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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3页）

今日这种复兴的责任，我们自身不来干，谁又肯来负这个重任呢？[46]

鲁德一语道出关键之处——组织。曲木显然被深深打动了！此时的南京一带，已多了几位“夷人”。年龄最长者为王济民，亦名曲木倡民，是为曲木的兄长，经由曲木的介绍入读于南京晓庄蒙藏学校。一位是越西田坝的土司岭光电，“夷”名纽纽慕理，是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一位是安腾飞，是明代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的后人，当时在镇江教会三育大学念书。还有一位是王奋飞，来自水西土司的大本营——今大方县，就读于金陵大学。[47]寥寥数人，族类身份相若，邂逅在繁华的天涯异乡，自然生起特别的情感。“你理解不了我们。”2008年，李仕安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岭光电，他就掉泪了，他说：“1942年我在西昌第一次见到岭光电。我们一见如故，我和王济民也是一见如故。你们体会不了，汉族与汉族碰到，不会有我们这种感情，现在的彝族人也不会有了。这是被压迫民族的感情，到处都说我们是蛮子！”

岭光电致李仕安的信

曲木是“白夷”，也并非最年长，但他的阅历与身份，使他无可争辩地成为众人的核心。鲁德写信之后仅仅月余，经由曲木牵头，“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设立此会的公开理由是：文化之进退，关系一民族之存亡，苟一民族不努力其文化之进步，则覆亡可立而待；现在中国国难当头，大中华民族已于生存之意识下觉醒，作为大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西南“夷族”，自当奋发追赶，完成整个中华民族之复兴；因此，本着中山先生“提携国内弱小民族，与扶助世界弱小民族之精神”，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曲木亲任促进会常务委员，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任执行委员，王济民任候补委员，办公地址设于南京汉府街玉琳坊二号。入会的条件是：凡旅京、沪一带之“夷族”，同情本会宗旨，经会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皆得为会员。不过，南京的“夷人”就那么几位，除了常委、执委、候补执委之外，估计就没几个普通会员了。

促进会的成立，意义深刻！首先，这确定了之后“夷族”运动的一个方向——组织化与机构化。其次，通过与来自各地的“夷族”接触以及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运作，曲木心中的“夷族”范围显著扩大了。此前，他认为“夷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宁属、云南边境及西康木里一带，总人口有一二百万。而在《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中，“夷族”则处于川滇黔康数省之地，人口多达两千余万。而促进会除在首都设立总会外，还拟在川滇康黔“夷族”最多之处设立分会。最后，曲木以“白夷”的身份，在促进会中居于中心地位，受其领导者，有土司、有“黑夷”，这在大家过去的人生经验中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这一群为“夷族”争取政治地位的年轻人，对所谓“黑白”界限有着一种全新的眼光与豁达的心态，在争取“夷族”与他族的平等权利时，自然也超越了自身内部的不平等。[48]

促进会成立甫一月，曲木被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分别委以川滇康夷族党务特派宣传员、西南夷族考察员的身份，再次前往西南，以期“逐渐发展川滇康边境夷族之文化，为中央开发西南之先声”[49]。他的离开，对促进会是一个重大打击，余下诸人，大都较为年轻，而且正忙于学业，资历也较浅，社会影响力有限。不过，促进会仍然在运转。满怀**的阿弼鲁德放弃了学业，专心操持着会务工作，个人的经济状况因此而陷于破产境地。[50]

促进会成立后，大家积极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努力将这一信息向数千里[51]之外的西南各省“夷区”传递，以期引发同胞共鸣，获得他们的支持并建立分会。凉山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土司之一——暖带密土千户岭邦正知悉后，用本族文字致信王奋飞、岭光电，岭光电将其译为汉文，其中说道：

文化促进会，最好在南京有很好（的）工作完成，取得中央的联系，免得怪[坏]人破坏，妨害工作。川南分会不愁会员少，经费不愁找不住，只愁政府不准，和一些人的嫉妒。

岭邦正也倾诉了自身的孤独之情：

现在我一人孤立，对官府，对赤匪，对绅粮，对黑夷都自己去担当，呵，多么寂寞！[52]

积极回应者当然不止岭邦正，王奋飞为此表现出了一定的乐观：“经济方面，已得各方来函，稍有把握，我等也相信整个的西南夷族，并未消灭干净，我们的后援，总不会无人。”鉴于运动刚刚开始，他认为当下工作的重心是宣传。[53]

