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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4页）

其次，高、喻二人分别自称为被推举出来的西南土司代表、“夷苗”民众代表，强化了他们自身以及此次请愿的分量与合法性。

再次，指出隐藏的威胁与“双向确认原则”。一方面强调“夷民无知”，文化低落，思想单纯，急需政府提携；另一方面强调“夷苗”深受帝国主义外患、红军“赤祸”、贪官污吏压榨等种种苦难，亟待政府解救。两方面结合，在呈现自身的种种可怜情状的同时，暗含了一种隐约的威胁：如果中央置之不理，落后、单纯的“夷苗”极易受**，或心向帝国主义，或接受“赤化”，“无识夷民，惟利是视，遂被麻醉，甘心附逆，不顾大义”。进言之，“夷苗”需要中央来认可自身的政治地位并予以扶植，中央的正统性也可经由“夷苗”的效忠而得到强化，这是一种“双向确认”[65]，也是曲木在演讲中已经表述过的：“满、蒙、回、藏，都脱离了，我们眼前还不赶紧抓住这一个民族——猓夷民族？”

对西南介入的深化，使得中央对当地非汉民族的存在有了深切体会，高、喻等人所描述的西南危机也并非空穴来风，凡此种种，使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央高层的态度，较之曲木请愿时更为积极。

请愿伊始，《中央日报》等官方媒体即持续进行正面报道。从1936年6月19日到30日的十余天时间里，接待高玉柱、喻杰才等人的中央机构有行政院、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相关官员的表态也颇令人鼓舞。蒋介石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代表告知高、喻二人，他“对于此项问题，颇为重视”。中央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王陆一向来关注西南“夷苗”问题，与曲木藏尧有过较多接触，他此次除对请愿表示同情外，还给予几位代表用费补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对于该代表等远道来京请愿中央之诚意，备极嘉许”，他高度肯定了“夷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称其“与蒙藏问题，同一重要”，“尤在目前之严重情形下，中央更为注意”。对于代表所提“夷苗民族本身之教育经济等事项”，他也表示“中央决尽力促成，俾能享受实益”，“关系党务政治军事等项，系政府分内之事，中央当注意办理”。叶氏最后还代表中央党部要求中央宣传部“定期召致新闻界与该代表团晤谈”，“勖勉该代表等尽量介绍夷苗状况，并可发表意见”。最让高玉柱等人兴奋的，当属7月3日宋美龄在防空委员会的亲自接见，玉柱当面“陈述边地夷苗情形”，宋美龄“备极嘉许”之余，邀请她前往由自己担任校长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讲演。当天下午，玉柱偕喻杰才夫人前往孔公馆再次拜见宋美龄后，即转赴遗族女校“讲演西南夷族风俗习惯”。[67]演讲完毕，宋美龄又邀高玉柱到陵园野餐，合影留念。[68]

理想似乎已触手可及，但触手之处不过是镜花水月。彼时的中央政府，淡化民族问题的立场并未改变，“五族”的框架仍然不可突破，热情的态度只是笼络西南非汉人群的策略，僵硬的政策并不会因之而软化。1936年8月7日，内政部答复如下：

第一，关于国大代表名额，国大代表“系以省市区为单位，既经法定，无从增加”；

第二，比照蒙藏委员会“特设夷务机关”一条，蒙藏委员会之设置源于悠久历史关系，“夷苗散居各地，与蒙藏情形不同”，应由“各该管辖省政府统筹改进办法”，不必特设机关，“致涉纷歧”；

第三，设立“夷务委员会”之事，内政部称“开发夷苗一切事项，俟各省统筹办法后，酌量办理，目前无设置必要”；

第五，为了解“夷苗”情形，从“根本改进夷苗”，应由中央派员，与相关省政府共同开展调查。

行政院对以上答复完全同意，调查一项，蒋介石命令交由中央研究院办理。[69]至于玉柱等提出的请中央制定边地官吏任用办法及赏罚条例，行政院直接回称“勿庸置议”，表现出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时的小心翼翼。[70]

