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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世俗教育与科学研究 创立与发展（第3页）

1697年从阿纳德尔出发的一个120人的堪察加半岛考察队则具有私人性质，领导这个考察队的是阿纳德尔城堡的总管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阿特拉索夫原是乌斯丘格的农民，他不惜借钱，以自身作抵押，冒着极大风险组织了这个考察队。由此看来，新领土的开发活动还不仅仅是政府行为，这种冒险精神也来自俄国人民本身。阿特拉索夫到达了堪察加半岛南端，看到了千岛群岛最北边的一个岛屿。在途中，阿特拉索夫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做了详细笔记。这些笔记记载了关于地理和族群的大量珍贵资料，而且从时间上看这是俄国第一次对堪察加半岛有所记述。考察队于1699年夏天返回阿纳德尔，临行前他们在这块被发现的土地上建立了下堪察加城堡。

值得注意的是，阿特拉索夫在远征堪察加半岛时，了解到在堪察加人那里有一个日本俘虏，名字叫出部，来自本州岛的大阪。据说他本意图乘船到东京去，不料却被暴风雨抛上了堪察加半岛。出部最终被带到了莫斯科，1702年1月被引荐给沙皇。出部在西伯利亚衙门讲述了自己航行的情况及他所了解的日本、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的情况。后来这个日本人被继续留在俄国，从事了翻译和教授日语等工作。

在收到阿特拉索夫的报告之后，沙皇政府在1713年下令派人“通过拉姆（即鄂霍茨克）海探查到堪察加半岛的道路”，1716年便组织了官方在堪察加半岛附近的首次航行（通过鄂霍茨克海）。他们对从堪察加半岛上目所能及的岛屿进行了考察，令政府进一步获得了这里的资料。还有记录显示，1711年，达尼拉·安齐费罗夫和伊万·科兹列夫斯基乘小船从堪察加半岛南端出发曾抵达千岛群岛的占守岛和幌筵岛，并带回了由他们绘制的这两个岛屿的平面图。另外，科兹列夫斯基还根据千岛群岛当地人和日本人的介绍，绘制了千岛群岛全图，并做了说明。同年，雅库茨克的军职人员彼得·波波夫到阿纳德尔河口收毛皮实物税时，从楚克奇人那里了解到，在杰日尼奥夫角对面有一个“岛屿”。楚克奇人描述那个岛上有各种野兽和大片森林，他们将那个岛屿称作大地岛，这是俄国最早得知的有关美洲的消息。

为了组织毛皮狩猎业和捕鱼业，增加国库收入，政府开始考察东西伯利亚的新土地和北冰洋沿岸的岛屿。以德·格·梅塞施米特为首的考察队则主要是为了考察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他们在为期7年（1720—1727）的考察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料。

在贸易的需求下，寻找通向邻国的水路路线的任务也被提了出来。彼得一世政府将探索前往中国和印度北方的海路视为最重要的勘测任务之一。其实关于勘察这条道路的想法在伊凡雷帝时代就被提出，17世纪政府就已经得知费多尔·波波夫和谢苗·杰日尼奥夫在1648年曾打通过这条道路。于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政府对这条海路再次进行了执着的探索。1719年，政府派大地测量家尼·叶夫列伊诺夫和费·卢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察就肩负这样的使命。1719—1721年由列夫·伊兹马伊洛夫大尉和两个秘书伊·格拉祖诺夫、罗·朗格组成的派驻中国的使团，对扩大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朗格，他作为商务专员多次往返于中俄两地，并曾长期驻留北京，他在那里搜集了许多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资料。

在卢任考察西伯利亚和远东时，俄国政府还急切地想要知道美洲和亚洲是否相连，政府为此组织的考察活动已开始具有了与企图考察美洲海岸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竞争的性质。最终叶夫列伊诺夫和卢任的考察队绘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份千岛群岛北界的科学地图，还反驳了西欧地理学家的错误观念，后者认为美洲西海岸在千岛群岛地区。他们的考察成果，后来为戈曼1725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地图册所采用，这说明俄罗斯的勘察情况一直为国外所关注。1720年，俄国政府为了同样目的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装备了一个新的考察队，后来则着手组织白令考察队。彼得一世在去世前3个星期，即1725年1月6日，下了一道诏令，指示白令在堪察加半岛建造船只，然后乘船北上，寻找“亚洲和美洲相连”[3]的地方，考察北方的海路。“机械专家”纳尔托夫说，彼得一世非常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科学家能够掌握优先发言权。