对此，阿弼鲁德深表赞同，并抛出了一个大方案——在《中央日报》开辟专栏，却被王奋飞当头泼来一盆冷水。王认为此事毫无可行性，寥寥数人，有的已赴外地，有的忙于学业，怎样负责“每期三五千言的文责”？与其让专栏名不副实，还不如与《中央日报》商洽，有需要时就发表一些。此外，有多少同胞能接触到《中央日报》？当务之急，应该是直接面向他们宣传，而不是从“最高峰的中央日报下手”，王就此拟定了具体的方案。在他看来，现在促进会“名已过实百倍，再在中央日报上一吹，恐将千倍过之矣！”[54]这个意思，当然是说促进会尚未做多少实际事情。奋飞显然较鲁德多了一份冷静与沉着。

可能与奋飞此信的触动有关，仅仅10多天后，鲁德就离开了南京，前往昆明，深入“夷地”去进行动员工作。[55]两年后，他发表了一篇《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该文开篇即洋溢着鲁德一贯的**：“国土日蹙！民族不安！有五千年攸[悠]久历史之老大中华民族，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接着，他像曲木一样，简述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夷族”与国家之间的数千年关系，并号召“夷族”青年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牺牲！[56]这篇文章当然含有为“夷族”争取政治地位的策略，但是否同时兼有诚挚的国家情怀呢？鲁德的心曲早已湮没于历史之河，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做到营长之职，解放战争期间官至团长，阵亡于辽波战役。[57]

鲁德离开南京后，王济民接过了促进会的会务工作，同时准备会刊《新夷族》的出版。不过，王年龄较大，觉得学校生活苦闷无味，实在难以坚持，决定辍学返乡，从事实际工作。他致信弟弟曲木，让他汇寄旅费，却迟迟不见回音。愁眉苦脸、焦灼万分的他，去找岭光电倾诉，岭当即把养母给自己的一对金耳坠，两个金戒指，连同二十五元大洋，一并交给他。王接下时，双手发抖，眼泪直流，不住地叫：“阿巴，阿巴！”若干年后，他对岭说：“你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还带孩子气，可敢干这样大方、慷慨的事，感铭钦佩之意油然而生，成为我拥戴你的根由。”一向朴素节俭的岭氏，为何如此慷慨呢？他说：“我认为让一个彝人流落在外是可耻事，不帮助他走，再住旅馆，欠债更多，前途更糟。”[58]这或许就是仕安先生所讲的我不能理解的那种情感吧。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随着诸人的离去而名存实亡。直到一位来自云南永胜的女性——高玉柱出现，陷入停顿状态的促进会，才重新被激活，并且爆发出了更大的影响力。

三、高玉柱（一）

1。滇西才女民国新流

高玉柱，原名擎宇，号北胜女史，1907年生于今丽江市永胜县。高氏堪称云贵高原上的一位奇女子，有“滇西才女，民国新流”之誉。她是永北直隶厅北胜土知州高长钦之女，土司苗裔，善于骑马，精于田猎，让人联想到西南非汉族群女子的英姿；她工书、画，能诗、文，抚琴弄箫，好似一位雅致的中国古典仕女；她幼年赴法，14岁回国，毕业于大理女子师范，曾在云南大学修业，颇具现代知识女性之特征；她又像一位女侠，偶着男装，落脱不羁，屡有惊世骇俗之举，民国十九年（1930），23岁的她与昔日男性同窗杨庚年“促膝聚首，连日不去”，纵论天下大事；她同时又长袖善舞，打扮时髦，语言流利，出口成章，在繁华的南京、上海口若悬河，从容交接社会各界，应对各路记者，抽着丽美牌香烟，活脱脱一位交际花；她接受过高等教育，终身未婚，是位充满个性的民国新女性；她当然也美貌，这从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公子龙绳武对她的追求即可窥知；而她不惜触怒龙家，拒绝了龙绳武，更显示出一种为自由而蔑视权贵的价值追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她像曲木一样，怀有将争取“夷族”政治地位与个人前途相结合的宏伟抱负并且极其善于抓住机会。[59]她不拘小节，与许多男性过从甚密，但或许是她的志业以及自由的心境不容于世俗之累，所以似乎从未往婚恋方向考虑过，这从其致好友冯昭的《感词》中可见一斑：

……至于尘恋，早已决绝，箫疏冷漠，自甘寂寞终身。有如百尺乔松，亭亭独立，一觞一咏，尚能别寻生趣，何肯以汶汶之白，而蒙世之尘垢；拖泥带水，受一切苦厄。倘不知音，诮也骂也，概不与较。《山海经》曰：“山膏如豚，厥性善骂。”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盖知己重于感恩，道义深于臭味。知希之贵贤豪，所谓得一而无恨者，不是知音不与弹，其非之也何足怪。同志者，必不以予言为迂焉。

