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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变化之后的新颖（第6页）

Whatyousayinapoem？

Pastforty，you’vesaiditall。

摆脱汉诗原文束缚的做法在庞德之后，已渐成气候。汉诗英译若要经典化，则必须换上美国惯用语这件新衣（外面是现代美语，里面是古典中文）。华裔诗人王燊甫和威廉斯在20世纪50年代合作翻译，根据钱兆明观察，王燊甫从威廉斯译诗中学到的一大秘诀，“那就是无论译古诗还是译现代诗，一概用当代美语”。[49]如果将这件衣服反穿，即用古典中文的直接、简短、并置，主谓宾句法等为面料织造现代美国思想，于是我们有史耐德、王红公还有威廉斯的《刺槐树开花》[50]。

栖息于城中村、伐木场及被现代化遗忘或者有意疏离的场所，本身便是对现代化缺乏否定的剩余。如所有伟大信仰的抱持者一样，寒山存在于但不隶属于这个世界，他对于诗歌技巧如词汇、句法以及修辞缺乏的否认，以及对于诗人精神状态缺乏传统滋养的否认，被无损且张扬地移植到后现代思想平台。借助它，史耐德等得以想象“没有”，即抛开了宫廷楼阁、才子美人传统的束缚，书写另类汉诗。在城市化进程走到一定阶段的美国社会，操持后现代化语言应对现代化带来的虚无和分裂，不断瓦解、重新定义并穿越现代主义认可和保卫的划界。在此过程中，美国诗歌不但拥有了强大持久的创作潜能，其后现代文本更获得对全球化社会的消费力和优先权[51]。若非依靠寒山精神对于高度现代主义经典的拒绝，后现代很难在秩序瓦解后保持活性然后成为另一种秩序。1955年接触寒山，时隔四年发表《砌石》（“Riprap”），带有浓厚蓝领气质，力道和口吻准确捕捉了双面史耐德，即曾在山间静修学佛的禅者和在山间流汗筑路的草根。

Beforeyourmindlikerocks。

placedsolid，byhands

Inchoiceofplace，set

&hebodyofthemind

iime：

Solidityofbark，leaf，or>

riprapofthings：

ilky>

strayis，

Thesepoems，people，

lostpoh

Draggingsaddles—

androckysure-foottrails。

有学者认为，史耐德提供美国诗学发展新的想象空间，人与自然、人与同类以及人与自身在三个层面上，受到禅者寒山在寒山修行的启发，都获得机会再次释放[52]。文笔新颖尚在其次，“白话语调和于天地神佛无欺的元素含量”让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SeamusHeaney）初读史耐德感到震撼。就对禅宗有一定了解的读者而言，以上诗句中明显隐藏着“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的禅思，而这段公案恰好是史耐德初到日本修禅后，证悟的第一段[53]。受寒山启发，“就原始而神秘的诗歌感觉而言，他（史耐德）重返帕纳塞斯山”[54]。

上文中威廉斯和斯蒂文斯在冥想深处听风听水，隐隐约约触碰到“念的止息”。对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尚陌生的东方神秘学，于史耐德等后现代派而言完全不成问题。还未远游日本拜师之前，史耐德凭着几本翻译作品的指引便开始自学打坐[55]。瑞普曾在日本潜心参禅进修，他对于“听”的理解很能代表美国诗人对于东方哲学思想及其修行方法的接受。放在20世纪诗歌发展大尺度上来看，暗示世纪初偏好视觉审美逐渐退却，世纪末重拾诗歌声学属性的发展趋势。

Asyoulistes。

Thinkingstills。

Positivepassivemeet。Thisinstantyoulighteedsurprisingwayyoureturntinalnature。

Whatmayyouhear？Nosound。Souhaheuhoflife。

&akeyoufromthepoi：Listen。[56]

这不是他们艰难跋涉终于到达，而是接触东方禅与道之后本然出发[57]。即便是东方神秘哲学接触不如史耐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过来人，勃莱也能写出清静无为，抛开世俗物质生活，通过实践空观和自我否定，让风将心无挂碍的自己带走的句子：

WhatisitI>

Notmoney，

Nedesk，ahousewithtenrooms。

ThisiswhatIwanttodo：Tosithere，

&，becalledawaybythewind。

在1969年当被问到参禅打坐和经验真实性概念关系时，已在日本参禅多年的史耐德熟练说出了他的空观实践[58]。时隔三十载有余，诗人回望当年翻译寒山，明白地道出在两块平台上来回跳跃的辛苦和挑战。他发现“真正贴切的翻译所费想象功夫可能和创作原著相差无几。翻译者若想进入创新领域，须在智力和想象方面奋力一跃，跳入诗人的思想和世界”[59]。史耐德坦言在翻译过程中多次产生强烈感觉，感到自己捕捉并领悟到文字之外的含义所散发的气场，并体会原作诗人作诗的文心。这篇回望寒山翻译的文章，是夏威夷大学专注跨国文学和翻译的期刊《马诺阿》（Manoa）的特别约稿。由巴恩斯通发起，后来专门集结成书再次刊印。其中收录了十数位翻译研究亚洲诗歌名家的作品。许多翻译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放下自我”（losethemselves），“虚怀谦卑”（humility），“纵身一跃”（jumpinto）到某种无法言传的精神状态（stateofmind）[60]。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庞德时代的文本迁徙，后现代诗人观察汉诗时，真正迁徙的不再是文本，而是美国诗人自己[61]。这再一次印证了美国诗人如何“以非我的方式成为他”。此外，“自我”可理解为思想平台所有关系的总和，自我发生迁徙代表西方思想平台出现缺乏和过剩，证明平台的类型学、哲学、文学理论等界定的象征秩序非但无法征服和消减作为他者的汉诗，反而让汉诗成功地抵制、渗透并动摇了观察者原先的秩序，暴露出秩序掩盖下的裂痕、异质、变异和重新对接各种实体和观察的可能与必要。例如，科恩从研究庞德入手，发现庞德认定的汉诗具有强烈视觉特征，文本和文字都符合或者接近“表意文字”（ideogrammic）的看法几乎成为学者对于汉诗的标准化常规解读[62]。米切勒（MichelleYeh）则通过比较庞德、史耐德以及托尼巴恩斯通的汉诗英译，总结出西方学者关于汉诗的主要看法：非修饰，描述性自然，然后被非论述式地并置（nonfigurative，descriptiveofaposedinanondiscursiveway）[63]。两种看法背后都有佛道精神和审美支撑。米切勒认为，这些属性单独来看毫无疑问是成立的，但彼此之间缺乏实质性关联。对于汉诗英译的阅读和比较让她敏锐察觉到，非论述式的并置和并置的内容及其哲学内涵都不挂钩[64]，而所谓“垂钓者”“杨柳”等看似毫无修饰的描述性自然，包含了来自中国文化内部（即汉诗思想平台）的象征意义，根本无法脱离比喻或者象征。只有突破了这些认识框架上的局限（缺乏），才能扭转将所有汉诗（过剩）都视为“相似相近”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