另外俄国政府还积极获取有关中亚细亚和印度的资料。令俄国政府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带的资源。为了开采中亚细亚的自然资源，俄国政府甚至曾经打算使这一地区归附俄国，如传说有金砂矿床的叶尔羌河附近。俄国商人谢苗·马连基的1695年之行就与这些目标有一定关系。1714年5月29日，政府专门派出了以阿·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为首的考察队。考察队后来查明了阿姆河不再流入里海，还纠正了西方资料的错误，准确查明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不是流入里海而是流入咸海。在这些初步考察之后，1716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奉命再次前往咸海一带，其目标不仅是派人沿锡尔河寻找到印度去的道路，而且还要令希瓦汗和布哈拉汗臣服于俄国。另外他所肩负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前往印度探索通过土耳其到印度的道路，以及经中国和布哈拉回国的路线。1723年，俄国政府甚至还试图考察绕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前往印度的路线，但最终没能成行。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关于新土地的资料是通过指示军职人员和狩猎人员，在完成自己主要的军事任务或狩猎贸易任务的同时顺便搜集的，而建立专门的考察队去搜集资料还是刚刚开始使用的方法。但是由于战事频繁，耗资不小的勘察活动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但这些勘察活动，还是大大推动了具有学术性质的地图制作工作的深入，将已有的发现成果巩固了下来。

得益于彼得一世时代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俄国的地图制图、刻板印刷都走向了专业化，准确度大为提高。在政府的监督下，到1725年初已经绘制了30个县的地图。而为了绘制里海的地图，还多次派遣了考察队，最终于1719年派出的费·伊·索伊莫诺夫和克·维尔顿的考察队所绘制的里海地图获得了出版机会。由于1717年彼得一世在巴黎宣传了俄国在里海方面的制图成果，1721年这份地图“作为新的和准确的地图”被寄到了巴黎科学院。这份地图在巴黎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用法文出版，这份地图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此之前人们对里海地理概貌的认识。

此外由于北方战争的需要，俄国还出版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地图。而在制图方面最重要的、总结性的成果就是伊·克·基里洛夫所绘制的《全俄罗斯帝国地图册》。地图册本应有3卷组成，包括300幅地图，历史地图和经济地图则收入第三卷。但基里洛夫只来得及完成并出版了第一卷就去世了，以后的两卷没能问世。1732年出版的第一卷收入了12幅地图。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对内和对外政策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地理学方面的作品，为以后的科学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派到全国各地去的勘察队，除了完成自然科学的任务之外，还附带完成了许多其他的任务，比如搜集语言方面的材料。在这当中，俄国搜集的远东、中亚和外高加索东方各民族语言资料是重点。这不仅是俄国学者研究的需要，还包括了西方学者莱布尼茨的请求。

八、发展科学技术与研究

由于有彼得一世政府的支持，许多领域的科学活动得以开展起来，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在18世纪初，俄国建立了一座天文台，这座天文台配备了非常好的望远镜和天文观测所必需的许多其他仪器，另外还为它附设了一个专门的图书室。这个天文台建立在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里。有的资料显示，亚·丹·缅希科夫在自己的奥拉宁包姆宫也建了一个天文台。在莫斯科航海学校的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的是雅·维·布留斯和法夸尔森。法夸尔森受彼得一世的委托观测天象，留意任何异常现象，尤其是为沙皇计算日食和月食的出现时间，并测算是否在国内可见。而法夸尔森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令沙皇非常满意，他成功预测了1706年4月和1709年2月的日食、月食现象。

而我们之前提到的1722年由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所出版的简易力学教程《力学》，不仅成为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直接指导了俄国的运河修建，是俄国科学教育活动为俄国改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又一典型事例。正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出版和俄国理论研究的发展，上沃洛乔克运河和拉多加运河这样复杂的工程才能顺利完成。其实彼得一世的计划要庞大得多，他企图开凿伏尔加-顿河运河、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等，但这些计划都未能完成。上沃洛乔克水系的建立，开辟了从伏尔加河经特维尔察河、茨纳河、姆斯塔河、伊尔门湖和沃尔霍夫河到圣彼得堡的道路，这是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运河建设中最大的成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工程本是在荷兰水闸专家的指导下于1703年开始兴建的，但是建成后并不理想，分水界的水位很低。1719年，原阿斯特拉罕商人叶夫列伊诺夫的管家米·米·谢尔久科夫提出了一个上沃洛乔克运河改建计划，得到了彼得一世的重视和赞赏，彼得大帝就把整个工程委托给了谢尔久科夫。在1721年底以前，全部改建工作顺利完成。谢尔久科夫在俄国以往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建造了这个水利工程。为了保证在这个水系任何时候航行都有足够的水，他在什林河和茨纳河上修建了拦河坝。在俄国工作的外国专家维利姆·亨宁承认，这种拦河坝就连西方也造不出来。

