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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社会经济（第2页）

8

中男

9　曲　范昌　憧憧　翟永藉　王住海　蓴驴胡　左洪贞

10　索□安住十九　康守海十六侍　左德君十六侍

以上中男名籍中，康守海、左德君、张才住同为16岁，且均有“侍”字标注，说明康守海等3人被点选为侍丁。同墓所出《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中，17岁的张尾达、荆武刚、张武用和19岁的范隆海，均有点勘标识，并注有“侍”字[34]，同样是中男充任侍丁的描述。相比之下，《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提供的案例更为丰富，在涉及悬泉、慈惠、从化、敦煌、寿昌、龙勒6乡的差科簿残卷中，登载了18—22岁的15名中男充任侍丁的信息，这说明天宝年间，中男充任侍丁的现象比较普遍[35]。苏頲《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云：“缘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无中男以上者，容其侍养，不须差遣。”[36]说明在征发民夫、工匠营建陵寝的过程中，官方也要考虑老人的侍养问题。对于那些父母年迈，家中又没有中男的“夫匠”，官方免其差役，允许他们留在家中照顾老人。无疑，这些“不须差遣”侍奉老年亲属的民夫和工匠，显然充当了“亲侍丁”的角色。

表4-2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充任侍丁表

6。执衣

《新唐书·食货志》载：“二品以下又有白直、执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执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为之。”[37]作为官员俸禄的一种补充形式，白直、执衣都由中男来充任。《旧唐书·职官二》载：“凡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执衣。”[38]《通典》卷35《禄秩》载：“诸州县官，流内九品以上及在外监官五品以上，皆给执衣。……初以民丁中男充，为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后皆舍其身而收其课，课入所配之官，遂为恒制。”[39]根据注文“随身驱使，典执笔砚”的解释，执衣是配给主司官员的侍从人员，随时奉命，听候驱使，并随身携带笔墨纸砚，以供官员书写之用[40]。执衣的充任，初唐以来一直由白丁充当，不分丁、中，且只许供身役，“不合收庸”。但自光宅元年（684）武后主政后，执衣仅限于征及中男，可以纳课代役，交纳执衣钱[41]。前引《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中，赵建贞年龄20岁，注为“执衣”[42]，正是中男承担“执衣”差科的反映。敦煌所出天宝十载（751）差科簿中，登载了18—21岁的10名中男，他们分别被差充为太守、司马、参军、县令和主簿的执衣。根据敦博76号《地志残卷》的记载，沙州敦煌郡为下州，敦煌县为上县[43]，参照《唐六典》的规定，可知敦煌郡郡守（太守）为正四品下，司马从六品上，参军为从八品，县令从六品上，主簿正九品下，品级上完全符合于“流内九品以上及在外监官五品以上”的规定。

表4-3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差充执衣表

7。门夫

《通典》卷35《禄秩》载：“诸州县不配防人处，城及仓库门各二人须守护者，取年十八以上中男及残疾，据见在数，均为番第，勿得偏并。每番一旬。……若番上不到，应须征课者，每番闲月不得过一百七十，忙月不得过二百文。满五旬者，残疾免课调，中男免杂徭。其州城郭之下户数不登者，通取于他县，总谓之门夫。”[44]由此可见，凡18岁以上中男和残疾，均可以“防人”的角色充任门夫，守护城门和仓库门的安全。他们分番应役，每番10天，服满50天后，残疾可免租调，中男则免除杂徭。当然，中男差充门夫也可纳资代役，大致每番交纳170—200文。另一方面，地方官在分配中男差役及纳资代课时，往往是“任土作制，无有常数”，乃至出现了“每县中男多者，累岁方始一差。中男少者，一周遂役数遍”的现象。鉴于同一州郡内诸县中男服役的这种巨大反差，玄宗于天宝十四载（755）颁布诏敕：“自今已后，诸郡所差门夫，宜于当郡诸县通率，准式纳课分配，令得均平。”[45]要求各县在中男差充门夫之役的分配上做到允执厥中，公平持正。

8。烽子

P。2574《麟德安西判集残卷》载：“比闻烽夫差遣，是残疾中男，远望必阙机宜。闻者即可心寒，所部何能不惧。”这里“烽夫”，盖指诸烽负责候望之人，征夫充之，为徭役之一种，故称烽夫[46]。烽夫既差遣中男和残疾充任，说明其性质与《赋役令》“取中男配烽子”相同。《日本养老赋役令》“杂徭”条集解：“唐令烽条云，取中男配烽子者，无杂徭故也。”[47]按照胡三省的解释，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举烽者也”[48]，即指军防系统中守卫烽火台的士兵。中男一旦被差配为烽子，其身内杂徭即可免除。前引吐鲁番所出《龙朔三年（663）宁戎乡次男侯子隆充侍及上烽事》中，“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49]，正是中男差充烽子的案例。

9。郡史

天宝十载敦煌差科簿中，登载了注为“郡史”的8名男子。其中上柱国1人，上柱国子4人，轻车都尉1人，品子1人，中男1人（详见表4-4）。作为外职胥吏之一，郡史是在敦煌郡内的“职事官下从事工作的所谓刀笔吏”[50]。从出身来看，这名18岁的中男刘大宾可能来自勋官家庭，他的两位兄长刘大忠、刘大庆的身份分别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和骑都尉（视从五品），勋官品级都在五品以上。考虑到其他7人都是来自五品以上的勋官及其子弟，不难推知，中男虽可充为郡史，但出身必是来自于五品以上的勋官家庭。

