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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困难重重 影响发源点的局限混淆和层叠（第1页）

第九章困难重重：影响发源点的局限、混淆和层叠

2003年8月，《夹克》（Jacket）杂志刊登一系列文章纪念王红公并讨论其诗学成就。温伯格撰文《来自汉语的王红公》（“Rexrothfromtheese”），以美国诗歌20世纪发展演变为框架，观察和测量王与中国诗歌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从庞德意象派开始，美国诗歌无论在题材选择、审美情趣、遣词造句等方面都受到汉诗一定的影响。前文对此已有详细论述。但他多少带有一些遗憾地指出，汉诗西传的题目无论如何研究，都无法回避途径上的不确定和结论上的不完整。

HowclassieseeoAmeripoetryisasimplestory，butitseffeeverbefullyuisoftenimpossibletodetermiheAmeridiionormerelyaationofwhattheyhadalreadydiscovered。

中国古典诗词如何进入美国诗歌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产生的影响可能永远都难以彻底查明。只因为，究竟是美国诗人从中受到了启发，或仅仅从中确认了自己已经发现的东西，往往无法搞透彻。

以庞德和史耐德两人为例。常见的说法是，庞德受费氏遗孀所托，收到书稿然后翻译创作《神州集》，史耐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修读陈世骧的课程，接触并翻译了寒山作品。两位诗人接触汉诗之前，诗人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想等少有接触，但看见以后马上便被“优美”“深厚”“精致”“前卫”等属性征服，成为吸收中国文化，发展自身写作，影响美国诗坛的榜样。如此说来，中美诗歌交流的确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研究者能够或从诗人自己，或从旁人观察，或从诗歌以及文学观点的类同，寻获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具体生动地描述遭遇汉诗的过程，阐明遭遇之后发生的变化。通过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手段，只要钻研功夫够深，便不会空手而归。

然而，“转角处遇见”叙事结构很有可能将研究置于对历史事件和思想交流过度简化的危险处境中。将其视为“简单”仅仅因为观察者只看到了连续事件的其中某一幕。庞德收到遗稿和史耐德选修中国文学课程这样简单确切的历史，在获得较高曝光程度的同时会让其他相关事件在观察者视野中黯淡甚至消隐，既破坏了历史的连续性也未能充分评价其他事件（有可能）造成的中断和跳跃。更深一层，将观察局限在一个或者某个伟大的相逢时刻容易让“一拍即合”的错觉将观察者引入歧途，使观察者错误地认为在此时刻之前，美国诗人对于汉诗，或者汉诗相关特点并未接触过，但已做好相遇的准备，遇见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而意义产生的一瞬间便是“看见”的时刻。如此说来，遇见之前意义是缺乏的，甚至是缺失的，此后种种也大幅度受制于这一瞬间的相遇。显然，历史并非（完全）如此，也没那么简单。

1913年年底的庞德，将要但还未收到费氏遗稿时，妻子多拉斯（Dorothy）已经开始自学中文。11月20日她给庞德去信，信头便用汉字“毛”，和“Belove”写在一起，这是小两口之间的一个玩笑[1]，多拉斯还说想读庞德写的汉诗。几天之后，即1913年11月24日，费氏遗孀玛丽给庞德去信，仔细叮嘱对方注意邮寄来的材料的顺序，并特意使用了一个中文单词“anshing”（安心），强调自己对于材料顺序和到来十分关注。玛丽说：“我知道你迫切想得到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的稿子），但是我必须依照我们的计划，先寄来能剧的东西。它已经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了。”[2]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说明庞德在看见汉诗材料之前，对于汉字和汉诗已经有强烈的兴趣。庞德表现出的渴望和兴奋程度，让玛丽认为有理由故意延后发出遗稿汉诗部分，以免影响能剧作品的出版。再过了近一个月，庞德给威廉斯去信，得意和欣喜之情难以掩饰：“我非常满足、兴奋、忙碌。多拉斯正在学中文。我得到了前辈费诺罗萨的所有宝藏，即手稿。”[3]

