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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流行风向 汉诗内质的重设和更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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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mellPurlCloseWetGreen

WarmHoldCool[24]

叶维廉看到和汉诗高度接近的回文、空间切断等属性[25]。同时也发现似乎从威廉斯以来善于语法创新的美国诗人越来越注重短句或者断句在诗歌中的地位。省略、切分、断开、离散化等手法越来越激进。笔者认为，这不能单纯理解为向汉诗作为阅读产物靠拢，因此过分强调包括哲学以及美学思想在内的主观文思。美国诗歌后现代断裂化更多地应该从行动诗歌的角度来接近，即汉诗作为客观的阅读过程。温伯格通过总结杜甫诗作，精彩地再现了中文阅读，由于汉语字本位的自然属性以及汉诗跳跃断裂、多线性展开的文法，读者难以预测和控制过程中出现的文字变量。本来西方习以为常的前后关联偏正论述逐渐让位于填空式跳格子游戏。若要让“思想只存在于事物之中”，则必须让思想如事物一般，空间上普适，时间上并行。相应地，诗歌产生过程变为填空，读者有机会参与作为，欣赏选择的艰难和乐趣。上文提到西尔维娅关于英文在20世纪本体变化的总结，如并行结构、插入语、措辞杂合等，实际上也策应了完形填空的诗歌展开方式。汉诗主客观之辨分离出的时差和缝隙竟出人意料地推动了英文客观诗运动。石江山“完形填空诗”可完美表现为：

替换与扩展

&hroughsubstitutiondrills。”

（1）Lightisnot____but____wesee。

（2）Dark____but____wesee。

如果诗歌是一台由词语打造的机器，而以完形填空方式装配这台机器则对应了当代诗人对于文字的后现代感悟。翻译既然已经带来零件的自由，完形填空则充分重视和利用作为翻译活动的阅读。读者为维持机器运转必须自行提供或选择过程变量，安装调试相关部件，进一步锻造加工打磨各种零件，装配整台机器然后进行热调试。当代美国诗学又一次借助汉诗不可能的话语场域，将古代中国称为“炼字”“推敲”的写作练习和文本细读具体而有说服力地投射到后现代消费品中，“插件，选装，改装，组装，个性化，界面风格，组件，基本型号，升级，配套，即插即用，可回收”等后现代消费品的普遍特征和售后行为在流水作业式的文本生产行为中清晰可见[26]。石江山（JonathanStalling）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发现，语言习得常见的句型操练相当程度上类似于流水线以及模块化生产。一句“AisnotBbutCwesee”类似汉诗对仗，句法结构的凸显程度压抑语意表达，作品重心从通常被赋予重大象征意义的光明和黑暗（lightnessdarkness）移转到“我们看见”（wesee），明显遵从美国超验主义传统[27]。光明与黑暗的隐喻和“notbut”结构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空心人》，尤其最后一句（Notwithabangbutawhimper）。完形填空在作品传统的闭合外壳上留有插槽，迫使读者做出各种选择，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配置。选择的多样性和可改动性突出结构功能，暗示句法结构和符号表意链一样都有不可遏制的延迟和发散能力。

作为句法中断的终极形式，填空式诗歌一方面将原文空心化，让它如上文德曼论述翻译和原文关系时提到的那样，永远处于碎片和流放状态。读者关于文字的主动回应完全作废，当前组合优越性和排他性于是无所依靠，阅读彻底陷入被动。史耐德式跨越缝隙产生的乐趣由于文字间沟壑过大，关键部分缺失而降格变质为无法逃避和彻底解决的“作答”活动。相当吊诡的是，作者和读者意图（iion）虽然被否定，但另一方面胡塞尔式的意向性（iy）却变得更为旺盛。填词游戏通过搬运、替换、联想等文学手段玩味文字，体会文字如何加工和设置世界（而不是相反），提升用思想表征并打理世界的能力，选择个人路径进入和退出作品。每一种选择作为碎片原文进一步碎片化，提醒读者选择总是处于进行时，当下便如是。德曼回答意图和主观的关系时，认为“意图不一定是主观的，却应该被看成是语意的”[28]。做题、做选择背后的意图时刻存在的语意诉求，容易被扩大为主体意志的自我表达。以完形填空为框架建构的词语机器提醒一个简单事实：机器能够正常运作，语意句法等客观要素方为作品之根本，不一定总是需要和作者主体性挂钩，因为“语意功能当然是有意图的，但它完全不是意义模式的确定前提”[29]。机器有效地隔开了作者主观的“想要说”和选择题客观的“可以说”以及“可以说”周围无法掌控的“可能说”。

