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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团体对婢女的救助（第2页）

3。经费

北平市妇女协会虽属于“官办”性质，但是经费却没有切实保障，时常处于经济困难的境地，“本会成立已有半年，而成绩言之可愧，原因厥为经济之困难。本会初无确定之经费，一切工作及外出奔走，车费均由各干事自己设法。迄去年十一月间，始有民训会每月津贴一百元，然亦仅敷维持，发展实谈不到”[152]。妇女协会成立一周年时，在纪念大会上，代表李惠文在报告中也提到，“协会经费，除各处捐助者不计外，惟本会支出甚巨，一年之内约亏空七、八百元”[153]。

妇女协会经费的紧张也直接影响到其救济工作的开展。以平民工厂为例，第一妇女平民工厂筹备已久，因为经费困难，无法购买机器及所需要的物品，致使平民工厂开工时，只能开办简单的缝纫科、袜科、绣花科及编织科，其他需要资本较多的项目则无法开办，“近日来，愿报名入厂学习之妇女虽甚多，该厂亦未敢收容”[154]。妇女协会也曾呈请北平市政府援助津贴，市政府以“财政困难，正当开支尚不敷分配”[155]为由，批驳了妇女协会的请求。因为经费困难，无力购买材料，妇女协会开办的平民工厂也无法开工，而“收容所内的三十余名妇女，则衣食无着，际兹隆冬冻馁之状，殊为可怜”[156]。

为解决经费问题，北平市妇女协会曾向各界人士募捐。1929年，妇女协会听说宋美龄来北京，就函邀面谈。得到宋美龄的答复，与宋美龄面谈时，妇女协会的代表向宋美龄陈述了北京妇运工作的概况后，即向宋美龄谈及工作中遇到的经费难题。宋美龄发表了对妇女运动的意见，并捐助妇女协会300元，作为经费。[157]1930年5月，妇女协会召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募捐委员会，向各机关、团体募集经费：“本会经费困难，已达极点，而党部之大部津贴现已停顿，每月只有社会局百元之补助费，则本会办公亦重感困难”，“祈求热心人士之解囊相助”，“以收集腋成裘之效”。[158]

妇女协会除向政府申请款项，向社会募集捐助之外，还多次采取开游艺会、登报募捐的方式筹集经费。但是，至妇女协会解散时，经费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另外，北平市妇女协会与生俱来的“官”味，也让它对其他的妇女团体具有排斥性。北平的贫民较多，尤其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无业、失业的人更多。虽然许多慈善团体施行过赈济，但也多是杯水车薪。为救济贫寒妇女，1929年5月19日，北平妇女会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大规模的游园活动，募集资金。[159]妇女协会得知北平妇女会募集了大量资金，就利用其“官方”的身份，请求北平市党部函请市政府，解散北平妇女会，追讨捐款，并要求将捐款移交给妇女协会使用。妇女协会在写给北平市党部的信函中称，“北平妇女会未经市党部许可，擅自成立，并借口救济妇女，在三海公园举行募捐游园会，所得票价，局外人皆不晓用途，请求市政府明令妇女会，勒令妇女会交出捐款，所有存款应交妇女协会收管”[160]。为追讨妇女会的捐款，妇女协会进一步指出，“该会所得票价，不下二万余金，至于用途未明，该妇女会亦消声灭迹，寂然无闻，致使社会上人士，莫名所以，伏维吾国以党治国，岂能容此非法狡猾之徒，明目张胆，假救济至美名，行敲诈之于叚，妇女协会作为本市妇女之唯一团体，目睹此事，愤恨不平，特呈请贵局，迅予澈查究办，将款移交妇女协会，为救济贫苦失业妇女之用，想贵局长为了党国的进步，定能秉先总理天下为公精神，为社会谋福利，为民众求解放，而国民革命亦早得有完成之一日”[161]。在妇女协会的排挤下，此后，报纸上很少再见到北平妇女会的活动报道。

关于北平市妇女协会的结束时间，尚无确切的资料。据说“平市农协、妇协、总工会、学联会、商会五大民众团体因不合中央规定，已经市整委会议决全行取消……关于农、工、妇女三方面团体之组织，则派指导委员会负责进行”[162]。此后即有“平市妇女、工人、商人、学生、农人五团体指导委员会，已经平整委会派定，指委三十九人，特于昨晨十时，市整委会纪念周后，举行宣誓就职典礼”[163]的消息，“妇女团体指导委员庄静撤回，加派蒲佩英、杨淑秀、石首瑜为妇女团体指导委员”[164]。这也就是说，妇女协会被改组为了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还有一种说法是，妇女协会被取消了，“至于妇女协会之取消，固然是因为训政时期与军政时期的不同，但是，在取消妇协之后，并没有注意其他提倡解放妇女的严密组织”[165]。而1936年出版的谈社英的《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和1943年出版的梁占梅的《中国妇女奋斗史话》中却称，“九一八”事变后，妇女协会被改组成了妇女救国同盟会。