这是即将获得手稿时的庞德。那之前呢？近二十年来，随着对于“庞德与中国”题目研究的深入，学者一次次触碰到更早期的，初到达伦敦时的庞德。根据钱兆明考证[4]，诗人在大英博物馆里看见中国字画，并且和博物馆东方学家比尼恩等人交好。比尼恩撰写《远东绘画》（Painti）一书，启发庞德将中国文化视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新起点和灵感来源；甄选作品举办远东绘画展，庞德前去欣赏，两人遂成为一生好友；几年后更通过比尼恩结识了费诺罗萨的遗孀玛丽，此后东西方诗歌交流史翻开崭新的一页；比尼恩举办“远东艺术与思想”讲座，共四讲，庞德至少参加过两次；庞德在1910年前后创作的诗句中明显有中国画的影子；中国画对构图和色调的把握以及应用影响诗人创作《在地铁站》；许多年后，《诗章》多次使用这一时期所见中国画的场景和人物。看到如此密切而实在的关联，可以有把握地说“毫无疑问，庞德终生对东方艺术和文化的兴趣是在1909—1912年间养成的”。

如果说，上文展示庞德接受费氏遗稿之前已经和汉诗及其元素有了长期的“亲密”接触，让温伯格的观察陷入第一重困难中，即时间的连续和事件的断代之间的矛盾。所谓意义重大，广为人知的遭遇汉诗的故事都是观察者站在一个遥远的时间点，向来时路上回望时，目光所到之处，所止之处的回忆。而“看见汉诗”事件发生前的各种作用力和发展轨迹显然被严重低估了。此外，诗人当时表现出一些似是而非、和中国诗学思想有些接近的观点，构成温伯格观察必须面对的第二重困难，即因果作用和相似表征之间的矛盾。影响的因果作用有多强，观察者在陈述中国古诗对于美国诗学作用时能有多肯定地区分来自古希腊的思想，或者英文诗歌固有传统，或者一些难以察觉的小传统，这份冷静和自省很容易淹没在“找到”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逻辑中。庞德1912年在一篇名为《心理和行吟诗人》（“PsydTroubadours”）的文章里[5]，虽从古希腊出发，对于宇宙的观照看似颇有中国道教思想的风骨。看到一个“胚芽般的宇宙：一棵树，一块石头都有生命力”（thegerminaluniverseofwoodalive，ofstonealive），人和树木、和石头都能发生力和灵的交换，比如：

Ourkinshiptotheoxwehavetlythrustuponus；butbehisisourkinshiptothevitalureeandthelivingrod，becausethisislessobvious—andpossiblym—wefetit。

人和牛之间的亲属关系，我们一直强加于己身；但往下一层便是我们和富有生命力的宇宙，和树木以及和有生命的岩石之间的关系。并且，因为这层关系不够明显——也许还因为它更为有趣——我们忘记了它。

联想到当时诗人频繁接触中国视觉艺术品并时常向比尼恩等资深东方学家讨教，很容易给人造成庞德的形而上思考逐渐开始自觉地向道家思想接近的错觉，特别是关于万物有灵以及天地之气在万物中流转的看法。实际上，关于宇宙的看法，可以肯定地说，来自希腊Eleusinian神秘主义传统，和东方罕有联系[6]。再举一例：