表4-4敦煌差科簿所见丁中差充郡史表

10。渠头、斗门

渠头，或为渠长。《新唐书·百官三》载：“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节其多少而均焉。”[51]P。2507《开元水部式》：“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52]可知渠长负责河渠灌溉及行水事宜。敦煌所出《天宝十载差科簿》中，登载了8名被差充为渠头的中男，他们分别是18岁的邓庭光，19岁的李玉山、阴思楚、王玉儿、赵祐进，20岁的张英桀、公孙龙儿，22岁的王敬元。另有1名17岁的小男任景阳，因有加入差科的需要，故被官方视为中男同样被差配为渠头。

此外，P。3559（3）《慈惠乡差科簿》载有1名20岁的中男曹光庭差充为“斗门”。P。2507《开元水部式》：“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灌溉之处，皆安斗门”，“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例行安置”，“蓝田新开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槽处置二人，恒令巡行。……百姓须溉田处，令造斗门节用，勿令废运。”[53]这说明斗门是官方安置的用于调节河渠水流的一种设施。曹光庭被差配为“斗门”，说明他充任的正是斗门长一职，负责河渠堤堰及引水溉田等事务。

表4-5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差充渠头、斗门表

11。堰夫

P。2507《开元水部式》载：“龙首、泾堰、五门、六门、昇原等堰，令随近县官专知检校，仍堰别各于州县差中男廿人、匠十二人分番看守，开闭节水。”[54]可知中男可被差充为堰夫，负责看守堤堰的蓄水与排水事宜。

12。渡子

渡子，即在渡口摆渡的船夫。唐制，凡关津河渡，“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如白马津船，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至于渭水冯渡船，泾水合泾渡、韩渡、刘椌坂渡、眭城坂渡、覆篱渡船，济州津、平阴津、风陵津、兴德津船，洛水渡口船，“渡子皆取侧近残疾、中男解水者充”[55]。

13。守桥丁

P。2507《开元水部式》载：“都水监三津各配守桥丁卅人，于白丁、中男内取灼然便水者充，分为四番，仍不在点检及杂徭之限。……京兆府灞桥、河南府永济桥，差应上勋官并兵部散官，季别一人，折番检校。仍取当县残疾及中男分番守当。”[56]这说明熟悉水性的中男和残疾还被差充为守桥丁，分番服役，看守桥梁，其他杂徭、差科悉皆免除。

以上我们依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唐前期“中男”承担的杂徭和差科做了初步梳理，可以看出中男配充的差役相当广泛，名目繁多。我们知道，唐前期丁中年龄常有变动，若以21岁成丁为例，则16至20岁为中男，“但中男却又因不同年岁而待遇不同”[57]。吐鲁番所出《唐某乡户口帐》中，中男就有“年十六已上”和“年十八已上”的区分[58]。按照《唐律》的规定，凡家中16岁以上的中男，都有防范与纠告同伍、比伍贼盗等事的义务[59]，因而在法律上已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差役方面，除了《王梵志诗》描述的“十六作夫役”外[60]，吐鲁番所出《唐阚洛□等点身丁中名籍》《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存有3名16岁中男、3名17岁中男充任“侍丁”的信息，这可视为16—18岁的中男所能承担的一种差役。此外，太常寺司仪署及岳渎斋郎，“取年十六以上中男充，二十放还”，太史局天文生和卜筮生也从年十六以上“性识聪敏”的中男选择[61]。至于18—20岁的中男，他们与丁男一样可受田100亩，但无须交纳租调。又如“子孙继绝应析户者”，亦要求年龄在18岁以上，“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62]。又如太史局历生，“取中男年十八以上、解算数者为之”[63]。按照唐代律令和出土文献的记载，诸如村正、曲长、门夫等差役，均由18岁以上的中男来充任。其他如烽子、番上及特殊时期的随军出征，通常也多从18岁以上的中男人口中选择。

作为唐代徭役的组成部分，中男承担的差役同样享受“终服”之制。唐制，“卫士、掌闲、幕士等遭丧，合期年上者，宜听终制三年。”天宝元年（742）玄宗赦文强调：“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可见，这种弘扬儒家孝道观念的“终服”制度适用于所有“以供王役”的诸色差科中。以天宝十载差科簿为例，此簿注有“终服”55人。其中白丁22人，中男9人，品子10人，上柱国和骑都尉各4人，翊卫2人，上柱国子、上轻车都尉、飞骑尉和云骑尉各1人。这些不同出身的丁中男口，因有“遭忧在服”和服丧守孝的必要，故而免除徭役。自然中男也不例外。

除了9名“终服”外，敦煌差科簿还登载了77名中男，其中32名没有差科注记，因而实际注有差役者仅45人，包括侍丁15人，村正和执衣各10人，渠头8人，斗门和郡史各1人。从出身来看，应服差役的45人中，有31人来自白丁家庭。特别是承担“执衣”的10名中男，都来自于下等户的白丁家庭。相反，出身于五品以上勋官（上柱国、上轻车都尉、骑都尉）以及翊卫、队副家庭的中男，则没有充任执衣的情况，他们所担任的一般是侍丁、村正、渠头、郡史之类，都不属色役差科之列。这表明五品以上勋官及翊卫、队副中男之子，实际上不负担色役差科[64]。由此可见，中男差科的充任无疑要受到身份特征及家庭背景的影响。

[1][日]宫崎市定：《唐代赋役制度新考》，载《东洋史研究》，1953，14（4），收入《宫崎市定全集·8》，352～382页，岩波书店，1993；中译文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第四卷，378～404页，中华书局，1992。

[2][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56～162页，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