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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变化之后的新颖02（第1页）

第七章变化之后的新颖02

笔者相信，以先入为主的变化之心观察变化的思考途径更符合事实，参照苏格拉底火光投影和观察者模式，整个讨论捆绑在“变化发生”连续剧式的既定轨道，逻辑相对封闭，充分重视“必然”和“显然”两种力量对于看似偶然事件的推动作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文化背景深厚且思想层次丰富的汉诗必定被美国诗人看见。1860年造访纽约的日本代表团让惠特曼兴奋不已[65]，诗人目光穿越太平洋，预言美国和东方相遇乃是定数（destiny）。一旦相逢，汉诗对美国诗歌平台发生作用，无须引经据典，考察求证，只需站在事件入口便能断定：两种诗学共存必产生混杂，汉诗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必然与美国现代诗人对于先前时代的超越以及后现代诗人对于生态诗学的追求合拍，新颖更是不在话下的变化表征。笔者所要做的仅仅是分析两个平台相互作用的受力情况，然后沿着作用力方向寻找佐证事例而已。“找到”并非偶然，笔者找到了一定能找到的。继续深挖，势必获得更多。

[1]Jameson，1988，p。27。

[2]Pound，1915b，p。228。

[3]关于佛洛斯特对于如何让现代诗歌不只是成为少数人的思想特权，保持诗歌的艺术底线和美学修为，在创新之中留存最基本的忌讳，什么是“不能”等论述请见马克·理查逊（MarkRi）的《罗伯特·佛洛斯特的考验：诗人和他的诗学》（TheOrdealofRobertFrost：ThePoetaics）的第二章《罗伯特·佛洛斯特和人的恐惧》（“RobertFrostandtheFearofMan”）。

[4]Robinson&Frost，1935，p。v-vi。

[5]Ri，1997，p。8。

[6]Lentricchia，1994，p。xiii。

[7]Diepeveen，2003，p。202。

[8]有学者认为佛洛斯特的形式主义并非简单保守和对于自由诗的正面抵制，实则深受作者所经历时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影响。因此佛洛斯特对于庞德、艾略特的批评，以及真有意拉开距离的写作，更应当被看作现代诗歌原则和现代性在同一场域、不同维度上的展开。见Hoffman，2001，pp。5-6，33。

[9]原文是：It’shardformetoimagihihanlyionagrassymeadoersandmaybeasmallwaterfallnearby，aosomeonereadaloudfromthisperfectlittlevolumepoems，asRexrothputit，oflove，reverie，aioofp：。bookbravo。week18_11042002。html。

[10]RexrothHamill&Morrow，2003，p。722。

[11]郑，2006，p。163。

[12]Ayscough，1919，p。268。

[13]Reps，1959，p。9。

[14]Ibid。，p。12。

[15]Foucault，1970，p。125。

[16]史耐德的原文是：esepoetrystepsoutofnarrowhumaeredaffairsintoabigspiritedworldoflongtime，longvierodesbacktoabriefmomentinasmallhousebyafenberger&。204。

[17]叶维廉，2002a，p。21。

[18]叶维廉，1983，p。77。

[19]Gifford，2012，p。247。

[20]McLeod，1983，p。167。

[21]限于本书在主题上的限制，笔者在此选择不展开详细讨论庞德的美在“陈词与陈词的短暂换气之间闪现”，威廉斯的中断观点和后现代的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Cavallaro，2001，“textuality”部分。特别是关于读者对于叙述的欣赏不必直接来自它的内容甚至结构，而是读者能够在光滑表面刻画的痕印。

[22]Foucault，1970，p。124。

[23]钟玲，2003，p。154。

[24]唐朝诗人同性之间的友谊对于历代中国学者几乎从未达到任何出格或者不恰当的程度。但在西方学者眼中，有充分理由相信不少诗人都有断袖之好，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同性恋倾向。详细论述请见韩献博（BretHinsch）所著《断袖之癖：中国的男同性恋传统》（PassioSleeve：TheMaleHomosexualTraditionina）中的第四章。他专门论述了白居易及其作品中的同性恋成分。无论白居易是否有同性恋，至少说明美国诗人在阅读唐诗之时，由于平台变换，无疑看到了文本中难以让中国学者察觉的“裂缝”以及穿过这些裂缝能够到达的各种可能。读者所在的历史性能够相当程度上左右对于文本的解读，必须在过去和现实之间不断调和。文本越是远离期待视野，便越发新颖。这从侧面反映出美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主要围绕阅读经验的新颖，而非单纯文字出奇。

[25]葛文峰和叶小宝的文章《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李清照词英译研究》的第四节，关于异域“兰舟”及其他：时效性的**解读，专门就王红公如何看待李清照诗歌的“性”列举了许多的例证。笔者例证很典型，但简单地将**解读归结到阅读发生的时间或者所谓的时代背景，而未能把握东西方在话语场域的结构分歧以及权力分配上的不平衡，忽略了阅读汉诗能够让美国诗人产生性学理想的动力。

[26]Rexroth&g，1972，pp。128-129。笔者未能找到民国哪位学者发表过类似看法。如此新潮叛逆的观点，估计在当时也只有“洋人”王红公才有话语权大声言说。合作者钟玲，同在美国，同为学者，大概是出于性事之“羞”，即便许多年以后说起她和王红公之间关于“兰舟”应该翻译为oragnoliaboat这段争执时，也多少有心地隐瞒了王红公将“兰舟”视为“**”暗喻的论点。见钟玲，2003，pp。40-41。

[27]为何两位诗人都选择在春日里思考？笔者相信主要是对于英文“春歌”传统的继承。

[28]Feal。，2008，p。81。

[29]Bro;Haller，1962，p。44。

[30]赵，2003，p。52。

[31]见王红公的文章《普通教育中的远东诗歌》（“ThePoetryoftheFarEastinaGeion”），收录在1959年出版的《走进东方经典：普通教育中的亚洲文学和思想》（ApproachestotheOrientalClassiLiteratureandThoughtinGeion）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