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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2页）

到龙云统治云南后，各有统治地位，有职位关系，也不敢公开地有什么集团组织，互相支援、援引；都是各以意会投机取巧地进行，彝族关系的作用，还讳莫如深。在这当中又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羡慕回族有礼拜寺，苗族近年也有礼拜堂，能公开集会，就是他们有伊斯兰教，耶稣教为凭藉，彝族就是无所凭藉，不能组织集会，这种思想，有机会时也分别的谈论着，龙云和安恩溥等就谈论过。

这是1961年的回忆，当时民族识别工作已大致完成，所以安恩溥用的是“彝族”而非“夷族”。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到，1927年，在龙云身边的陆亚夫、卢永祥、禄国藩、余祥炘、卢玉书等人，探讨了“夷族”的族称及其历史与文明，力图为“夷族”建构一个可以产生凝聚力的内核：

彝人自称为“溜叟”。后来一般人和汉人称彝人为爨人，系以彝人习用鼎炊为食，象征的称呼。到了晋朝封爨人之首为爨王。夷人之称，系历代王朝歧视的称谓。但后来彝人之懂汉字者强为解释，大人背弓为夷，是尚武，于是也就安于夷人自称。相传彝文是与仓颉同时之佉卢所造。仓颉造字直书右行，流行于黄河流域。佉卢造字直书左行，流传于长江流域。单字很多，比汉文难学，但以司祭祀的比穆、巫师等为世袭专业者必学。统治阶级之黑彝尚学。所以到满清道光、咸、同时，业祭祀、业巫师之彝人，都凭彝书（佉卢扎数）等书为彝族服务。黑彝中之上层，也尚有通达彝书的。彝书多系抄录本（曾见于“卢舍”“行苴”两家），后来还在石林旁的一老人处见，未见印刷本。书分三类：1。历史；2。礼仪；3。超荐、祭鬼。清末时，后一类时有所见，前二类为稀有难见了。

历数“建子”，阴历十月初一过年，每年节日，多同于周政。婚丧冠祭，近于周俗。婚嫁纳采、纳聘、亲迎的仪式，多似《仪礼》所载。人死点主，彝语“匹乃”用竹片书主装入小竹筒（意即竹王由竹筒中来，竹王之裔死后应归回竹筒中去），用绵羊毛塞口角装入内有包茅的小竹篓，同代的由左至右依次装为一篓，供于房后祠内台板上。台板分两台，每台供五代，第一代居中，下四代左昭右穆的安放，下台五代届满时，举行大祭，名为“补待”。大祭用牲，依阶级，“苴穆”（管理者之首）用“吕那”（全黑的牛）；“叟苴”（管理者，次于苴穆）用“吕那来补邹”（花头黑牛）；一般用羊，头数有差等，起码两只。大祭后，将第一台前五代之竹篓送置于深山大箐人迹不到之悬崖绝壁上，将下一台后五代升为上一台，下一台又安放新五代。……

经过这场讨论，大家达成共识：第一，本族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不能妄自菲薄，不必外求；第二，竹王是彝族的始祖，佉卢是彝族的先师，崇始祖、尊先师是彝族的传统。据此，他们决定组织“竹王会”“佉卢学会”，找能识本族文字与典籍的人来研究佉卢文学。大家一边寻找教师，一边介绍会员，轮流在陆亚夫、安恩溥家聚会，打算等组织相当成熟后，再告诉龙云。工作正在进行中时，风闻龙云的师长张凤春反对此事并抱怨龙云，活动就中止了。后来贵州“夷人”安观清、安伯英、安克庚、杨伯瑶、杨砥中等受到省主席周西成的压迫，逃到昆明，又激活了这个组织，范围还扩大到有傣族人李呈祥、刀有良参加。而原来的创始人卢玉书等反而冷淡了。后来杨砥中联合岭光电以及贵州苗族人梁聚五，将此组织改称“苗夷民族促进会”，以帮助竞选国大代表，安恩溥认为杨砥中狂妄冒失，担心弄出事来，也拒绝参加了。[107]

这些身处政界的“夷族”精英，夹在本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现实利益之间，彷徨摇摆，其身份意识隐而不彰。龙云也因之无法成为“夷族”运动的领袖。不过，他对高玉柱的杯葛，绝不是出于对争取“夷族”政治承认的拒绝，而是出于对主其事者的反感以及未经自己允准的恼怒。又有传闻说，龙云曾咨文湘省主席何键，称高玉柱“假名撞骗”[108]，以此离间她与何键之关系，不知真假。

五、高玉柱（二）

1。奉命回南

云南土司的异议，对春风得意、正入佳境的高玉柱造成了极大伤害。她很快回应称，自己赴南京确有广泛代表性，有沿边21位土司的签名盖章为证，唯因西南地域广阔，土司散居各处，情形复杂，不可能做到所有土司一一签名，而李宗伯乃木里土司，本属四川管辖，何以不驻成都而驻昆明，以此质疑其代表云南发声的合法性，并暗示其中可能潜藏的阴谋。高玉柱又称自己早已将赴南京请愿的情形分别具呈滇、川、黔、康、湘诸省党部鉴核，“并蒙贵州、湖南、四川诸省府指令覆饬核准在案”，说明自己并未抛开地方政府而行动。[109]最后，玉柱表态，请中央收回成命，“以重功令”。中央最终没有因异议而改变决定，仍然要高氏等“赶速回南”开展“夷苗宣化调查”各事。[110]按高氏所呈，西南各省党部中，云南未有回复核准，由此可窥知她与云南官方的紧张关系。

