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理性主义者宣称自己是梦想与幻想的清醒批判者,但理性主义(rationalism)常常不过是逃避主义(escapism)的翻版或亲密盟友。从弗朗西斯·培根的时代起,就可以研究社会与世界的改造图景是如何同对人类知识与科学的信仰混合起来的。激进变革的梦想经常试图在对社会工程的信仰中表达出来,那振奋人心的愿景以乌托邦式想象为显著标志,后者同样对理解理性本身产生着微妙的影响,并制造着这样一种信念——科学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出路。确实有一些理性主义者在嘲笑乌托邦式骗局。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会迅速揭露幻想的不切实际。然而这些理性主义者自己不常也是浪漫主义者吗?只不过是幻想破灭、备受挫败而已。难道他们的智力没有渗透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日渐让人困于抑郁之中的想象?隐藏在这种理智主义(iualism)背后的浪漫主义者所拥有的生活经验让他只会期盼人类最坏的结果。谁没遇到过那种尖酸刻薄、不以为然的批评者,他们仰赖于他们所谓的冷静智商。在这种人看来,真正提升生活的努力是徒劳的。愤世嫉俗的理性主义者自寻借口从那种始于塑造最好的自己和自身环境的个人道德努力中脱离出来,在这一点上他们丝毫不亚于乌托邦式的理性主义者。考虑到更大图景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还有什么比这更离题?两种理性主义者都不愿承认人类历史生存的真实限制与机遇。[17]愤世嫉俗者夸大限制而怀疑机遇,乌托邦分子则正好相反。最终,他们大抵还是同一类人。
现代道德想象的动态从本质上抗拒任何阻挡我们最大心愿的障碍。这是极度自我放纵的表现:不想控制欲望,让想象助我们一臂之力为我们想过的生活进行辩护。想象帮助我们轻视和逃避那挑剔的、质疑自身欲望的沉重的道德良知。
实现我们最挚爱的梦想所面临的最基本障碍是历史的现实存在本身,尤其是人性的缺陷。现代的想象动力恣意逃避着这一障碍。它试图取消人类生存的真实条件,包括取消接受做人的基本职责这一要求。个人的主要责任是不能将自身太多的自大、骄傲和霸道强加给他人的。而本文所探讨的对解放的渴望却是一种无限放纵自我的欲望。借着对美好世界的溢美之词的掩护,许多人在努力摆脱内部以及外部的制约。那些丝毫不掩饰内心深处动机的人公然以听似高尚的计谋去追逐权力。在极端情况下,爱幻想的人想要全世界来满足他的愿望。
尽管现代想象在逃避主义层面可能会推脱道德、表达幻想,但本文就此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想象有时会激起个人强大的意志力。这些人的行动和想象一样大胆。节制而人性化的想象并不能约束其行为。与此相反,他们放纵不羁地作为出于实现光荣愿景这一需要而获得了正当性。根据前面的分析,不该大惊小怪的是,这些代表大家为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就应该经常在行动上毫不留情。毕竟过分的现代想象的确是源于一种不愿受到约束的个性。
对这种自我放纵进行理智的批判虽然不可或缺,但仍显不足。因为不可能通过不去想象来消除逃避式想象。不管这种逃避是典型的乌托邦式的,还是愤世嫉俗式的,都是如此。包括那些自称是理性主义者的人最终都还是按照想象所形成的各种希望和焦虑而度日。他们内心最深的愿望会如其所是地投映在想象这张屏幕上。正是在想象中,欲望获得了具体形式和经验质地。也正是在想象中,我们可以注视并品味未来的荣光。恰是这种逼真的想象让欲望变得如此强烈。
我们不必把以上讨论理解为是在试图减小想象的作用。想象一直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为了更为突出理性而要扼杀想象的企图不仅有悖常理,且会弄巧成拙。恰当的做法是训导想象并关注现实。有些想象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但另外一些想象却对改善社会和个人必不可少。如若没有艺术家等的想象,社会和个人生活势必陈腐荒凉到需要改变的地步。浪漫主义常常利用想象来放纵自我或构建乌托邦,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想象在为人类生活导航时所处的中心地位。乌托邦式的想象若要识别各种不受约束的危险,就要认清另外一种想象在提升人类存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没有那种想象,声称要救治时弊的知识分子将会纠结于抽象之中,而这些抽象的东西很难帮助我们戒除最根本的、最具破坏力的癖好,或者消除我们不愿真正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的意愿。他们的想法其实不过是问题的新版本而已。举例而言,现在很多听似传统主义的人从理论上崇尚回到“美德”“正义”以及“价值观”云云,这不仅不合时宜,且与实际的历史情境擦身而过。它也同样弥漫着对实际机会的浪漫回避,只不过是需要重新定位想象之愿景的又一例证而已。
过去的伟大艺术有时会抗拒现在艺术中的堕落与轻慢,并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着真正的人性。它并不否定历史现实,这与诸多的浪漫主义艺术迥然相异。尽管它经常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存在的局限,但它仍然肯定生命生活有更高的可能。现今的文化权威意图败坏这类作品的名声,但如果人们能再次接触这些作品,这种艺术还会发挥净化人心的效果。