俄国实用力学的发展成就还表现在工匠生产过程所发明出来的新机器上，比如加工枪筒的机器、锻造枪筒板的机器等。当时还根据工匠师傅的新设计，在图拉修建了新的兵工场。在这些工匠中，安德烈·康斯坦丁诺维奇·纳尔托夫算是当时最卓越的俄国机械专家。纳尔托夫发明了车削复制机、旋床、螺丝车床和齿轮车床，改进了造币技术，还发明了许多工具、仪器，他最重要的发明是自动支座。纳尔托夫还曾出国考察，根据巴黎科学院院长的评价，纳尔托夫“在机械学中，特别是在旋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彼得一世本人就经常使用纳尔托夫制造的车床干活。纳尔托夫所造的车床至今尚存，陈列在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

由于农民地位很低而且素质普遍低下，尽管彼得一世亲自关心国外农业科普书籍的翻译，下令把有关农业和家政的德文书籍翻译过来，但总的来说，在农业上推广科学知识的尝试收效甚微。即使彼得一世专门下令删掉多余的故事情节，这些书籍的翻译工作也是到彼得一世死后才完成的，遗憾的是，由于彼得一世去世这些书籍并没有得到推广。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人文科学方面的历史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丰硕的成果将俄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古代史方面，俄国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就非常注意收集、整理文物和文献资料。为此彼得一世还专门于1720年12月20日和1722年2月16日下达诏令，特别是第二道诏令，它要求“从教区和寺院里按照目录把各种珍品，也就是古代在羊皮纸和普通纸上手抄的、教会的和非教会的有价值的编年史、年代记，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类似的东西，都送到莫斯科正教院，把它们抄写下来，送到图书馆，而把原件照旧送回原来的地方……”于是在1716年，古代编年史中所谓柯尼斯堡抄本的副本被制作出来。在这段时期还搜集了许多手稿，这些手稿不仅有俄罗斯的，也有国内其他民族的，甚至国外民族的。例如，在堪察加半岛发现了一些日本手稿，蒙古、通古斯和中国的手稿也有专人在搜集。在远征波斯期间，东方手稿全集也被编写出来。甚至是一些曾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的瑞典军官俘虏，也在流放地发现了阿布尔加济汗的土耳其部族史的译文，后来，这些材料还被出版了。

同时，对于那些不能转送到图书馆或陈列馆的古代文献则采取了保护措施。例如，政府曾下令保护保加尔的许多重要遗址，以免其继续遭到破坏。不过这类命令的作用看来不大，保加尔遗址的命运就说明了一切。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也开始深入研究当代史，特别是北方战争的历史。1718年，彼得一世亲自参与编写了《北方战争史》（又名《彼得大帝从1698年至签订尼什塔特和约期间的记事和日记》）。这部著作体裁非常庞杂，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还是一部政论作品，御前机要秘书阿·瓦·马卡罗夫是该书的主要作者。彼得一世亲手修改的几本《日记》的稿本也保留了下来，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公开发表。1722年，彼得一世在他的笔记本里记下了写作《北方战争史》的计划纲要：“历史中应写入这次战争做了些什么，何时做了关于地方和军队的何种规定，这两方面和教会方面制定了哪些章程；还应写入堡垒和港湾的修建，舰队的建设，各种手工工场的建立，以及圣彼得堡、科特林岛和其他地方的建筑工程的建设。”另外值得称道的作品，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彼·帕·沙菲罗夫所写的探讨北方战争原因的《思考》。1713年，彼得一世要求把所有分散的作战报告收集起来，并配上相应的图画，集册出版，可惜的是这本名为《兵书》的作品在当时没能出版。