Theonlywayttheelleakeupone’smindaboutnothing。

增慧别无法门，唯心无所念尔。

&usopenourleaveslikeafloassiveaive。

如花展叶，不动、欣然。

&iaturehasiseverythingandnothing。Ithasnocharajoyslightandshade。

诗性无我，无所是，亦无所不是，自性虚空，光影处便是欢喜。

&hasyheisuallyinforandfilliherbody。

诗人没有身份，他不断地存在于并充斥于他人的身体里。

仅从修辞上来看，第一条到第三条浸染佛教思想，第四条类似后现代主义论文语体。也难怪，当比尼恩在研究远东艺术思想史的写作中看到这些句子时，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说话之人非佛非道非东方，居然是和远东文化缺乏交集的济慈，叹曰：“要是一位中国道家诗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该是件多么自然的事情啊！”[7]笔者故意玩弄了一下文字，这些话的主人还来不及亮出自己的英国护照，便从佛堂道观穿越到了分裂后现代。由此可见，孤立言说如果掺杂特定语篇标记，如在“noself”和“无我”之间画等号，“passive”被处理成“不动”，便容易将观察限制在某个特定角度，邀请观察者参与意义建构，并许诺以迅速而廉价的满足：济慈凭借以上几句话，几乎可以被派遣到东西方任何时空[8]。笔者无意援引罗兰·巴特关于“读者文本”（readerlytext）和“作者文本”（writerlytext）的概念；相信无须长篇探讨西方思想史关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也认为古今中外神思不异，文气相通的看法过于屈服于大一统的观点。只是想强调，这些缺乏因果关系，断章取义的做法类似于再一次表明进行东西方诗学比较观察中，时常警醒“简单”的**和应许是很有必要的。

就“看见”的发源点而言，第一重困难是局限，第二重困难是混淆。和前面两者不同，第三重困难发源点时间清楚，影响发出的来源也十分确定，但往往被显著事件的光环压制，缺少曝光度，总是在历史的幽暗深处，等待着被足够宽广和细致的目光发现。并非单一的发源点的丰富或者层叠造成了第三重困难。比如，《神州集》之后，庞德和汉诗以及中国文化发生过多次关系。他读孔子著作自不必说，在曾宝荪帮助下创作《七湖诗章》；在比萨俘虏营关押期间，他一边翻译儒家经典，一边创作《比萨诗章》，后者于是包含了大量孔子言论和中国文化元素。《诗章》中许多叠加和并置的手段可以和王维发生联系。然而，庞德晚年和丽江以及纳西东巴文化的关系，却一直很少有人知晓或研究。

感谢艾米丽·华莱斯（EmilyWallace）翔实可信的考证，使笔者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晚年庞德和丽江东巴文化发生的交集。1958年审判结束之后，诗人及其家人回到意大利，住进布朗登（Brunnenburg）城堡并在此创作了最后的《诗章》。而顾彼得（PeterGoullart），一位曾长期生活在丽江的西方学者，曾创作《被遗忘的王国》将丽江和东巴文化全面地介绍给世界。他1949年离开中国以后，应庞德邀请来到其城堡，开始类似于门客的生活。1962年首次来访，一住就是大半年。以后每年都来长住，一直到1970年和诗人的密切交往才告一段落[9]。即便诗人进入马丁斯布朗（Martinsbrunn）疗养院治疗漫长审判带来的精神损伤时，顾彼得也常去探望。于是，庞德晚年又一次在异国遇到了在东方内地长期居住过的东方学家。相较未曾谋面的费诺罗萨，很难想象，庞德第一次看见“在场”的顾彼得时，心里是何种感触。而在此之前，庞德和另外一名长期在丽江的西方探险家——《美国国家地理》的通信作者约瑟夫·洛克已经开始书信来往。两位丽江时期便是好友的东方学家，与庞德相识之后，合力为他描述了一个遥远异域，东巴文化原始古老，玉龙山下诗意的歌声缭绕，男女相互爱恋，无法厮守于是一同为情殉身，当然还有东巴文字，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诗人曾将汉字看作象形文字，延续并发展费诺罗萨的观点创造了汉字诗学。年轻时为之痴迷，尽管受到汉学家以及中国学者反复责难甚至讥笑，信念和实践却始终不渝。于是，东方学家再次开路，一个似曾相识的神州，一个遥远但不陌生，曾经被发明却又总是无法拥抱的神州，再一次闯入诗人视野。

现已查明，以洛克和顾彼得两位东方学家的著作与讲述为基础，用庞德自己的话说，便是：

RodandGoullart’s

paradiso；

airblowninto

word-form

《诗章》98～116中，可以发现许多描述与纳西和丽江元素有关，如纳西文化的自然崇拜仪式，妇女披星戴月的服饰，武士保卫家园，在石鼓取得的胜利，云南的植物，丽江山水和古希腊宇宙观合体，丽江古城，

AndoverLig，thesurqu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