高玉柱面临合法性风波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她所掀起的“夷族”旋风也很快在危机中平息消歇。1937年10月，惨烈的“淞沪战役”正处于白热化状态，她冒险离开战区，与喻杰才凄凄就道，前往西南。所有中央发给的宣传品及各界赠送之礼物乃至各种公私行李，在连天战火中均无法运送，只能放弃。二人先受湖南省主席何键之邀前往湘西“苗区”，“夷人”的身份对苗族首领显然有一种亲切感与亲和力，何键因此邀请他们入湘，帮助排解一场箭在弦上的苗民动乱，结束后又派车送他们西去贵州，道经沅陵、新晃时，均有苗族代表前来晤谈，陈述所受苦难，并希望他们能深入湘西腹地宣化调查。这显示出，在京、沪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玉柱在西南非汉人群中的声望。

新女性、“夷族”先觉、西南沿边“夷民”领袖之一高玉柱女士，系曾受现代高等教育之女土司，为开化“夷民”（《中华（上海）》，1937年第51期第61页）

进入黔境，坐上贵州省政府派来的车，前往贵阳，高玉柱和喻杰才的声望沿着旅途而展现。“各处夷苗领袖与青年学生”在贵阳热烈欢迎他们，学生们大都是“各地最优秀之觉悟分子”，怀抱着深切的国家民族观念。征询各方意见后，依据地方情形，玉柱拟具在黔工作计划，分别呈请贵州省党部、政府鉴核，请求补助必要经费并请派员指导，黔省方面以正值省政府主席新旧交替，新主席尚未莅任为由，予以搁置。

在贵州，高、喻二人将工作区域划分为滇川康边区与滇川黔边区，前者包括滇西北、川南与西康南部，沿金沙江而下，大、小凉山之间为“纯夷族区域”，由高玉柱负责，深入腹地工作，并相机联络西南沿边各地；后者即滇川黔边境，“汉夷苗杂处”，情形异常复杂，由喻氏负责联络当地“夷苗”青年。二人分头行动，并将中央颁发的“西南夷苗调查表册”印送各处，促使工作范围“推广及于湘西桂边夷苗地带”。[111]

多年后，一些回忆揭示了当年高、喻二人工作的若干片断。1936年前后，中共贵州地下党已非常注重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力量，并于1938年成立了“苗夷委员会”。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贵阳北衙寨的苗民唐植民回忆，1937年（疑为1938年之误）他见到了来黔的高玉柱，一共260余名少数民族，在贵阳甲秀楼对面的西湖饭店聚会，讨论少数民族所受的苦难以及抗日救亡等问题，唐植民声称自己当时还为大家介绍了苏联的情况，认为中国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12]这一次会面，或许就是高玉柱向中央汇报的“各处夷苗领袖与青年学生”在贵阳热烈欢迎他们的事件。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高玉柱有与中共联系的倾向，终其一生，她走的都是紧跟国民党中央的路线。

这一路线，既是主动选择，也是不得已之举。不过，在中央缺乏足够权威与凝聚力的中华民国，自上而下的策略也意味着麻烦的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对他们宣传、调查、组织“夷苗”的行为疑忌重重，当他们向中央建议，西南边区“夷苗”抗战情殷，现有“人枪十万余”，自愿参战者有三万余人，请派员组织、训练时，贵州省政府称他们所述纯属捏造，并以“擅假名义、敛赐惑众”之名，令保安处将喻杰才“看管严讯”。山重水复之际，二人急于向中央复命并汇报工作，同时，也想在抗战局势中寻觅提高“夷苗”地位的新机会。[113]于是，草草结束在西南的活动后，他们前往陪都重庆。一年前曾热情拥抱他们的中央与主流舆论，这次会继续笑脸相迎吗？

抗战方殷，时局动**，值此家国危急之秋，在这些年轻“夷苗”领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又一个各种条件因缘聚合、“夷苗”问题或可更上层楼的局势：中央政府播迁重庆，西南一隅关系着国家存亡，在数千年历史上，“夷苗”第一次与中央近在咫尺，“夷苗”地区对国家的意义前所未有。怀抱着共同理想的许多“夷苗”精英，不断涌向重庆，在此时的重庆，西南少数民族群英荟萃，极一时之盛。重庆小梁子新川饭店401号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临时通讯处。

