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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写理论02（第5页）

[186]参见MeyerHealtHarpham（eds。），AGlossaryofLiteraryTerms，ublishing，2009，pp。364-365。

[187]关于这点，参见克利福德、马库斯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多处论述。克利福德和马库斯认为，如果将人类学成果看作一种“写作”（“文本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势必会借助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话语。马库斯还提到，这种“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驱力，“便是将文学批评转化进一种具有更大包容面的文化批评”。参见JamesCliffeeE。Marcus（eds。），WritiidPolitiography，Uyofia，1986，p。262。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文论化或泛文论化取向，参见林恩·亨特的论述（LynuralHistory，“Introduiversityofia，1989，pp。1-22）。

[188]有关于此，鲍则岳表示他偏向于杜邦索（PeterS。DuPonceau）与卜弼德（PeterA。B）的看法，认为将汉语仅仅看作以“观看”为主、与声音无关的图像表意文字是一种幼稚的看法，而赞同汉字与其他任何语言一样，只是一个呈示声音的图标设置，是视觉、听觉与意义的组合体。据杜邦索的看法，从形态上看，中文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Characters”（字符），而后者使用的则是“letter”（字母）。参见WilliamG。Boltz，TheinandEarlyDevelopmentoftheeseWritingSystem，AmeritalSociety，1994，pp。1-9。杜邦索对汉字的论述可参见其《汉字的字符及其特征》（ADissetatioureandCharacteroftheeseSystem，1838）一书。与杜邦索、卜弼德意见一致的还有德范克（JohnDeFrancis），参见JohheeseLaandFantaiversityofHaress，1984。鲍则岳曾专门撰文推重德范克此著。从话语的设置上看，鲍则岳似并未明确涉入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但正如康奈利在评论鲍则岳的研究时所指出的，普遍主义的语言理论以及语文学与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是有关联的，参见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ham，Ro;LittlefieldPublisher，Inc。，1998，pp。33-34。

[190]参见WilliamG。Boltz，TheinandEarlyDevelopmentoftheeseWritingSystem，p。157。

[191]这也是鲍则岳自觉设置的两个主要分析层次，前者关及“物质材料”（material），后者关及语言本体（linguistic）。参见WilliamG。Boltz，TheinandEarlyDevelopmentoftheeseWritingSystem，pp。9-10。

[192]尽管这一提法在英美汉学界并非鲍则岳首创，但由于其突显式的阐述，及对决定文字与书写变化的内在构成的深入揭示，因此从西方当代的汉学研究系脉上看，仍有特定的意义。

[193]MarkEdwardLewis，SanedViolenEarlya，StateUyofNewYorkPress，1900。

[194]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参见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a，pp。10-11。

[195]参见MarkEd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a，StateUyofNewYorkPress，1999，pp。3-4。

[196]参见MarkEdritingandAuhtorityinEarlya，p。361。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可参见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MarkEdwardLewis，TheEarlyeseEmpires：QinandHan，HarvardUyPress，2007）第九章中有关“文学”的描述。

[197]需要指出，这样一种观念明显受到了德·赛都关于“书写神话”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述学的见解趋同。德·赛都的论述，参见MicheldeCerteau，L’écrituredeL’histallimard，Chapter1，1975。

[198]参见MarkEdritingandAutorityinEarlya，pp。363-365。

[199]这方面稍早的讨论也可参见王靖宇、倪豪士等人关于中国叙事“虚构化”的论述，后期的研究注入了更新的理论视野，其讨论也更整体化了。有些论述也可参见aShuttleworthKraus（ed。），TheLimitsraphy：GenreandNarritiveioricalTexts，Leiden，Brill，1999。

[200]参见DaivdSchaberg，APatter：FormandThoughtinEarlyeseHistraphy，HarvardUyAsiater，2001；DaivdSchaberg，“SongandHistinationinEarlya”，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59，No。2，1999。与史嘉柏等人的观点相近，柯马丁（MartinKern）也有一些关于历史的诗学性建构的讨论，参见［德］柯马丁：《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3）。

[201]对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阐释，参见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a，pp。24-27。

[202]在它处，康奈利又写道：“我希望强调一下我的观点，即文言文的文本权威性并不在于它是某种说出‘真实’的语言，而是它作为语言学上的权威，是通过组成元素的相系方式，内在地被构造出来的。”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a，p。19。

[204]参见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a，pp。99-107。

[205]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a，p。14。

[206]具体而言，陆威仪的研究就没有更多考虑到文献资料本身带有的事实与虚构的复杂性，以及其间显露的无数细密与重大的缝隙。在康奈尔的研究中，则多存在一些为其不证自明的要素，比如为凸显其所述统合性与文本整体性的主题而略去了对不同类型的书写士人群体之间差异性，以及士与宫廷权威之间在意识形态选择上的差异性等的考察；与之同时，也没有将权力本身进行内部的分层，以至于简化了“权威”的概念。

[207]对过度理论化的批评，参见［德］柯马丁：《学术领域的界定——北美中国早期文学研究概况》，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583页。

[208]参见Christhery，TheEmpireoftheText：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Imperiala，p。4。

[209]后来的汉学家对此问题也有反思，参见MiylahorityinPre-HanandHan”，Earlya，Vol。25，2000；Martiure：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a，ByMarkEdwardLewis”，aReviewIional，Vol。7，2000。

[210]叶维廉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传释”学的阐述上，参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11]Kai-wing-dJohnB。Henderson（eds。），ImaginingBingDoes，Text，aateUyofNewYorkPress，1999。

[212]Tug-I（ed。），ClassiterpretatioicTraditionsiure，NewBrunswisaPublishers，2000。涂经诒稍后编辑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Tug-I（ed。），Iioualge：eseHermeiHistoricalPerspeewBrunswisaPublishers，2004。

[213]PauliephenOwen，andeterson（eds。），abTextsfromEarlyiversityofiaPress，2000。

[214]此后的研究，也可参见Johransmittersaors：entatorsaariesos，HarvardUyAsiaingDoheandWritioHermeidOpeeUyNewYorkPress，2005。此外，还有大量论文。

[215]参见Steveryay：Reading，Exegesis，aiTraditionalfordUyPress，1991，pp。11-13。对“诗言志”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研究，也可参见苏源熙在《中国美学问题》中的描述，亦引用了范氏之说。

[217]这种大跨度的比较研究，也可参见JohhestruofOrthodoxyandHeresy：Neo-，Islamic，Jewish，andEarlyPatterns，StateUyofNewYorkPress，1998。

[218]中国学者对韩德森该书的初步介绍，参见陈钢：《文献学与汉学史的写作——兼评韩大伟〈顶礼膜拜：汉学先驱与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载《世界汉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