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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3页）

3。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

中央的笑脸还恍如昨日，转眼间却已是冷若冰霜。寒意并未冻结“夷族”精英们的行动，“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已在筹划之中。该会以奉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促进西南边疆民族生活文化发展、开发经济、贡献国家为宗旨，设总会于重庆，西南各省成立分支会，边疆各地设立办事处，其定位是一个人民团体。发起者共55人，除了高玉柱、喻杰才、岭光电、杨砥中、安庆吾等人外，还有陶行知、沈钧儒、陈之宜等众多汉族贤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的官员胡星伯也赫然在列。胡氏乃贵州安顺人，可能对西南“夷苗”有较多同情。1938年12月，发起组织协进会的呈文送达社会部，胡星伯即签称该会属学术团体性质，要善为监视而诱导之，使其不致越出轨外，如善用其力量，于国家前途，实有裨益。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李中襄同意胡的看法，但协进会名称中的“民族”二字显然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批示：其一，将“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更名为“西南边疆文化经济协进会”；其二，由社会部负责人员介绍高玉柱加入国民党；其三，由社会部派人指导该组织。[122]

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士，对“夷苗”精英的行动始终怀有疑虑，1938年12月15日，当高玉柱、喻杰才拜访冯玉祥，请求协助时，冯氏告知：“事情好办，及有手续，胡来是不行的，盼二位多多酌斟之。”[123]警示的意味相当强烈。

遵循中央指示、亦步亦趋意味着一事无成，高玉柱等人绝不愿意如此循规蹈矩，一个明显逾矩的大胆举动在慢慢酝酿。1939年春，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首肯，高玉柱、喻杰才前往贵州省毕节县，在珠市街和祥旅舍设立招生办事处，负责组织、保送一批“夷苗”学生到四川綦江战干团学习，毕业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二人在贵州录取了100多人，大定县人金国光名列其中。大家翻山越岭，步行十余日，抵达綦江县受训。原本学制为两年，但战争期间的人员伤亡太大，训练时间缩短为一年。这些学生，成为玉柱等人发起新运动的重要基础。为此，他们积极活动，争取这些学生毕业后都统一回黔工作，避免被分配到其他战区。1940年，高玉柱、喻杰才、杨砥中、阿弼鲁德等发起组织“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当年秋天，高、喻二人再次来到毕节，在县城召开了一个边疆同胞会议，要金国光通知原战干团分散在贵州的“夷苗”同学和其他“夷苗”知识分子参加，人数越多越好。最后到会的战干团同学有30多人。会议提出了四大方案：政治建设方面，要求民族平等，设立专管“夷苗”民族事务的组织机构；军事建设方面，要求组建“夷苗”民族军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经济建设方面，要求开发地方资源，发展边疆经济，改善“夷苗”民族生活；文化建设方面，要求开办边疆民族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地方人才。经过一周的讨论，与会者热情高涨，对四大方案深表赞同。在毕节县紫铜阁庙内，由喻杰才带领，举行了加入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宣誓仪式。

会议决定，大同盟的成员，要在“夷苗”民众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四大方案，发展和壮大同盟组织，还要深入滇黔边境各县，筹建自愿兵团，随时准备开赴边疆，抗日杀敌。金国光、颜光荣与罗敏忠三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贵州方面的事务，他们印制了一大批四大方案，在水城、纳雍、织金、镇宁等县工作，发展了数百人。

抗战方殷，气氛紧张，政府对擅自建立组织之事相当警惕，为达成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目的，蒋介石甚至于1938年通令全国取消一切小组织，成立由他亲任团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大同盟未经政府允准而行动，结可知。1940年7月，水城土司组织“贵州苗族青年独立师”的消息被秘报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24]1941年夏天，大同盟所组织起来的自愿兵团，被贵州省政府以“夷苗民众组织暴动”为名，下令取缔，一些领导成员遭到通缉甚至杀害。[125]