北平市妇女协会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妇女组织，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大多数的婢女而言，能够得到妇女协会救助的还是极少数。直到妇女协会消失，也没有出现其所夸耀的“婢女纷纷”而来的壮观场面。但不可讳言，北平市妇女协会在其仅存的三年时间里开展的救济婢女活动，确实对一些婢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她们避免了继续沦落的命运。妇女协会呼吁男女平等，呼吁阶级平等，大力宣传救助婢女，并且采取了切实的救助行动。它对“救济婢女”的宣传、对婢女的救助，不仅启发了婢女的觉悟，而且推动了当时的婢女解放运动。

二、北京恤婢会

1927年，北京市男、女青年会合办“北京恤婢会”，旨在禁止买卖婢女，尊重人道。“富豪之家购用婢女，其善于待遇者，固不乏人，而因稍不适意，遽遭鞭撬，往往逼成人命者，亦时有所闻，殊失人道平权之旨”[166]，有鉴于此，男青年会干事周冠卿联合男青年会会员刘砥臬、吴甘俟、吉世安、王绍荃、耿伯权，又由女青年会干事张美立联合女青年会会员“熊位西夫人，熊唐守一夫人、梁酉铭夫人，廖德贞夫人”，共同组织成立北京恤婢会。[167]北京恤婢会的简章如下：

（一）名称：定名为“北京恤婢会”。

（二）宗旨：以极力提倡禁止购买使女，以尊人道而谋大同为宗旨。

（三）地点：暂借两青年会会所，为临时办事处。

（四）组织：由男青年会成人部主任周冠卿，及女青年会会员部主任张美立，联合各会会员共组之。

（五）职员：由加入本会会员中选举义务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书记一人，会计一人，协助员若干人。

（六）费用：由两会会员及各界慈善机关捐助之。

（七）宣传：关于本会印刷稿件含有宣传性质者，分寄各处青年会及本京各慈善团体各报馆代为宣布。

（八）劝告：对未蓄婢者极言买用使女之，并剖解详明，促其反省；对已蓄婢者，劝其不可虐待，并须早行择聘，而免发生事端。

（九）警惩：由本会职员不时出外调查，如查有虐婢行为，经一再劝告不改者，函知本会，即行转告该管官厅，予以惩罚，并追还该使女卖身契据，复其自由。

（十）收容：由本会组织婢女收容所一处，凡受虐待婢女，不拘昼夜，均可来投，而在收容所未成立之先，可向两青年会逃奔，本会随时收容，随时报告该管区署。携款潜逃者，概不接纳。

（十一）教养：对于被收之女，除供以饮食外，并视其年龄之大小，或送入各教会平民学校读书，或代为择聘，总使各得其所为目的。[168]

北京恤婢会推选吉世安为会长，熊唐守一夫人为副会长，王绍荃为文牍，梁酉铭夫人为会计，熊唐守一夫人及梁酉铭夫人为宣传股主任。[169]恤婢会成立之后，即以“蓄婢之害”为题，举行征文活动，“世之关心人道者，希即大述伟论，投稿该会借资采纳”[170]。恤婢会的调查人员不限于青年会的会员，凡是居住在北京的人士，只要确切知道某家有虐待婢女的行为，均可告知恤婢会。[171]恤婢会提供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个在米市大街男青年会内，一个在马大人胡同女青年会内。[172]

1928年5月，全国女青年会鉴于“蓄婢制度，摧残人道，侮辱女子人格，并有损于尊严之国体与伟大之民族精神，际兹国民运动正张，自当群策群力，以谋废止，广州妇女团体曾为此特向当地政府请愿，已得明令禁止”[173]。华南各地女青年会一向较为重视废婢问题，受此激励，于1928年2月在广州正式通过了废婢运动的议案，并通告全国各地的女青年会，“一致注意，逐步进行，以期完全改革，即使各地风俗不同，或有女青年之地，并无蓄婢之事实者，也无妨起而研究，谋切实之贡献，借收圆满之效”[174]，同时拟定了废婢运动的数条办法：

（一）组织委员会

（甲）定名为废婢运动委员会。

（乙）委员由各会情况而定，惟须合当地其他妇女团体代表而成。

（丙）委员会有主席书记各一人。

（丁）开会有规定之时间。

（戊）研究具体之办法提交该会董事部或理事部审核后施行之。

（己）各项详细计划书随时寄交全国协会编辑部，以资汇集编纂在女青年会及其他各报纸上披露，使各地互通消息并引起社会注意。

（二）研究问题

（甲）当地蓄婢之实况。

（乙）如何引起当地社会对于蓄婢问题之注意。

（丙）如何得当地官厅之合作。

（丁）如何保障被虐之婢，并谋其解放后生活上之安全。[175]

全国女青年会提出倡议时，北京恤婢会已经成立，因此，未见有资料显示，北京女青年会对全国女青年会的倡议做出了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