此外，不应该忽视主客观争论下的事物本身。《春望》首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十个字便包含六种事物和四种状态，受其启发的完形填空诗和现代派的词语机器也产生并消耗大量的事物。海德格尔认为，事物（thing）不同于物体（object）。之所以为事物，是因为它能够自我站立（standingonitsown）[30]，自我支持，或者说独立，即所谓物物（thinging）。事物也能够成为物体，只要将其放在观察者眼前或者从心中唤起。不过，事物性（thinglycharacter）不能被缩减为物体性（objeess）。越少注视事物（无论是有意地转过头去或者无意地没有留意），便越能够“把握和使用事物”，人和事物的关系变得“更为本初”，物体作为设备的面目也更呈露无蔽[31]。然后，从胡塞尔意向性概念出发，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BeingofDasein）是此在和世界上的事物的互动决定的，此在的存在进入世间总带着某种意图和关注。根据他对事物和物体的区分，推导出认识并不栖息在知识层面，而总是发生于行动层面。这样一来，此在的存在既然总带有对世界的关注，即“此在包含的基本结构便是：存在—于—世间（being-in-the-world）”[32]，这种统一现象于是消除了主体和客体之分。《春望》中诗人遭遇的各种事物从山河破败到白发秃顶，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并不受人意愿支配，表现出高度自我支持。诗人主体与其说在捕捉它们的外相，不如说被事物塑造成为当下，获得此在的存在。

海德格尔还观察到，事物大量产生和消费的主要推动力是现代化。它将世界原本存在的时空距离拉近甚至消除。“人类在最短时间内将最远距离置于脑后”，结果是“将每一件事物都放置在身前最短的距离内”[33]。这非常优美地对应了美国诗歌现代化过程中诗人对事物，或者说对看见事物表现出的敏感和迷恋。汉诗当然也是跨越时空被看见的事物。它存有自性，拒绝被客体化，所谓主客观之争其实只是消费者对于汉诗内部的事物和物体区分的混淆。事物进一步被分成显在状态（present-at-hand）和上手状态（readio-hand）分别论述。观察者明确地看见某个事物之时，它便处于显在状态，如事物被召唤到眼前时缩减为意识中的物体，或者工具因为破损而引起使用者的关注。事物的历史、用途等重要属性被忽略。上手状态则表明事物正在正常运作，难以被观察者察觉到。事物的隐散不但说明事物从人类知觉（per）中退却到人类实践（praxis）。更揭示了显在事物“必须从世界系统中完全退出——否则它就不可能发生故障”[34]。一旦故障发生，事物不能履行功能时，海德格尔给出了三种不上手：明显的（设备损坏），突兀的（部件缺失）以及执拗的（事物阻碍了此在的存在与世界互动）。回首《春望》，杜甫不仅简单看见事物的显在状态，更用亲身经历道出各种不上手：国破和秃顶对应明显，家书对应突兀，花鸟对应执拗。事物不但完全不受人控制，也不受显在状态组成的世界系统控制。从主观视线看见客观事物，到事物其实是自在的，再到事物退出客观世界，海德格尔针对传统诗学的主客观、呈现与代表等古老话题给出了现象学解答，充分肯定了汉诗的“出世间”潜能。

总结起来，艾略特客观对应物显示出主客观之间的时差和缝隙，德曼从胡塞尔现象学出发，照见语意意图之外的剩余。剩余既能挑战主观性的存在也能解构客观结构。“花溅泪”和“鸟惊心”可以是客观对应物唤起情绪，也可以是拟人手法，用有色眼镜环顾四周。主客观隐退了，但主客体作为实体的对立和相互依存在胡塞尔意向性中尚未被消除。意向性产生的时刻，认知的主体注视着被认知的客体。而海德格尔通过进一步区分事物（thing）和物体（object），揭示出“主体和客体与此在（Dasein）和世界并不一致（SubjedObjeotcidewithDaseinandtheworld）”[35]。不同理论模型如同时尚界的流行风向，每一种理论都能方便地在汉诗，甚至同一首汉诗（如《春望》）中找到对应物和支撑点，于是消费者才总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36]。被各种理论挤占其中的汉诗其实早已空心化，即便有一个确定内质，内质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美国诗学。翻译只是原文的来生，死亡将翻译和原文完全分隔开。消费者并没有消费汉诗的真正需要，所能够做的仅是填空和连线而已。即便没有翻译，和陈世骧论述中国诗学和禅学时观察到的现象一样，所谓主客观以及汉诗其他哲学属性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种作用力的不同表现[37]。幕后操盘手费诺罗萨指出：阅读中文“不必应付各种精神符号，而是去看见事物认取自己的命运”[38]，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物物。费氏又一笔点睛：思考就是物物（thinkingisthinging）[39]。