4。玉殒滇边

大同盟遭受迫害之际，玉柱与杰才已经离开贵州，安然无恙。1940年11月，高、喻呈文蒋介石，要求深入西南边疆各地宣扬中央德意，慰问土司边民，以便“消极防止敌人汉奸变乱，积极组织自卫武力，协同国军抗战到底”，并声称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以及各方土司的支持，同时再次要求在土司“夷苗”中遴选国大代表，并请指定玉柱、杰才二人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6]次年，被日本控制的泰国派飞机越过边境，到云南的猛醒、猛捧一带侦察，他们的呈请终于得到重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云南省政府组织宣慰团前往滇边，怀柔土司边民，防止“敌泰煽动”。昆明行营由此组织了边疆宣慰团，任命高玉柱为少将团长，喻杰才为上校副团长，先在董干、麻栗坡、仁和、马关、金平、江城、镇越、猛腊、六顺、车里、佛海、南峤、五福、猛龙、澜沧、思茅、沧源等地开展工作。[127]一行50余人，于1942年从重庆出发，6月底到达云南蒙自县逢春岭，对稿吾土司展开宣慰，历时4天。7月2日到达纳更，纳更土司龙健乾率领头目、里长、民镇代表、镇公所职员、纳更小学全体教师与学生以及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全体官佐、第一大队一中队全体官兵等400余人，手持彩旗，在土司衙署外的大路上列队欢迎，高唱抗日救亡歌曲。7月5日晚举行欢迎大会，玉柱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讲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是日晚举行宴会，玉柱逐桌敬酒，殷切致谢。[128]

离开纳更，宣慰团前往元阳县新街，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宣传宣慰大会在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猛龙土司白日新、永乐土司普国泰、思陀土司李呈祥、瓦渣土司钱祯祥、六村土司孙宗礼、纳更土司龙健乾、猛拉土司刀家柱、者米土司王纯安、五亩土司陶文贵、五邦土司刀玉光、宗瓦土司普国栋、马龙土司李锦廉、宗哈土司白继光等。高玉柱号召各土司团结抗日，出兵出钱，维护治安。[129]

烽火点将录：活跃在西南战场的高玉柱女将军（《秋海棠》，1946年第9期）

成功与风光，难掩背后的捉襟见肘与心力交瘁。云南省主席龙云表面上支持宣慰工作，在日军大举进攻滇西，不断轰炸昆明各地的紧张时刻，他曾派军队迎接、护送宣慰团。[131]但他对高氏的成见始终难以冰释，对发动“夷苗”的工作更是心存疑虑，在其暗中操纵下，昆明行营在经费方面对宣慰团设置重重障碍，一行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温饱不敷。前路漫漫，前途茫茫，团员们情绪低落，纷纷提出离去。面对人心动摇，高、喻二人坐卧不安，却也无可奈何，唯有尽力慰勉，要求大家同舟共济，以待柳暗花明。一些来自贵州的团员为避免挽留，索性不辞而别。[132]有资料说，高玉柱宣慰滇南的结果，是“让一批人顺利地做了几趟大烟生意”[133]，如果所述属实且高、喻卷入其中，我们也很难认定这全属自利行为，其中含有筹措经费的公心当是持平之论。

谁也意料不到，高玉柱的生命很快便终结于宣慰途中。跋山涉水于滇南酷暑之中，栉风沐雨之劳使体弱者易于受烟瘴之侵，她应该是感染了某种病菌，在缺医少药的边陲地区不幸而成为致命之疾。在纳更，她突然病倒，卧床不起，只能由副团长喻杰才率队前往新街继续工作。[134]新街在今元阳县，她后来也抱病抵达这里，展开了上文所述的大规模宣慰活动。不过，她终于再也不能继续深入了。当年岁末，她在病中创作山水画《晚霞图》一幅，寄回故乡永胜，图为夕阳西下之势，观者以为不祥。不久，她就病逝了，享年36岁。[135]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省政府命令副团长喻杰才扶柩回永胜公葬，时称“国葬”。由于时局混乱，经济困难，一副巨大的木棺停放在县城高门外箫公祠，三年后才草草安葬在壶山之下。[136]高氏殁后四年，喻杰才亦病逝于昆明陆军医院。[137]

六、杨砥中

通过数年的行动，高玉柱已成为当然的“夷苗民族”代言人，其声望无人可比。她的香消玉殒，可谓“夷族”运动的一个巨大损失。尤令人扼腕者，曲木藏尧也在同一年被一个小军阀邓秀廷毒死于越西。不过，我们事后观之，玉柱也好，曲木也好，在国家既定民族原则所限定的舞台上，不管他们如何长袖善舞，所能发挥的空间都极为有限。就此而言，他们个人的生命长短，对整个局势并无决定意义。这样判断的依据还有，玉柱与曲木的西去，并不意味着“夷族”运动的绝响，西南“夷族”精英中，不乏像他们一样善于审时度势、积极而为之人，前贤既逝，后者就成了“夷族运动”的中心人物。杨砥中，就是其中一位。

