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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个平台上的汉诗（第1页）

第四章两个平台上的汉诗

历史证明，和原作疏远既是汉诗西进持续下去的原因，也是动力。韦利在现代诗歌运动早期比较汉诗和英文诗不同之处时，对两种诗学在思想和修辞上的差异问题有所触及。他敏锐地观察到，汉诗可以有“蓝天”“苍天”“阴天”等，但从不会有“凯旋的天空”或者“被恐惧鞭笞的天空”的说法[1]。中国诗人概念里显然有凯旋，有被人鞭笞的恐惧，之所以无法或者未曾将其与天空联系到一起，不是想象力的缺乏，而是缺失，即不可想象。只有两种语言对比之下，才能显现出其中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参数和思维图表里的空白和不连续。韦利接下来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他比较《敕勒川》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LoveSongofJ。AlfredPrufrock”），前者描述的天空，像帐篷的墙帷（天似穹庐），而艾略特的天空则是麻醉的病人躺卧的桌子手术台[2]。同样是天空，在中国，可以看见田园牧歌里向往的生活场景，艾略特的天空以现代医学无影灯下的手术台为隐喻，折射出一种和先前时代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和思考方式。以天空为背景设置展开叙述的前者永远无法想象甚至接近直接以天空为生产方式的后者。平台（table）或者图表（tableau）的缺乏与不对等，决定了立足一种诗学观察另一种诗学时的投机和不可持续。当然，韦利的汉学此时还在以观察汉诗具体作品为基础的“元件阶段”，最多走完了文辞和文思两个环节，尚未前进到领会元件背后的神思和道心。他不知道《敕勒川》关于天地壮阔的表达先前未曾见于汉诗传统。刘勰在《通变第二十九》中举出五个有关天地表达的例子，认为从汉初极盛之后，不同作者试图突破，“循环相因，且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即难以逾越“天地相接、日月出入的圈子”[3]。可见缺乏平台支持，难以真正有所突破。挖空心思求新，后果很可能“美而无采”。前文提到洛威尔翻译汉诗给人以古怪的印象，便多少和“为赋新词强说愁”有关。在她去世不久，美国英语教师协会期刊对其文学活动发表评价，提到洛威尔关注点一直是创新，总在有意识地思考“应该写什么，而不是有什么可写”[4]。还举出她的一首诗为例：

&andI

&hissultry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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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desiredamouse，

I，anidea。

&herambitionwasgratified。

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关键一点是，图表平台所代表的思想体系本身并非僵硬冥顽的思想固件，也会随着诗学观点改变而发生变化。外来文本的进入，往往能促进变革发生。在叶维廉看来，艾略特的黄昏—天空—病人—桌子的意象组合相当匹配中国诗歌追求的“自身具足”[5]，即利用压缩在文字中的具体元件以及它们的不定关系构造“一个能单独背负近乎一首诗的戏剧动向的意象”[6]。美国诗人虽然没能使用，也无法想象中国式（注意是鲜卑族民歌）的修辞和写作思路，并不妨碍他们在诗学方法论上进行探索，和汉诗发生美学汇通并革新自身。很多英译汉诗也成功地改变了思想体系对它们的评价和定位，摇身一变成为美国诗歌的经典作品。据钟玲观察，一本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当代诗歌选集，王红公入选十六首，其中居然有十四首出自汉诗英译。这让钟玲感慨“美国文化自诩可以熔各国文化为一炉”[7]，同时证明“许多其他美国现代诗人也都受到了影响，即他们认为这影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8]。进一步观察表明，即便影响是普遍的，对汉诗的接受顺序并非整齐划一。通常是先得到同行诗人认可，同时遭到汉学家两极分化的批评，然后是汉学家抛开汉语原文，搁置汉译英时的损失或者增生，最后“把它们当作优美的英文诗来欣赏”[9]。也就是说，在汉诗原文被淡化、移除、隔离或者消灭的情况下，译诗便能蓬勃生长。只要不再受到往日原文的纠缠（时间维度上），汉诗就可以改变西方诗歌思维体系（空间维度上），为其接受并奉为经典。王红公时代对汉诗的认识已经不再单纯只是建立在他者想象基础上的自我指涉。从“求同”，而并非“同化”的变迁，透露出时代发展的脉络。

和钟玲、萨义德同时代，也观察到思想平台图表的还有福柯。后者以图表为比喻，论述了东西方在想象上的不可能，以及如何突破这种不可能然后“求同”的途径。以其《事物的秩序》（Thes）一书开篇提到西方博物学家邂逅古代中国博物学的故事为例。常识认为，东西方虽风俗、语言、文化迥异，各自土地上的飞禽走兽也有一定区别，在对动物的分类方面却不应该有太大差异，盖因分类学和博物学乃是需要大量理性思考和严谨观察的科学，而人类在推理和思辨方面的同一性应该是且必须是足够充分的。如同庞德所说只有“世界化学”，没有“美国化学”一样。可谁能想到，“中国的某种百科全书”对动物的分类方法让西方观察者在大跌眼镜的同时捧腹不已：（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福柯惊讶于中国人（他者）在思维和观察方面与西方常识巨大差距，指出两种思维遭遇的结果，是展示了“我们自己的局限，对于思考那件事的完全不可能”（Thelimitationofouroossibilityofthinkingthat）[10]。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那个”，一如美国诗人在20世纪初用现代主义方法发明了汉诗，接下来问题便是能否借鉴遭遇到“那个”的经历，继续对它进行想象，避免“不可能”的再一次出现，以及能否消化“那个”，与“那个”达成协调妥协。