然后是第二题。美国诗人试图从被现代化留在身后的汉诗中提炼出原始属性的热情和偏执，和汉诗原产地国家迅速（无论主动或者被动）告别古旧，跃进到现代的迁徙轨迹完全相反。这是因为东西方诗学大循环流动中，美国诗人首先而且最终必须克服汉诗散布在漫长时间轴上的语言内质，想方设法让汉诗现代性和汉语松绑。立足当下，以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为蓝图，牵引汉诗到现代，是一种办法。一次次绕到汉诗身后，试图制造出比肩于汉诗的文字，甚至想象未有汉诗之前，是另一种办法。即是说，汉诗原始性和现代性虽然外在表现不一，实则同为一种凝视观察下的二分体（dyadic）性状，不够原始的根本原因是它未完成现代化[40]。返祖欲望促使观察者遵循爱默生—梭罗传统下追求统一的思路，回归语言诞生时伊甸园中亚当语的本初。这种百分之百的欧洲中心论式的以基督教为思想背景的诗学诠释居然在东方思想中找到了优美对应，或儒或释或道[41]。儒家“赤子之心”，道家“明道若昧”和佛家“顿悟”，经过美国诗学的重新设置，都表达出对于人类偷食智慧果之后建构的种种制度和知识，包括语言本身的不信任。爱默生试图用太阳借喻自然，描画人与自然关系的轮廓：自然界中物件从那个遥远时代陪伴人类至今，一方面提醒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前曾经居住在神的天堂；另一方面发出暗示，真心拥抱并回归自然则有可能重返神的国度：

Tospeaktruly，feersoure。Mostpersonsdohesuheyhaveaverysuperfig。Thesunillumiheeyeoftheman，butshiheeyeahechild。Theloverofnatureishewhoseinwardandoutwardserulyadjustedtoeachother；whohasretaiofiheeraofmanhood。Hisihheaveh，beespartofhisdailyfood。[42]

捎带某些和道家思想高度相似得让人惊诧的表达，如“婴儿”“天地人合一”，爱默生西方超验传统的文字又一次和中国原始主义思想零距离接触。作为天体，太阳既普通恒常又神圣稀有，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深远影响自不必说。原始文化中太阳崇拜的象征秩序广泛渗透到后世的各种知识中。光明和黑暗的隐喻更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主要线索之一，甚至完形填空的后现代诗歌里都能觅见其踪影。现代主义代表斯蒂文斯有感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伊甸园时代：

Weliveinanoldchaosofthesun，

Oranolddependencyofdayandnight，

Orislandsolitude，unsponsored，free，

Ofthatwidewater，inescapable。[43]

若要拯救泯灭于文明中的人性，需要抛开受智慧滋养生出的各种礼仪、章程、规矩、知识等。一切从人类中心论观察角度发出的思考本质上都使得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疏远。回归原始即洗净涂抹在事物表面的人类印痕，回归事物本初状态的如是。诗人延续爱默生传统，抬头看太阳：

Youmustbeeanignorantmanagain

Ahesunagainwithanignoranteye

Atheideaofit。

……

Thereisaprojectforthesun。Thesun

Mustbearnoname，goldflourisher，butbe

Inthedifficultyofwhatitistobe。[44]

出自高度现代派的回归原始，回复蒙昧的反智主张延续到垮掉一代以及后现代，意外地成为后者批判前者的主要进攻路线。同样吊诡的发展轨迹还有——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让人类社会和原始状态高度远离，另一方面却反而促成回归原始的动机和实践，高度类似于物理中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由此可见，美国诗人对于汉诗原始性的追求乃是一系列宏观历史变动过程的缩影。而从世界文学层面上看，回归原始的欲望如帕斯准确观察到一般，乃是各国别文学在没有交流，并不相互知晓的情况下，仅仅受教于现代主义奏出和谐共鸣。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Pessoa）和斯蒂文斯同时代，同样独立产生了回归原始的零度风格。透过字里行间读者甚至能读出史耐德在苏窦山驻留时的意味。

ItrydivestingmyselfofwhatI’velearned，

Itryfthemodeofrememberime，

Aheiopaintmysenses，

Unpagmytrueemotions，

Uningmyself，andbeiAlbertoCaeiro，

ButahumananimalthatNatureproduced[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