本文过于强调想象与艺术的重要性了吗?难道政治经济大事以及实际事务没有普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自身的处境可能会突然受到出乎意料且令人不安的世界性事件的深刻影响,诸如战争、经济萧条、瘟疫,等等。但是人类何以应对灾难取决于他们想象的质量。想象会决定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人类行为中,我们无法避开我们想象自我和想象世界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因此,我们对艺术的最大需求也许就是让它深刻有力地指出我们面临的困境。这种艺术根植于人类存在于道德层面的强烈意识,从而启灵于震撼人心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品格。有这么一个问题:伟大的艺术不能像智囊团和基金会去安排政策研究、组织开会或开展研究项目那样被委以重任,更不用说伟大的品质。真正的艺术是个奇迹,我们难以预料它会于何时何地出现,但我们需要这样的奇迹并为此而等待。
[1]对此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全面讨论以及对各个术语更广泛而系统的定义,参见,Will,ImaginationandReason(《意志、想象与理性》)(2ion),NewBrunswidon:TransaPublishers,1997。
[2]Jean-JacquesRousseau,ReveriesoftheSolitaryWalker(《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ondonandNewYuinBooks,1979),II,pp。37-39。
[4]Jean-JacquesRousseau,ReveriesoftheSolitaryWalker(《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ondonandNewYuinBooks,1979),II,pp。90-91,103。
[5]Jean-JacquesRousseau,ReveriesoftheSolitaryWalker(《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ondonandNewYuinBooks,1979),II,pp。90-91,103。
[6]Jean-JacquesRousseau,SedDisTheBasicPolitigs(《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载《基础政治著作》),Indianapolis:Hackett,1987,p。38。
[7]Rousseau,FirstDiscourse,Basigs(《论科学与艺术》),p。4。
[8]Rousseau,Reveries(《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p。103。
[9]Rousseau,Reveries(《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pp。153-154。
[10]GustaveFlaubert,MadameBovary(《包法利夫人》),NewY,1979,p。63。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关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译文均采用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古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译注。
[11]GustaveFlaubert,MadameBovary(《包法利夫人》),NewY,1979,p。63。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关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译文均采用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古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pp。75-76。
[12]GustaveFlaubert,MadameBovary(《包法利夫人》),NewY,1979,p。63。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关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译文均采用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古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p。118,77。
[13]GustaveFlaubert,MadameBovary(《包法利夫人》),NewY,1979,p。150。
[14]IrvingBabbitt,RousseauandRomanticism(《卢梭与浪漫主义》),NewBrunswisaPublishers,1991,p。308。
[15]Jean-JacquesRousseau,TheSotraBasigs(《社会契约论》,载《基础政治著作》),Indianapolis:Hackett,1987,p。141。
[16]Rousseau,Reveries(《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I,p。27。
[17]“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与科学信仰之间的关联,相关讨论请参见IrvingBabbitt,LiteratureandtheAmeriCollege(《文学与美国的大学》),Washington,D。aute,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