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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耳听为实 汉诗后现代文化消费和汉声诗学（第1页）

第三部分耳听为实：汉诗后现代文化消费和汉声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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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现代主义更为整齐的对称之一：东方在西方身上正发现西方以前在东方身上发现的东西[1]。

有感于朦胧诗表现出自学成才式的现代性，温伯格简要追踪了中国先锋诗歌在当时和西方现代诗学缺乏交流，几乎隔绝的情况下获取现代性，完成现代化转变的途径。探索当然从庞德以及他那篇著名的《意象主义诗人的几个不要》开始，然后是青年时代的胡适写出“八个不要”，最后目光停留在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学理想。考虑到早期庞德和汉诗的关系以及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道中美诗歌连线题应该不难完成，相互激发出的现代化转向也十分清楚。温伯格在观察朦胧诗之时，可能并不了解“意象派”其实伴随着朦胧诗一起在青年读者中流行。20世纪80年代早期不乏关于意象派的零星介绍，尽管很多说法明显带有缺乏研究资料和相互交流而造成的缺陷[2]。

相较钟玲提出的小循环，零星古典汉诗20世纪初让现代美国诗歌击败浪漫主义然后获得现代性，现代性随着现代化扩张，六十年后，受浪漫主义之困的中国现代诗人阅读零星意象派诗作，借用西方现代性实现自身现代化，可被看作大循环。跨越多重时空和文学传统，路线更为复杂漫长且不易察觉，无论被时事政治和国别语言阻断多少次，凭借现代化带来的强劲动力（获取、重构、传播和消费的能力），大循环源源不断地提供东西方诗学相互定义然后兑付的交换价值。

现代化是美国诗人得以看见汉诗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本书前面两部分，即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基础。提到现代化，脑海中容易浮现的图景往往是一些常见的现代物件，如飞机、电脑、微波炉或者自动售货机等。这些物件背后的现代生产和消费模式却不易被人察觉。就生产而言，前面两部分已有详细论述，比如东方学者学家和美国诗人组合配对，翻译汉诗，如庞德和费诺罗萨的汉诗底稿，洛威尔和艾思柯，宾纳和江亢虎，王红公和钟玲，以及按照小循环路线继续生产诗歌的做法。但这些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以后，继续用“生产观”审视东西方诗歌接触便越发显得不足和片面，遇到的困难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彻底解决[3]。大循环的存在让笔者相信，当代美国诗人和汉诗接触已经不能简单从一两个事件或者影响源头进行把握，文化和诗歌元素的不断流动，反复变造说明追踪单维度的影响线索已经不可准确捕捉两者关系。汉诗对美国诗歌的作用应放置在由多个维度和变量组成的影响矩阵中考察。于是在这一部分研究角度从生产转变成消费，用后现代消费眼光审视当代美国诗人如何看见汉诗和中国，借此加深理解“看见”的切入点和“成为”的进行方向。

[1]用“东西”表达原文“whattheWesthadfound”宾语从句中的“what”，是有意识地结合东西方交流的上下文制造双关和模糊修辞的行为。Weinberger，1986，p。73。

[2]比如有学者在讨论意象派产生和发展时居然完全不知晓庞德的重要作用。见范岳译著的《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诗集锦》前言部分。有的将洛威尔误认作“庞德的好友”，见区鉷、赵毅衡等译析的《美国现代诗》，p。24。有的将《神州集》的出版误作1905年，并相信意象派是几位诗人聚在一起“发起成立”的产物，幸运的是，这些早期研究关于“当前在我国青年中拥有大量读者和作者的‘朦胧诗’与西方意象派诗歌有着亲密的渊源关系”的观察还是较为准确的。范，1986，p。2。

[3]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观”在过去健康完备，只是因时代变化要面临淘汰。而是说，生产观在过去能够被人接受仅仅是因为人们当时对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缺乏认识，因此也难以察觉生产观固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