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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写理论02（第4页）

[150]参见［美］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207～223页。高彦颐将钟惺视为“女性诗人的最为热心的倡导者”，并用较长篇幅对其“清”的概念做过分析。不过她又认为，钟惺的这种论述，即“好诗=清物=女人”的公式，也会导致对女性的一种封闭性认知。参见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Seveury，a，pp。61-71。

[151]参见SusanMann，Preenina’sLoury，p。226。

[152]参见Grag，“GeheFailureofization：AnthologiziryieMi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6，2004，pp。129-149。

[153]例如，孙康宜更偏向于强调中国传统中的男女一直分享并认同着“共同的文化”，两性处在文化上的互动关系之中。参见［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304～310页。而高彦颐则认为，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性别体系，但妇女也仍然有可能通过与这一体制的合作或博弈，创造出一个自由行动的空间，从而赋予自身以意义、安慰与尊严。参见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Seveury，a，pp。8-9。白馥兰则认为，可以认同高彦颐通过对精英女性展示而表达出的自主性观点，但是也有必要跨越阶级的界限，去探索在更广阔的技术与生产等领域内传统妇女与男权秩序之间的关系。参见FrancescaBray，TeologyandGender：FabricsofPoerialiversityofiaPress，1997。而其他学者的持论也有些微的差异，需要谨慎待之。

[154]［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20页。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也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这些论点的确冲击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传统汉学（也包括中国“五四”启蒙话语）为主导的性别观；另一方面，其实反对前期过于强盛的“受虐”理论、“差异”理论（“二分法”）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逐渐成为英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流行话语，也有将之称为“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因此单就理论的层面来看，它并没有太多地超出西方话语的范畴，对中国语境的研究中所产生的话语特殊性的认定，似乎还需要对比此种情况再做出更深入的说明。

[155]参见［美］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21页。

[156]ThomasFraheIiinditsSpreadWestward，biaUyPress，1925。这也是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名著，1955年，该书由富路特（LutherGoodrich，也译傅路特等）详细校订增补后，于纽约再版。

[157]参见DenisTwittingandPublishinginMedievaldon，TheWynkyy，1983。

[158]关于对新旧学术范型所做的反思，也可参见［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中文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9]文化研究对之论述很多，可参见斯图亚特·霍尔所撰《编码解码》一文，及霍尔为所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一书撰写的绪论。StuartHall，“EndDetheMediaDischam，cilledpaper，No。7，1973；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s，1997。

[160]关于来自西方学界，尤其是法国学界对书籍、印刷等研究的影响，参见thiaJoanneBrokaw（包筠雅），“PublishiyandPre-moderna：TheEvolutionofPriernationalJournalofAsianStudies，2，1，2005，pp。139-140。其中，日本的相关研究也对美国汉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关于“书籍史”“印刷文化”“出版史”等提法，梅尔清（T）曾撰文认为，在中文的语境中，这些概念之间“精确的界线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然而都引出了“交流循环”（uniCircuit）的概念，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野。参见［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载《史林》，2008（4）。

[161]对跨国文本流通的研究，包括对来华传教士翻译与著述文本的西传、西方19世纪初以来印刷工艺输入对中国传播业的影响、早期美国意象主义运动引发的东方文本的跨太平洋移位等的研究，其中有些也颇涉文本与文论问题，限于篇幅，暂搁置不述。

[162]参见LateImperiala，Vol。17，No。1，1996。除一篇译自法国学者夏蒂埃所撰的序言之外，其他北美汉学家的文章均是对中国本土书籍传播等的具体研究，如贾晋珠的“TheDevelopmentoftheJiangyangBookTrade”，包筠雅的“ercialPublishinginLateImperia，a：TheZouandMafamilyBusinessesofSibao，Fujian”，卜正民的“EdifyiheBuildingofSchoolLibrariesinMinga”，周启荣的“WritingforSutiions，aualLateMingg”，白恺思的“‘APreciousRafttoSavetheWorld’：TheIionofScripturalTraditiinaeseMoralityBook”。

[163]参见thiaJ，BrokawandKai-wingChou（eds。），PrintingandBookLateImperialiversityofiaPress，2005。包筠雅在此领域的研究所起的导引性作用值得注意，其理论见解参见该书所载论文“OoryoftheBookina”。

[164]LucilletingforProfit：TheercialPublishersofJianyang，Fujian［11th-17thturies］，Cambridge，HarvardUyAsiater，2002。