宏伟的志向并未掩盖其女儿娇态，其活泼幽默，亦时有流露。民国某年，其母寿宴，当地文化名流徐冠三在座，她在向徐先生敬酒时出对：

徐先生略一沉吟，便即对上：

元凯庭中，进个红颜女子，娇娇滴，滴娇娇，唉！娇得爱人。[60]

2。南京请愿

1936年7月，岭光电即将从中央军校毕业之际，遇到了来南京的高玉柱。她的身边，常常跟着一位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儒雅男士——喻杰才。杰才字汉三，1903年出生于云南丽江县（今丽江市）七河乡，按今天的民族分类，他应当属于纳西族。杰才20岁时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炮兵科学习，一年后毕业，1927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司令部炮兵营排长、连长、营长等职，达到了他军旅仕途的顶点，此后便一直落拓不得志了。[61]

高、喻此番联袂来到南京，源于他们从时局的变化中嗅到了机会。1934、1935年间，借着围剿红军以及红军长征的机会，蒋介石的中央军剑指西南，大大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驭，贵州一省更是被纳入了中央的直接控制中。对西南渗透的深入，使得中央政府开始直面西南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得不予以重视。1935年，蒋介石莅临贵阳，时有苗民唐明贵上书委员长，要求“解除苗民痛苦，提高苗民文化”，于是蒋介石将此信批交贵州省政府转教育厅参考，并拨出专款十万元发展贵州民族教育。在蒋的关注下，省政府令各县县长督同教育局局长，将所辖地方的“苗夷”种类、人口数量、学龄儿童、教育程度等，分别调查呈报，并办了一批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师范学校与小学。[62]中央政府权威的展示，蒋介石对民族问题的亲自过问，使得早就关注“夷族”政治地位的高玉柱，敏感地意识到了一个奋斗的方向，于是与落落不得志的喻杰才一拍即合，共同奔赴南京，声称感于蒋委员长莅临滇黔时对“夷苗”民众的关心，特代表西南土司、“夷苗”民众前来报答中央的德意，并恳请“解除夷苗人民痛苦，指导夷苗民族各方面之事业”[63]。其实，高玉柱自己也深知，因为与执掌云南军政大权的龙家在婚事上的龃龉，她参与云南地方政治的前途已被阻断，只有走紧跟中央的上层路线了。

那时，玉柱常常戴着一顶西洋贵妇人的阔沿帽，一双大眼睛清澈而活泼，尚未开口，先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脸颊上浮现出一对迷人的笑窝。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是一个野女孩子，什么都不懂得的啊！”[64]态度温娴而虔诚，言语热情而富有感染力。高、喻二人对岭光电表明来意，希望他参与请愿行动。岭氏欣然接受，并去约王奋飞，也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玉柱和杰才成为西南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四人又联络了云南“苗人”王建明、贵州“苗人”李学高等。玉柱虽是女流，但其身份、才干与阅历，使其毫无争议地成为众人的领袖。综合相关史料可知，他们的奋斗目标，与曲木此前的请愿大体一致，却更为丰富，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二，设立夷务委员会，开发“夷苗”区域的经济，发展教育、卫生、文化各项事业。

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族来京请愿团全体代表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王奋飞、喻杰才、高玉柱、岭光电（《蒙藏月报》，1936年第5卷第6期）

其三，组织“夷苗”。支持、资助“夷苗”建立自己的机构与组织，如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注重边地党务工作，加强对“夷苗”的指导；训练“夷苗”民族武装等。

其四，边地官吏昏庸腐败，请中央制定边地官吏任用办法及赏罚条例。

以上诉求在政治上的理据，是孙中山提出并被蒋介石所继承的民族主义原则，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明：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同年4月，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四条称：

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

纸上的理想与“夷苗”的现实之间显然有云泥之别，请愿行动在政治上理据充足。他们也提醒中央政府注意，重视“夷苗”不只是政治原则，更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第一，在国防方面，英、法帝国主义侵越南、占缅甸，与“夷苗”在在接壤，其野心直指西南，其势力不断渗透，其策略则为**、策动“夷苗”，如若政府漠然置之，西南安全可虞。“当此国难紧急，西南一隅，在国防上，已成为中国之安歌拉，是开发夷苗，即所以调整西南国防，亦即延续复兴中华民族最后之生命线”。

第二，在经济方面，“夷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蕴藏甚多，善加开发，可为国家带来无穷之利。

这类观点，曲木此前也曾表述过，但此次却是向领袖与中央相关院部正式提出，而且势易时移，玉柱所主导的行动，较之前更具策略性。

首先，在族称方面，称“夷苗民族”而不称“夷族”。一方面因为蒋介石在贵州时接触的是“苗民”，另一方面这样可以涵盖更广泛的人群，能收壮大声势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