前一个设想答案是否定的，后一个设想则肯定。福柯认为，脱离思想图表平台的改动，对异类进行想象是不可能的。只要相异性继续存在，即便之前有过接触经验也用处不大。中国式分类之于想象的“不可能”，并不在于这些动物门类的不存在，相反，驯顺是动物真实属性；乳猪更是动物的真实阶段[11]；也不在于这些分类的怪异和荒诞：怪异不存在于分类之中，它被夹在“实体与实体之间的间隙式空白中”[12]，分类中没有怪兽只有真实。将分类并置在一起的平台（table）或者图表（tableau），才是不可能的根源。用想象力去设想他者之中的类别和实体并不难，但想象力只能构成“有”，却无法构成“没有”，即“有”和“有”，“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空隙（emptyspace），因此无法构成平台。唯思想平台才能让这些并不十分奇怪的门类和门类下面的实体有机会走到一起，被观察者并置。平台构成它们的共同场所（onlocus），也提供类别之间的空隙，表达并界定类与类不同。空隙作为独立于类别的外部空间，切断类别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相似性，并吞噬和消除掉类别内部的不和谐和对立，因为“只是在这一网络的空隙（blankspaces），秩序才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默默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时刻”[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一个平台上放置整齐规范的事物挪到另一个平台上，马上就表现出杂乱和无序，先前被忽略和压制的空隙，终于等到陈述自己的时刻。异位移植（Heterotopias）造成纷扰，破坏句法，破坏观察者熟悉和依赖的间隙，扰乱名和物的粘连性。应对办法之一——相信读者根据现代主义发明的汉字诗学已经猜到，就是乌托邦。

根据福柯论述推导，在一种诗学中持续“发明”或者想象另一种诗学的终极结果，是打破想象者与想象对象之间相异却靠近的平衡[14]，不是同化，便是异化。要么让两者之间不再靠近，缺乏原有思想平台作为依托，被异位移植后，先前存在于各个类别之间制定和维持秩序的空隙消失，想象对象更加杂乱和不可理解；要么不再相异，经过想象者自身的思想平台进一步规范，想象产物中存在的不规则被削去棱角，相异性在改造和驯化过程中逐渐消融，外来元件被添加规整到平台已经存在的网络中。无论哪种情况，想象产物破坏和否认他者思想平台，美国诗人只能更加熟悉中国诗学思想终端产品，无法审视汉诗思想产生的平台，自然也不会出现如史耐德和王红公般的诗人，成功地以中国诗人心态用英文写出以假乱真的汉诗。如此推想的不成立，或者说对他者想象力的无以为继，表明20世纪10年代前后的汉诗英译，到1979年以王红公和钟玲出版《李清照全集》（pletePoemsofLig-Chao）为终点，其间整整半个世纪内，美国诗人认识和研究汉诗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汉诗对美国现代化运动的作用力也有新的发展。

还有一个不小的问题，即美国诗人为何非要“审视汉诗思想产生的平台”。难道每一位，或者说大多数美国现代诗人都非得翻译几首汉诗，认识几个汉字，去过几次中国，或者写几首和中国有关的诗作才能跻身美国诗坛吗？当然不是。汉诗对美国诗歌现代主义在起步阶段所作的贡献，通过上一章的论述已经比较清楚。美国诗人眼中的汉诗的特性和美国诗歌的现代性原本就是同构关系。所以，“审视汉诗思想产生的平台”能够让美国诗人更深入审视自身的现代性，观察孕育在现代性中的后现代性，深入理解汉诗作为外来文本，被请入拐入另一种诗学中，记录美国诗学潮流变迁和发展方向，如此方为求同的重大意义。给垮掉一代诗人以深度启发的唐代诗僧寒山曾说：