2。再次请愿

1938年，刚刚到达重庆的“夷苗”精英们，满怀着希望，制订了一系列行动计划。自9月22日起至11月14日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或联合，或分头，迭次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行政院、内政部、蒙藏委员会等请愿，先后署名的“夷苗”精英计有世袭云南北胜土司、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高玉柱，西南“夷族”请愿代表喻杰才，四川土司代表岭光电，宁属边民代表曲木藏尧，宁属“夷族”代表王济民，前贵州水西土司、滇川黔三省边区土司“夷苗”代表安庆吾，前贵州且兰土司、滇川黔三省边区土司“夷苗”代表杨砥中，前云南芒部土司陇甫臣，前贵州延昌土司安亮清，滇川黔边区苗民代表王汉瑛等，共计100多人，掀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请愿**。

请愿主要有如下几波。

第一，高玉柱、喻杰才等呈送一年来工作报告书请中央鉴核，并就西南“夷苗”请缨抗战与开发问题请示具体方针。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中央与地方均有设立“夷苗”专管机关之必要，或将蒙藏委员会扩大为“蒙藏夷苗委员会”，或竟改称边政院，各省特设“夷苗事务处”以专责成。

第二，滇川黔三省边区“夷苗”土司民众推派代表安庆吾、杨砥中等请缨抗战。

第三，川滇黔边“夷苗”土司代表安庆吾、杨砥中等呈为代表民意请缨抗战，并陈述边民痛苦，恳请改善边区政治，注重“夷苗”教化，尽量扶助开发。

第四，宁属边民代表岭光电、曲木藏尧以及土司岭邦正等数十人联合推派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边民教育队队长王济民为宁属“夷族”代表向中央请愿。

第五，宁属“夷族”代表王济民呈报被推派前来向中央请缨抗战并历陈开发边区意见。

第六，高玉柱，喻杰才，王济民，岭光电，安庆吾，杨砥中，王汉瑛暨广西、湖南“夷苗”代表等呈请，比照西藏、蒙古，设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设常驻代表3～7人、处长1人、副处长1人、秘书1人，下设三个科与图书室，各科设科长1人、办事人员若干人，图书室设主任1人、办事人员若干人。首期推举的常驻代表为杨砥中、王济民、安庆吾、王汉瑛。

第七，喻杰才、安庆吾、杨砥中、王济民、岭光电、王汉瑛等吁请高玉柱代表全体“夷苗”土司，成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14]

七七事变后，曲木奉命到北平、天津开展敌后工作，出生入死，于次年9月脱险，抵武汉复命。人既不在重庆，可能也碍于自己的身份，他并未参与这一波请愿。[115]

这一系列活动，明确指向“夷苗”的政治承认，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时期，“夷苗”真的会迎来发展的千载良机吗？事后回眸，我们看到的景象截然相反。与中央近在咫尺，却也意味着咫尺天涯，玉柱等人与自己的愿景渐行渐远。并不是年轻的“夷苗领袖”在政治上天真幼稚，而是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实难识微见几。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利用后见之明，才能对当时的局势洞若观火。

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钤印

日本吞并中国之策略，以军事侵略为主，思想分化为辅。对少数民族，日本致力于挑动其对国家的离心倾向，再对其予以控制，凡建立伪满政权，策动内蒙古独立，倡乱新疆种种，皆属此类。[116]中央对此风声鹤唳，贯彻同化思想的意志更为坚定，政策更为积极，稍有“民族意识”的苗头出现，则尽力扼杀之。其**出现于1939年8月，行政院发布训令，禁止各机关、部门“沿用苗夷蛮猺猓獞等称谓”，所有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只能以地域区分，称为“某地人”，“以期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同时，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沿用传统称谓的，必须将原来的虫、兽、鸟等偏旁，改从亻旁（如将獞改为僮），一些根据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而加之的不良形容词，如“猪屎犵狫”等，概予废止。中央研究院据此训令而编制了《改进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17]。许多高官与学者，为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特质，甚至否定“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合理性。与此相应，行政院明确规定，非汉人群应统称为“边民”“边胞”。[118]到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119]，干脆连“民族”一词都取消了，取而代之者为“宗族”，强调中国境内各宗族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血脉相连，姻戚相通，命运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在此背景下，尽管高玉柱等强调“夷苗民族”一词“决不致影响民族之分化”，但中央的态度却冷若冰霜，各机关、部委中，只有中央宣传部称“事关团结民族，抗战建国，颇属重要”，其余大都托词事不关己，不肯表态。最后，行政院对请愿事项几乎悉数拒绝，其批驳理由无非是“夷苗杂居各省大山，无分畛域，与蒙藏情形不同”，“与组织条例不符”云云。而中央军事委员会亦表示这些报告与呈文“悉数空洞，无可采取”，甚至拒绝了高玉柱赴汉口叩见蒋介石的请求。稍稍有点积极意味的表态，只是由行政院命令川、滇、黔、粤、桂、湘数省省政府并西康建省委员会，须对民族事务格外注意，慎重遴选边地官吏，积极融洽各族情感，各该管专员、县长要随时宣慰各族，各省呈荐边地官员时，“应特别叙明其办理夷苗事务之经历”。[120]而经济部则制定了一系列调查表格，咨请云、贵、川、湘几省及西康调查“苗夷”地带的物产、生产状况。[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