[165]Kai-wingChow，Publishing，dPowerinEarlyModernfordUyPress，2004。

[166]JosephP。Mcdermott，ASocialHistoryoftheeseBook：BooksaureinLateImperialgKoyPress，2006。

[167]thiaJoanneBrokaw，erCulture：TheSibaoBookintheQingandRepublibridge，HarvardUyAsiater，2007。

[168]TimothyH。Barrett，TheWomenWhoDisc，YaleUyPress，2008。

[169]参见ChristopherA。Reed（芮哲非），GutenberginShanghai：esePrintCapitalism，1876-1937，TheUyofBritishbiaPress，2004。该书曾获第四届亚洲学者大会（theIioionofAsianScholars）“最佳亚洲人文科学研究奖”。季家珍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并有专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政治改革中的文化问题》（Printandpolitics：‘Shibao’aureLateQingfordUyPress，1996）等。目前，芮哲非正与方秀洁等人共同主持一个重大项目“中国通俗报刊研究的新路径：性别与文化生产”（ANeroachtothePopularPressinderandCulturalProdu，1904-1937）。另如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出版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女性身份重构与近代报刊关系的研究，以及新兴媒介与近代大众政治关系的研究等，近年均受到汉学界的积极关注。

[170]包筠雅的论文见thiaJ，BrtheBest-Sellersoftheury：ercialPubliSibo”，thiaJ，BrokawandKai-wingChou（eds。），PrintingandBookLateImperiala。马兰安关于阅读与读者的论文有ArueubliLateMinga”，ibid；著作有AnneEM，esePopulardMingtefables，Leiden，Brill，2001。当然，涉及阅读问题的研究还有许多，如何谷理、魏爱莲、周启荣等人所做的研究。

[172]ElleheHuangduzhaiofHangzhouandSuzhou：AStudyiuryPublishing”，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56，No。1，1996。译成中文的论文有［美］魏爱莲：《缺乏机械化的现代性：鸦片战争前夕小说形态的改变》（ModernizationwithoutMeization：ThegShapeofFitheEveoftheOpiumWar），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173]参见ElleheBeautyandtheBook：WomenandFiiurya，HarvardUyAsiater，2006。

[174]Rel，ReadingIllustratedFiLateImperialfordUyPress，1998。

[175]柯律格这方面的研究，参见as，PidVisualityinEarlyModerndoionBooks，1997，中文版参见［英］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as，Empirehtness：VisualauresofMinga，1368-1644，Loionbooks，2007。另一种与此论题相关的有意思的著作是HsiaoLi-ling（萧丽玲）所撰《永存现今的过去：万历年间的插图、戏剧与阅读》（TheEterhePast：Illustratioer，andReadingintheeriod，1573-1619，Leiden，Brill，2007）。两书均涉及晚明时期的阅读经验问题。

[176]对这些概念的论述，参见Kai-wingChow，Publishing，dPowerinEarlyModerntrodu”，“”。

[177]参见eVanceYeh，Shaesauals，aCulture，1950-1910，UyofWashington，2006。中文版参见［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78]宇文所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于多种材料，一个比较集中的解释，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另，也可见其“ManuscriptLegacyoftheTang：TheCaseofLiteratur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yudies，Vol。67，No。2，2007。

[179]Tiaaoyuanming&ManuscriptCulture：TheRecordofaDustyTable，UyofWashingtonPress，2005。中文版可参见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0]。B。，MainWord，WrittenonPaper：ProdudgPDynastya，HarvardUyAsiater，2011。

[181]也可参见艾文岚对唐传奇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等，如SarahM。Alleold：ioninaTangStory”，HarvardJournalofAsiaticSyudies，Vol。66，No。1，2006。

[183]关于对“副文本”的考察，参见《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第三章，对职业文学批评家在一般出版市场与科举出版市场中的作用的考察，可参见上书第四章，但交叉论述的情况也很常见。

[184]梅尔清在对英语国家20年来的印刷史研究的综述中也注意到其他一些表现。例如，她发现一些研究图版的汉学家们也会关注图文间的关系，这些与图像共生的文字也属于批注的范畴。他如马安兰在“strueubliLateMinga”一文中，借助对序言与点评在修辞性用语方面的变化来考察大众阅读社会的形成过程。［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载《史林》，2008（4）。

[185]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所做的一些阐释，可参见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序，黄卓越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