我语他不会

他语我不言

&get>

AndIdon’ttalktheirlanguage（史耐德译[15]）

这两句话生动地反映出禅者和凡夫之间分明的、难以逾越的界限，类似于福柯所举例子中对他者想象的不可能，也表明了汉诗英译行为的本体是用我语来表达他语，我语即便能获取或者达成某些变化，也直接和他语有关，既不宽泛也不自由。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佛教相信“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认可“众生”和“诸佛”之间可能转化，转化基础是众生皆具有的佛性。显然汉诗所应允的（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可能，成为两个平台重叠和共用的场域。寒山认为，这种可能结果若真能出现，机缘便是“忽遇明眼人”。因此本书这部分将进一步讨论美国的明眼人如何不再拘泥于汉诗原作本身，单单研究转移到美国平台上的汉诗英译以及它们背后的神思，方为“他语”对“我语”的深层次对接。前一阶段，是汉诗原文影响美国诗歌，这一阶段，主要是汉诗英译发挥影响。只依靠英译而非其他，不再将其视为他者，省去以西方思想平台结构对汉诗进行规范的步骤，标志着美国诗人超越萨义德东方模式所作的努力，使汉诗直接作用于诗歌现代性，促进美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和发展。从汉语到英语，文本在迁徙过程中发生变化，中国古诗变成美国现代诗，差异产生是源自现代性的获取，反过来又为美国诗歌发展贡献了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是美国诗人对汉诗想象的动机和联系纽带。两种诗学靠近而相异，在差别中求得类同，对应、对立和对流三种交流模式皆有，是两种诗学和思想平台并置的结果。

前文分析和整理汉诗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时，观察对象大多是思想平台上的具体元件，即来自汉诗的人物、草木、措辞、修辞、审美等。最为粗略地说，比如：（1）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包括儒、释、道三种，庞德是儒家代表，史耐德是佛学，而王红公偏重道教；（2）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主要是主客体的交融；（3）人物模式的移入，美国现代诗人让中国古典诗人走入自己的诗作和思想；（4）中国文化的移入，“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16]（5）模仿汉诗形式：诗题、对偶、绝句与八行体，如王红公的《鹅妈妈》（“Moose”），伊吾琳·司科特（EvelynScott）的诗集《仓促》（Pres）；（6）化用汉诗：无形与有形，如金斯伯格改写《枫桥夜泊》，王红公《又一春》（“An”）同时包含了杜甫、王维和白居易的诗作[17]。还不必说被学者反复咀嚼的题目，特别是汉诗的意境和意象等。

围绕具体元件的迁徙进行分析，证据充分，说服力强，还可以很容易地观察迁徙前后的变化，便于学者以此为线索查找研究汉诗对美国诗歌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得比较充分和出色，只是比较孤立和缺乏关联[18]。在这些个体事件之后，汉诗对美国诗歌整体的影响，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影响，其重要意义应该高于具体元件的迁徙。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美国诗人翻译借鉴了白居易或者李白诗作，写了几首致中国诗人的诗歌，学者不应该有太多理由肯定地宣布汉诗对美国诗歌产生了主要影响。这些迁徙行为总是能够被视作特例。如北京某条街上开了几家美式快餐店，有几位公众人物表示对炸鸡、薯条、汉堡包颇有好感，就说西餐改变了中国人的口味，说服力恐怕不够。除非汉诗影响力足够强大，能对美国平台产生作用，加速美国诗歌现代性的形成。解答此问题价值非常重大。采用逆向淘汰法，现代性是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国现代诗学最不应该交叉和重叠的地方。如果能够证明，现代性的基本特点和汉诗有显著相关，那么汉诗对美国诗歌的影响乃是全面而深刻的，否则便不是。

既然20世纪早期是美国诗歌现代化的高峰时段，发生于同时代的汉诗英译活动及其成果也应该至少被美国现代诗人察觉。艾略特1935年在伦敦书展上就如何更新美国诗歌，推动其向前继续发展说出了自己的倾向性看法：有两种纯粹文学的杂交方法，一是和自己的过去重新相逢，二是邂逅某种外国文学。[19]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接触汉诗，可视作因循后者。艾略特这番话肯定了外国文学，包括汉诗对美国诗学的贡献和成就，以及美国诗歌接触汉诗之必要重要。同时却设置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方法论困局：对于美国诗歌的现代性，如何区分影响的来源？有多少来自遭遇自己的过去，又有多少来自外界？而且，汉诗显然不是唯一的他者，在辨明影响源头以及效度时，如何能够分开汉诗与其他诗学？还有，就发生变化而言，如何能够有充足理由处理“后来”（posthoc）和“此后”（propterhoc）？比方说，画家甲画了一匹马，有六条腿。画家乙不久也画了一匹马，也有六条腿。那么是否能够说，马本身有四条腿，到六条腿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乙曾向甲学习，受甲启发，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乙没有受到甲的影响，两人采取了相似甚至相同动作，独立得出了一致结论？

笔者认为，答案需要从问题里寻找。既然是异体受精（cross-fertilization），必不能是在文字层面上简单对应的翻译作品。杂交产物应该同时具有异体和自体的特征，分为显性和隐性。显性易于辨别，如上文提到的汉诗英译，借用中国哲学以及宗教思想，以中国诗人为人物模式写作等[20]。发现隐性特征需费一番周折。这要求对产生两种诗学的平台进行深入观察，掌握两个平台各自的构造。借用刘勰之言，就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辞背后的文思，文思背后的神思。用现代派的观点，就是书写出来的文字，书写文字的意识以及左右意识的潜意识。以此为遗传密码，在杂交产物中辨别东西方两种神思的存在与改变，交融和排斥，便可以确切地探明汉诗对于产生美国诗歌的平台的作用。至于这些作用是否只来源于汉诗而非他者，则不在本书论述范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