是直接用祈祷文和圣训来编写，而是用对它们的解释来编写教材。虽然这种新办法激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但该书还是得到了普遍应用和大量发行，单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印刷所，这本书就印行了12版。

关于语法教科书，在18世纪这方面唯一的一本是1648年翻印的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编写的课本，这本书是以希腊语法为范本编写的，初版是在1618年的维尔诺发行。在彼得一世时期，语法教学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新进展，当时所出版的教科书实质上都是斯莫特里茨基语法的翻版，不过稍加修订和补充罢了。斯莫特里茨基的语法书被当作教科书一直使用到1755年，直到大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编的语法书出现为止。

在这段时期还出版了几种词典和外国语教科书，特别是当时航海所必需的荷兰语教科书。词典中比较重要的就是170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三种语言辞典即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词库》，该词典的编者队伍十分强大，由波利卡尔波夫编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拉法伊尔·卡拉斯诺波利斯基和利胡德兄弟校订，这部词典直到18世纪70年代还在作为参考书使用。

出于军事当中对数学知识的需要，所以国家特别重视对数学教科书的出版。1682年俄国就出版过乘法表，在1714年又以民用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重新编排出版。17世纪末曾有翻译过来的数学教学手抄本流传，其中除了算术以外还有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知识。而17世纪出版的第一本数学教科书，是由伊·科皮耶夫斯基编写的，于1699年在阿姆斯特丹特辛格印刷所出版的《算术指南》，书中使用了阿拉伯数字、斯拉夫数字、罗马数字3种数字。马格尼茨基那本家喻户晓的《算术》则是在1703年出版，这本教材至少通用了半个世纪。后来俄国的著名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将这本《算术》誉为“知识的大门”，最终奠定了这本教材在俄国科学史上的地位。另外，航海学校的英国教授法夸尔森也为教学编写了一些教材，如1703年出版、1716年再版的《对数表》，这本书是俄国在该领域出版的第一本书。除了印刷的教科书之外，航海学校还流行一些供学生用的由法夸尔森编写的手抄教科书。当时流传的其他一些数学书籍则都是译本，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几何，即斯拉夫语的大地测量学（圆规和直尺用法）》。这本书的译稿有“许多地方”是彼得一世亲自做的修改，并于1707年从前线战场寄到印刷所的。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该书的1708年版第一次尝试使用了彼得一世所提倡的民用字母。

不仅是数学，在彼得一世时期，一些在某个学科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书籍都以教材或工具书的形式第一次在俄国出版。1722年，俄国出版了由格里高利·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编写的力学简明教程《力学》，这部著作是俄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书籍。

1717年和1724年，俄国两次出版了当时著名的荷兰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惠更斯的著作《宇宙论》。这本书依据的是哥白尼的理论体系，因而当时翻译这本书是试图在俄国宣传哥白尼学说。

历书的编写与天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俄国第一本铅印的历书，是科皮耶夫斯基于170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俄国自己在莫斯科印刷所出版的第一本历书则是在1709年。另外，在当时的历书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谢·伊兹沃洛夫（又姓伊兹沃利斯基）编成而没有出版的1720年的历书手稿，它与以往的许多历书不同，是按照圣彼得堡的经纬度制作的，而且书中没有任何在其他历书中常见的预言。

在整个17世纪，作为历史教科书使用的是1674年在基辅印行的《历史概要》。这本书在17、18世纪被再版过多次，它的最后一版是在1863年出版的。1715年，曼基耶夫以《历史概要》为基础编写了《俄国历史基础》，它比《历史概要》更有条理。曼基耶夫的作品对东北罗斯更为注意，而且事实错误比较少。他不仅利用了俄国编年史和年代记，还利用了斯特雷伊科夫斯基的作品。

当时许多世界史教科书都是翻译过来的，俄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这样的教材。其中的代表作就是由塞缪尔·普芬道夫撰写、加弗里尔·布任斯基翻译的《欧洲史入门》（1718年出版）和普芬道夫另一部享誉欧洲的著名作品《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1724年出版）。塞缪尔·普芬道夫是德国17世纪最杰出的自然法学思想家，其著作《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曾被欧洲各大学当作法律和哲学专业基础教材达100多年。彼得一世显然非常喜爱这两部著作，因此亲自监督了普芬道夫的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1719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早在17世纪便翻译完成的巴罗尼乌斯的《编年史》（斯卡尔德缩写版），译本名为《宗教事业和非宗教事业》。1724年又出版了一本世界史教科书，即布任斯基从拉丁文翻译的斯特拉特曼的《历史舞台》。与从天主教的观点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巴罗尼乌斯的《编年史》相反，在这本书里则叙述了新教的观点。当时还出版了由萨瓦·拉古津斯基翻译的马弗罗·奥尔比尼的《斯拉夫民族的名称和荣誉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史料研究》。在古代史方面，俄国翻译出版了昆特·库尔齐、尤利乌斯·恺撒、约瑟夫·弗拉维等作家的作品，并且多次再版。

彼得一世政府对军事和海事专门教科书的翻译和出版是十分重视的。这一时期关于建筑、围城和攻占堡垒的著作出版了好几部，比如曾在俄国任职的奥地利工程师博尔格斯多尔弗编写的《胜利的堡垒》和《强夺敌人堡垒的可靠手段》，这两本书都出了两版。另外，还翻译出版了几本炮兵学方面的书。在航海学方面，则出版了《船舶新构造》，俄国水兵在1789年前一直都在使用这本书。在有关建筑学的书籍中，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著名意大利建筑学家维尼奥拉的《建筑学五项程序规则》，这本书再版了三次。这些翻译过来的作品大都出自当时负有盛名的作者的手笔，因此很受欢迎。

总之，在彼得大帝时代，很多门类的书籍都是第一次在俄国出版印行。教材和出版业的发展，对俄语的简化和科学术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一些专门教材外，这段时期还翻译和出版了许多有关通识教育的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如伊索的《寓言》，奥维德的《变形记》，圭多·德·科洛纳的《特洛伊城衰落史》，等等。这些书籍给俄国人的世界观注入了新的概念内容，促进了他们的观点的世俗化。

六、组织科学考察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科学的发展方向也是由现实目的决定的。为了造就有知识的军事专家和海员，就需要数学和技术知识，工商业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地质勘探及殖民进程的推进，而人文科学是宣传专制国家政权思想的工具。这段时期受实际目标推动的科学，也在理论知识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些学术著作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成就最高，这得益于领土扩张进程中的实际需求。

而这种对新领土的渴求，不仅来源于中央政府，而且同样来源于希望改善自身处境的边区管理者，对堪察加半岛的考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696年，阿纳德尔城堡的军人莫罗兹科·斯塔里岑同10名军人到堪察加半岛内部侦察，目的是“了解能否将其征服，使之归俄国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