杨砥中的大名，我幼时即听外公许明九先生提起过。明九先生字崇，1920年出生于毕节县（今毕节市）桥沟，他那个时代，在毕节乃至川、滇、黔界邻地区，杨砥中之名可谓家喻户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些革命材料称其为“（川滇黔）三边一霸”。1911年，砥中出生于“一鸡啼叫，三省皆闻”的贵州省毕节县林口镇，赤水河在此奔腾而过，流向长江。按今天的民族划分，砥中属于彝族，其祖先乃明代大名鼎鼎的奢氏土司（永宁宣抚使），属四川布政司管辖。天启年间，奢氏与更为著名的贵州水西土司安氏联手反明，此即震动朝野的“奢安之乱”。反叛终告失败，奢氏领地被改土归流。然而改流无法彻底颠覆旧秩序，原在土司政权中拥有权势的土目阶层仍然存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享有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奢氏的一些后裔，相继改名为余、杨、禄等汉姓，分居在赤水河两岸。杨砥中的祖上，牢牢控制着林口的大片土地，土司之名虽已不存，但他们仍然是令人敬畏的土目。到了砥中时，他与时俱进，毕业于中央军校，凭借出色的活动能力振兴了祖上的荣光。[138]

2007年11月，在雅安，李仕安先生告诉我，1947年，他在重庆，想竞选立法委员，《新华时报》社长谈荣章之妻薛树华建议他搞一场记者招待会，并说可以把重庆各大报社都叫来。李先生从未应付过这种场合，有点发怵。刚好他新认识了杨砥中，二人虽然还不熟，但杨一口应承，“算我的”，帮助李先生在国际饭店成功举办了记者会，并承担了所有费用。“这种场面杨砥中是搞惯了的，我还不行。”那时砥中在重庆开了家和丰银行[139]，他用车接李先去他位于重庆南温泉的家，住得相当豪华。1948年，国大召开，西康“夷族”组团去南京观光国大，由杨砥中当交际，李先生说：“本来是想让我做交际，但我推给了杨砥中，他在南京住得久，各部门他都熟，办个手续、做个什么都好打招呼。”

李先生说得没错。砥中虽然其貌不扬，但社会活动能力超乎寻常！这是一位非常自信的人，继承了祖上的大片土地而能继续开拓，在商界展示着出色的经营才华，积极接近政界权贵又能鼓动下层民众，对本民族文字、本民族经典、汉文史籍以及西南民族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乃至研究，中央军校的学习又使他可以跟上现代教育的步伐。他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个性极为鲜明，优缺点一体两面：为人慷慨豪迈而又高调张扬，胆大勇敢而又常冒失逾矩，多谋而又流于狡黠，能从容于任何大场面而又好出风头。国民政府文官处对他的评价是：

聪明健壮（有麻子），诡觉机警，善言辩（好夸谈），有胆识（近似流氓）。先世为西南大土司，有名望，家产素丰，可资运用，自幼即在汉人地区生活，对于中央地方各种情弊好尚相当了解，故常联络土民在地方滋事，自己从中乘机取巧，曾在禄国藩部下任过军官，与云南军方面稍有联系（同属苗夷），为土著中之狡黠份子。[140]

高玉柱在京、沪一带的活动，震动着杨砥中，激发起他人生的又一个奋斗方向。中央政府因抗战西迁，他闻风跟至重庆，就在这里邂逅了高玉柱、喻杰才、岭光电等许多“夷族”精英。

1938年赴渝请愿时，杨砥中已决定以重庆作为自己事业的所在地，众人也已推举他为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的四名常驻代表之一，但请愿行动失败，使他暂时看不到留在重庆的价值与意义。此后，他一面与高玉柱等人在渝组织成立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一面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贵州。在黔省，除与玉柱等发起明显逾矩的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外，他又于1939年向贵州省政府呈请组织贵州边区文化经济协进会。他强调，“夷苗”人口数千万，绵亘数千里，但数千年来未经开发，“遂至交通梗阻，感情隔膜，边区文化既极形低落，边民生活尤倍感痛苦”，加以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以及民族歧视，外国人乘机窥伺边地，这样，“不特减少完整之国力，亦即当前亟须解决之一问题”。值此抗战建国之非常时期，“西南边区夷苗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实应贡献人力财力以尽其应尽之责任”，希望能够联络社会上先进人士与“夷苗”中优秀分子，“在钧部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41]

此后数年，在当时的文献中我尚未发现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记载，一些文史资料弥补了这一空白。有回忆说，当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时，蒋介石于1940年10月在重庆召见杨砥中，亲赐他“忠孝传家运，华国可长春”的字匾，封他为川滇黔边区的“土司民众代表”“剿匪司令”，并发给他一些武器，让他全权负责川滇黔边的剿匪任务。自重庆返乡后，各处土司和周边头目都争着拜见他，他四处游说，招兵买马，仅一两个月，就组织起武装七八百人。1940年11月，游击队突袭林口，双方在箱子口一带交火，最后讲和收兵。[142]