当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现，如《俄国贸易管理》。该书作者为阿·伊·谢尔巴托夫公爵，他为研究西欧贸易而经常居住在巴黎、伦敦和卡的克斯。在谢尔巴托夫这本书的手稿里，按照字母顺序分章叙述了俄国贸易的情况，书前则是俄国贸易史概述，难得的是书中引用了许多法令文件，还准确指出了这本书所引资料的出处。非常可惜的是，这部十分具有专业素养的著作没能出版。当时的经济著作则以伊·吉·波索什科夫的著述为代表，有关他的作品前面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

另外，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的药房行业也得到了发展。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军队当中都设立了药房。为了供应药房药品，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一些城市修建了“药圃”，后来这些“药圃”改成了植物园。在植物园里附有化学制药实验室，药房学徒和未来的药剂师要在这些实验室里进行植物学和药理学的学习。

总体来讲，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在科学领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取得了重大成就。俄国各方面的科学研究直接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成长，逐渐摆脱了教会的影响，在人民大众中涌现出了不少学者和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和发明为世界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人当中，有技术发明家纳尔托夫和巴季谢夫，水利工程学家格里高利·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和谢尔久科夫，地理学家索伊莫诺夫、伊·叶夫列伊诺夫，等等。然而在封建农奴制的条件下，科学的影响范围是极小的，除上层统治阶级外，普通民众中只有少数人（主要是工商业者）能够克服农奴制关系下的重重障碍，为自己开辟通向科学或发明的道路。

九、建立科学院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在各个知识领域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使得建立一个专门科研机构以领导国家的科学活动变得日益必要。其实早在1718年，彼得一世就意图在圣彼得堡建立国家科学研究与教学的最高机构——科学院。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724年1月28日（2月8日），参政院会议通过了建立科学院的计划，于是很多学者都将这一天视作俄国科学院成立的日子。但实际上直到1725年12月彼得一世去世后，受聘的西方学者们才陆续到齐，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才正式运作起来。俄国这时所建立的科学院与西方的相比还不太一样，它应俄国的现实，以及彼得一世的急躁心情和创造精神被建成了一个“怪物”似的合并型机构：它既为科研机构，也是教学结构，既是大学也是中学，同时集成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功能。

科学院高薪聘请了一批欧洲优秀学者以带动俄国学术发展，培育自身的学术人才。其中有大数学家伊·赫尔曼、生理学家兼数学家德·贝努利、物理学家赫·马蒂尼、数学家纳·贝努利、天文和地理学家伊·德利尔等。这些专家学者在俄国科学院所从事的研究基本上代表了西欧各研究领域最高端的研究水准。而与傅尔蒙齐名的，同被誉为欧洲汉学先驱的德国学者拜耶尔就是在俄国科学院成就的名声。

科学院的教育活动集中在附设的中学和大学，大学里设有三个系，即法律系、医学系和哲学系；而当时一般大学通常会设立的第四个系——神学系，在科学院的大学里被取消了。对此，科学院章程草案解释说，这个任务应当交给正教院来负责，这说明了科学院严肃的科学性质。除了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之外，科学院还要促进实践工作的开展，关注各种发明并负责解释其意义，帮助俄国建立、发展“自由艺术和手工工场”。总之，俄国将当时许多多少带有研究性质和学术性质的任务都交给了科学院。

俄国政府还将1714年所建立的图书-博物馆（也叫珍品陈列馆）并入了新建立的科学院。陈列馆里有许多珍贵书籍和手稿，皇太子阿列克谢、沙菲罗夫等人的许多私人藏书也被收藏在了这里。陈列馆于1719年开放，最初这里有许多“珍品”和“稀罕之物”，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购买的。陈列馆最初的陈列品当中，有许多“畸形的东西”和各类解剖标本，以及一些数学和物理仪器。此外，沙皇为了能够不断地给陈列馆补充藏品，还专门发布过几道诏令，其中规定，“如果有人在陆地和水下找到古物，如奇异的岩石、人畜鱼鸟各类动物的骨头……刻在石器、铁器或铜器上的古老铭文，或古兵器、稀有武器、器皿及其他远古稀罕之物一律均须上缴……”这些诏令为俄国的博物馆事业奠定了基础。珍品陈列馆人人都可以免费参观，它应该算作是俄国的第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陈列馆在很短的时间内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展品，当时西欧国家一些了解古代收藏品的人，在参观后对藏品的规模和价值都惊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