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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个平台上的汉诗（第2页）

按此思路，可以将汉诗对美国诗歌现代性的贡献分为三个方面：显性的混杂（hybridityHeterogey），隐性的自然（nature）和变化之后的新颖（y）。其来源一方面和汉诗转移到美国诗人和学者认识平台之后所呈现的性状有关，是汉诗在迁移过程中内在特质的重新表达，诗歌现代化对汉诗的隔阂、期待和挣扎使得重新表达成为可能，想象进入现代性；另一方面则是汉诗进入美国现代诗歌之后，后者为应对前者作为他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预测前者成为美国现代诗歌一部分之后的光景，以此为基础进行提前规划调整，现代性进入想象。将中国诗歌对现代性的贡献划分成两个不同来源，能够较为明显地分清美国诗人以处理汉诗为表意实践的双重动作。也就是说，汉诗作为符号（文化的、文本的、思辨的，等等），在被美国诗人观察之时，成为索绪尔的模式中的所指，那么美国诗人观察的结果相应便是能指。又因为美国诗人并非单纯地为读懂汉诗，单纯地为向英文读者介绍一种外国文学而接触汉诗（这些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征的变化在前文已经论述得较为清楚），所以观察结果变为拉康表意链中的一环。表意链箭头既指向过去，设想如何让来自远古异国的汉诗成为现代诗歌的典范；又指向未来，即在发明中国诗歌之后的美国诗坛对汉诗采取的应对措施，由设想如何与汉诗在未来共处并深度融合出发，改变自己的现状。过去指向让汉诗英译越界（Transgression），曾饱受诟病，又被人追捧的美国现代主义汉诗英译便是明证；未来指向拓宽了美国诗歌疆界，“去印欧化”、语言诗派、片段化、抽象句法等可以看作是美国诗歌以汉诗为预期进行提前进化。近年来学者通过回望过去一个世纪的诗歌翻译活动，发现庞德等现代派翻译（当然不只是翻译汉诗）不仅有助于美国现代诗歌生产，对美国现代英文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22]。诸如Blue，Blue形容词叠用拓宽了（美国）英语在文法规范和表意可能上的疆域。更进一层，翻译活动将这种非规范用语嫁接到源自英国的正统英文之上，表明美国现代派对继承的英语遗产进行清点和改造，同时也试图树立语言典范，以现代主义面目登台的美国诗歌随后成为范例或者经典。于是，制造出的美国现代诗歌和诗歌语言，不仅是对先前时代或者传统的继承或者反叛，而更多表现出混杂与不确定。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钟玲会观察到美国当代诗歌选读里面居然有相当数量的汉诗英译。这并不代表美国诗歌的中国化，恰恰相反，拉康表意链中的双重时间箭头让中国诗歌可以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作用于平台，赋予平台包含汉诗特性的现代性。在确立现代性的过程中，美国诗歌成为汉诗现代性的宿主和受益人。

[1];Bai，1919，p。21。韦利所说的Graysky应该是翻译“天苍苍，野茫茫”两句。见Waley，1919a，p。140。

[2]Ibid。，p。21。

[3]周，1981，p。337。

[4]Boynton，1922，p。532。

[5]叶维廉，2002b，p。78。

[6]Ibid。，p。69。

[7]钟，2003，p。36。

[8]Ibid。，p。43。

[9]Ibid。，p。42。

[10]钟，2003，p。xvi。

[11]作者在此无意争论驯顺究竟是动物的自然属性，还是附着了人类观察与价值观的人造属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驯顺”在大尺度上的可证性（真的有动物很温顺）和可辨性（真的有动物不温顺）。

[12]Foucault，2005，p。xvii。

[13]Foucault，2005，p。xxi。

[14]根据周蕾观察，福柯学说努力想要破除的，便是西方思想对事物“相似、相等、相类、相较”（similarity，equivalendlikeness，parison）的痴迷。当然，笔者将它们翻译成四个押头韵的中文词汇，便是迷恋类同和整齐的典型实例。这些特性和历史密不可分，受制于文本诠释、心理认知和社群理解。内嵌在比较行为中的历史性决定了它的成果是思考性的而非结论性的。福柯提出新的比较可能，只关注事物之间“单纯的靠近”（insheerapproximatioher）。详见Chow，2004。笔者相信既然平台也能发生变化，“靠近”的观点也相当靠不住。是否能够说，比较的原动力乃是不同事物之间距离的变化，以及承载事物的平台的演变？

[15]这首偈子韦利也翻译过。“Whatwesay，hederstand；Whathesays，wedonotsay”，显然不如史耐德口语化且直白。寒山原作大白话式的口语特征翻译为英文以后，马上由古代中国穿越到了当代美国。即是说，史耐德成功书写了一个与历史无关的寒山。注意，韦利把“我”处理为“我们”，而史耐德把“他”处理为“他们”。显然后者处理是对的，符合原文自白自证的特征。此外，史耐德非常小心地避免了与助动词“能”和“会”纠缠，遵照原文使用“不”（don’t）。笔者认为他在这个细节上和寒山保持一致且参破寒山禅机：凡夫能，只是他们不领悟（theybuttheydoand），暗示众生佛性和开悟机缘。

[16]这一段论述引用姜涛的总结。见姜涛，2011。

[17]这一段论述引用王峰的总结。见王峰，2001。

[18]笔者并非相信或者暗示汉诗对美国诗的影响受“大一统”的系统的支配。事实上笔者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系统并不存在。只是想要强调，如何才能让这些汉诗元件的迁徙不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各个诗人经营元件的手段或有不同，但只要是现代诗人，手段必含有现代性。换句话说，只要也只有找出汉诗对现代性的贡献，便才可说明普遍影响力的确存在，而且深刻。

[19]Abel，1973，p。1。

[20]杂交毕竟是一个为了说明问题而使用的比喻。笔者无意让它和生物学知识严格对应。汉诗英译，学习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更多是两个平台上的元件发生异位移植。

[21]笔者同意福柯关于比较方法应该从系统模式转向现象模式的看法。以往的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或者模式，然后将两种文学放置在系统中进行对比。而来自两个不同平台的诗学，充满了相异和冲突，特别适应以模式为基础的对比方法，可以轻易地将自己依附在模式规定的框架上，但如此一来也相当局限。从现象入手，能够更好地捕捉平台的具体元件的转移，以及元件下面平台的蜕变。因此，争论某种影响是否只来自汉诗，容易让研究陷于狭隘。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诗学能完全纯粹地自生自创，也不可能与同类没有任何关联。

[22]Katz，2007，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