蒋介石是否在1940年10月接见杨砥中尚需进一步核实，封他为“土司民众代表”，则绝无可能。事实上，所有“夷苗”代表都是自称，无一是官方正式赐封。请愿或晋见时，向高层表示自己是受土司与民众推举的代表以证明合法性，而只要中央方面没有公开质疑，返乡时，则称得到中央的认可以自重，这种策略，砥中并不陌生。与众不同的是，他有将此玩到极致的野心、财力与能力。1945年，他建立起“西南边疆土司民众驻京代表驻渝办事处”的系统，总部在重庆，下设云南、贵州、西康、四川、湘西、桂西、粤西、思普区、滇南区、滇东区、滇西区、黔西区、黔东区、黔南区、会理区、雅安区、川南区共17个通讯处。声势如此浩大，从云南、贵州到中央都坐不住了，一致认定其为非法组织，并将位于重庆民权路的驻渝办事处封闭，贵州省政府还称他与“著匪”唐逊虞秘密来往。[143]不过，砥中并未彻底放弃，1947年，李仕安先生在重庆初识砥中，只见他的汽车上醒目地贴着“西南夷族土司边疆民众驻京总代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杨砥中的活动重心再次转移至重庆。他一走，学校立即面临经费困难，勉强支撑、艰难度日。[144]

3。制宪国大

乡居期间，杨砥中一直关注着重庆。1944年10月，他与龙云的公子龙绳祖、安文石、陇应葵等几位“夷族”精英作为主要股东，在重庆下半城望龙门创办了和丰银行，由他出任总经理一职。[145]到重庆后，砥中积极活动，于1945年1月22日获得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汇报了四年来剿匪、保送240余名边疆学生到军校受训、在滇缅滇越边境宣扬中央德意、调解边民械斗、创办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暗助凉山土司安良臣保护美国空军人员安全出境等事，并表示：边疆工作为自己终生之职志，今后当尽最大之努力，以达成国家之期望。蒋对他慰勉有加。[146]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由杨砥中领衔，滇、黔、川、康各省的一众土司声称代表西南非汉民族，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祝捷。[147]

1946年，国民政府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人称制宪国大。凭借自己的业绩与活动能力，杨砥中顺利当选为贵州省国大代表。国大召开期间，他口若悬河，指点江山，锋芒毕露，在为西南非汉人群争取到一些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因过于强劲的风头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华民国须按照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来完成建国。北伐功成，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于1929年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启动了为期7年的训政程序。孰料日本全面侵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被迫中止。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推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也因之迟迟未能召开国民大会来予以审议通过，这一耽搁就是十年之久。抗战结束，国大召开，核心议题就是审订“五五宪草”。对西南非汉人群而言，这是一个争取政治地位的绝佳时机。自曲木藏尧肇开风气，15年来，众多“夷苗”精英屡败屡战，迭次折戟沉沙，此番如能在宪法中加入相关条文，即可一劳永逸地实现多年拼搏的目标。早在1945年年初晋见蒋介石时，砥中就表达了一个核心诉求：恳请在主席所指派的国大代表240名的总额内，确定以20名为西南边疆土司“夷苗”代表。内政部以国大代表向以就地竞选为原则而拒绝。[148]第二年，宁属的吉绍虞、喇宝臣等土司以及二十四军靖边部“夷人”将领罗大英等，曾积极推动岭光电参加国大，没有成功。[149]杨砥中是当时西南非汉人群中极为少有的国大代表。到了国大就有发声机会，砥中深悉个中利害关系，他跃跃欲试，决心奋力一搏。

1946年提交国大审议之宪法草案（以下简称“宪草”），已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有所修订，但对西南土著民族仍然只字未提。为此，由杨砥中领衔，联合代表20人提出了第59号提案，所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要使家族与宗族团结，扩大至为国族”。为此，对于西南土著民族，必须在宪法上有明确之规定，予以实惠之平等，方不负孙中山“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之”之意旨。

其次，建国大纲第四条规定，“其三为民族，对于国内弱小民族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此次之宪法，乃根据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之原则而制定，所以土著民族要求，在宪法上将此条订成明文。

再次，宪草总纲第五条称“各民族一律平等”，又第二章第八条云“中华民国人民无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及党派之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足见此次制宪，系秉国父遗教，配合国情，力求权利与义务对等。但西南土著民族，交通梗阻，文化落后，生活言语习惯特殊，若无扶植优待之明文规定，必演成负担义务实多，享受权利实少，故提议在各有关条文内增补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