中央予以肯定答复的，只有两条。一是比照蒙古族、藏族，规定优待“夷苗”子弟升学问题，行政院明确指出“夷苗”学生可适用《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71]另外，对于补助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内政部认为“自属可行”，经过相关手续后，中央将“量予补助”。[72]

3。《新夷族》

名存实亡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在请愿中被激活，其会刊《新夷族》顺利出版。1936年12月，蒙藏委员会决定，每年补助该刊100元。[73]

来京请愿之西南“夷民”代表高玉柱女士（《中华日报新年特刊》，1934年第60页）

出版会刊，是促进会成立之初就有的设想，大约是经过曲木藏尧的关系，促进会找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王陆一，定刊名为《新夷族》。[74]据估计，若要定期出版不间断，除需要固定的印刷所或特约印刷局外，尚需十人以上的文字负责人[75]，这超过了当时所有在南京的“夷人”的数量。随着众人的相继离开，孤掌难鸣且潜心学业的岭光电、王奋飞，自然更无力出版期刊了。

《新夷族》首期刊行于1936年7月，这显然与高玉柱的加盟和推动密切相关。创刊号登载了她与喻杰才起草的《西南夷族代表请愿意见书》，她还以“北胜女史”之名，撰文介绍了名震西南的明代贵州水西女土司奢香，以及自己的先祖、在平定边乱中阵亡的北胜女土司高履坤，并引了一首时人的诗，其中有“铁马金戈乱如麻，英雄竞属女儿家”之句，颇有自况之意。她又用玉柱的笔名，翻译了一首歌谣《草野哀思》，译笔诚挚感人：

凄凄芳草兮！

我心如刺！

梿族频危兮！

谁其我似？

苍苍蒸民兮！

悲苦流离！

流立复转徙，

惨苦怎堪似？

古我先祖兮！

威声凛烈，

披荆斩棘兮！

创立基业。

只今独遗兮！

芳草凄凄！

凄凄乃芳草！

我心欲决裂！

名为翻译，实则体现出浓厚的创作色彩，对“夷族”状况的隐喻与折射，显露无遗。

《新夷族》的作者群，以西南“夷人”为主，促进会的执行委员悉数在列，凉山大土司岭邦正、贵州水西土司的后人安成等也撰写了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夷族”运动的同情者，如张铁君、陈之宜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等。

当时，蒙藏委员会前任委员长黄慕松、蒙藏委员会现任委员长吴忠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吕超、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等均为刊物题词。在争取“夷苗”的政治承认方面，高玉柱等人虽然收效甚微，但造就了声势，赢得了不少同情者。[76]

《新夷族》刊物，很快又陷入人员匮乏的境地。1936年10月，岭光电从中央军校毕业，前往重庆工作。次年年初，高玉柱、喻杰才称请愿事毕，奉中央命令“回南工作”，第一站去了上海。[77]《新夷族》第一期的编辑者署名为“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总会编辑组”，第二期的编辑者仅署王奋飞个人之名，无疑事出有因。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们天各一方，各自忙于种种庶务，接着又是整个国家陷入抗战的颠沛流离，《新夷族》的出版工作，戛然而止。

4。上海的新星

1937年2月1日，高、喻二人抵达上海。玉柱此时并不知道，她即将迎来人生的高峰。不过，我们事后回眸，不难发现各种条件与局势的因缘聚合：在首都南京已造就了相当声势，奉有中央“回南工作”之命，彼时社会各界对西南国防以及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刻意识，一般人对西南非汉人群的神秘印象，以女土司以及为民族请命的女侠角色置身于上海这座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城市，高氏出色的演讲才华与社交能力以及良好的形象气质，等等。凡此种种，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兼备交织。玉柱很快在这座大都会刮起了一阵旋风，媒体称其“差不多已经成为举国皆知和举国瞩目的一位闻人”[78]。她频繁现身于各种社交场合，并成为焦点人物。媒体对她的关注巨细无遗，连何地烫发、何时洗澡、何处做套裙都不放过。[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