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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社会经济（第1页）

第二编社会经济

第四章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中男”承担差役考

唐代的人口统计中，丁男和中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丁男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家赋役的征收与摊派。中男虽不缴纳租调，也不承担正役，但也要服若干杂徭或色役。中男承担的杂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池田温[2]，中国学者朱雷[3]、张泽咸[4]、杨际平[5]、程喜霖[6]等，在相关论著中多有涉及，但总体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相较而言，李春润、朱淑瑶《略谈唐代中男的徭役负担》[7]、吴树国《试论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役期》[8]重点探讨了中男服役（杂徭）的情况。然可惜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本章在汲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拟对唐前期“中男”承担的杂徭与差科进行全面梳理，进而观察律令体制下“中男”的身份特征。

1。夫役

唐制，“凡丁岁役二旬”，丁男法定的正役期限是20日。《唐律》462条“丁夫杂匠亡”疏议曰：“丁谓正役，夫谓杂徭。”说明唐代的徭役有正役和杂徭之分。正役是以丁为单位，征发丁男从事国家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杂徭是以户为单位，征发户内的丁男或中男“充夫”或充使[9]。又《唐律》172条“应复除不给”疏议曰：“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可知杂徭又称夫役或“小徭役”[10]。《白孔六帖》卷78《征役第七》“充夫式”条：“户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课役俱免；中男充夫，满四十日已上免户内地租，无他税折户内一丁，无丁听傍折近亲户内丁。”[11]既然丁男“充夫”服杂徭40日，可折免20日正役，说明正役1日相当于杂徭2日。中男服杂徭40日可折免户内一丁之租，由此可知中男法定充夫的役期为10日[12]。阿斯塔那230号墓所出《唐西州下高昌县牒为差夫役事》[13]载：

[前缺]

1　曹状申者，依检案内□□□旧例，两

2　匹一夫牵，下高昌县，差无役中男兼

3　丁者壹拾叁人发遣，仍递前者蒲昌，

牒文的核心是征调高昌县没有差役的丁男和中男13人去服役，从文中“两匹一夫牵”“夫壹人准旧例”和“具夫姓名”来看，这些被差派的丁、中男子扮演了“充夫”的角色，他们承担的显然是一种杂徭（夫役）而非正役。尽管律令规定丁男服正役，中男担任杂徭，但在实际生活中，当丁男人口普遍不足时，官方往往征调中男充任正役。如中宗时，韦庶人临朝当国，朝政混乱，出现了“已役中男，重征丁课”[14]的现象。天宝三载（744），玄宗诏敕：“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15]说明当时尚未达到中男年龄的小男已服杂徭，而尚未成丁的中男已服正役了[16]。较为典型的是，《天宝十载（751）敦煌差科簿》登载了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5名17岁男子，其中任景阳、王元璋注为“小男”，这是符合天宝时代的丁中规定的。但矛盾的是，任景阳却以小男身份担任了渠头。至于其余3人，公孙悉郎、氾近生、康海元同为17岁，却注为“中男”，特别是公孙悉郎，还以中男身份担任村正一职，“可知是因有加入差科的必要，故虽是一七岁，也作为中男处理”[17]。

2。征行番上

有迹象表明，唐前期中男有时还被拣点入军，防戍守边。武德九年（626）十一月，太宗诏敕“以中男十八以上，简取入军”，给事中魏徵固执以为不可：“若次男以上尽简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在魏徵的据理力争下，太宗收回了成命，“所令取中男宜停”[18]。但随着唐王朝边疆防御和军事战斗的吃紧，中男不时被简点征行，以此来弥补兵源的不足。杜甫《兵车行》诗云：“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19]此诗作于天宝年间，是时唐与吐蕃、南诏战事持续胶着，死伤严重，为补充兵力遂征发诸道民夫，甚至十五岁的小男亦不能幸免，那么中男依例也在征发之内。乾元二年（759），杜甫自东都回华州，途经新安时赋诗《新安吏》一首，其中也有描述简点中男的诗句：“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20]这就是说，像新安这样的小县，丁男严重不足，所以州府官员颁下军帖，全然不顾中男身材短小，不堪守卫王城的实际情况，仍然依次拣选中男随军出征[21]。

吐鲁番出土文书显示，中男甚至还以“替人”的身份替代府兵卫士番上。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唐开元二年（714）二月三十日西州都督府下蒲昌府牒为差替人番上事》[22]：

2　处置，咨，庆示。

3

二（日）

4　依判，玉示，二日。

9　已差替讫______

3。村正

唐制，“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26]村正是田野乡村的基层管理者，其性质与城居街坊的管理者——坊正相同，同样承担着“督察奸非”的职责。村正的充任通常是在白丁中选择，但当白丁不足时，律令规定以十八岁以上中男或残疾来充任。敦煌差科簿中，登载了敦煌县诸乡里正9名，村正13名。具体来说，里正的充任，有上柱国子3人，柱国子1人，品子1人，白丁4人，正好体现了“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的特征。至于村正的充任，其中有2名白丁（其中1人残疾），10名年龄为18—22岁的中男（18岁2人，19岁2人，20岁4人，22岁2人），另有一名17岁的小男，被官方注为“中男”后也担任了村正。从户等来看，这些充任村正的中男，多来自于地位较低的下中和下下户。

表4-1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充任村正表

4。曲长

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麟德二年（665）至咸亨四年（673）的文书中，《唐阚洛□等点身丁中名籍》[27]第8—14行有中男名籍的记载，其中一名中男范昌□，姓名前注有“曲”字。参照第7行“曲长范黑□”的情况，可知范昌□被点选为曲长。再看《唐田丰洛等点身丁中名籍》[28]的记载：

3　张进达廿六　张未建廿一　张隆贞十八曲长　张才住十七

4　冯庆住廿　张尾达十七侍　荆武剛十七侍　王住海十九曲长

5　范隆海十九侍　赵建贞廿执衣　赵豆豆十八　孙辰住十六

6　范昌辈十八曲长　赵图贞十七　张武用十七侍　李牛廿六侍

唐长孺指出：“唐代丁年虽时有变更，要无少于二十一者”，“成丁之年自武德以讫天宝三载，除中宗时有变革，均以二十一为度”[29]。因此，以上名籍中，除李牛、张进达是白丁外，其他人员均为中男。“曲长”，当为街曲或曲巷之长[30]。这种基层行政的管理者由张隆贞、王住海、范昌辈3名中男来担任。推其性质，应与敦煌差科簿所见中男充任村正的情况相同。

5。侍丁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户令云：“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31]可见，中男可充任侍丁来照顾年迈老者和笃疾之人。阿斯塔那325号墓所出《龙朔三年（663）西州高昌县下宁戎乡符为次男侯子隆充侍及上烽事》中，“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但因当下“见阙”侍人，故又接受高昌县符命，改为充侍，照顾老人[32]。吐鲁番所出《唐阚洛□等点身丁中名籍》[33]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