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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3（第2页）

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期的岭光电

到重庆后，适逢行营组织“边民调查团”赴凉山各县调查，该团由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岭氏被委为少尉翻译。考察的成果，最终整理成《宁属调查报告汇编》一书，该书分为矿产、工商、农牧、交通、军事、政俗六个大类，每大类下面细分为若干小类，涵盖了资源、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叙述过程中提出若干建议，实为了解和开发宁属的重要资料。[166]1937年，岭氏到汉源，被时任“宁属汉夷民团指挥”的羊仁安委为“夷务大队长”。此时，在其故乡田坝，早就流传着岭氏从黄埔军校毕业，即将回来当官的传说，因改流而处境日艰的百姓、娃子们视离家多年的岭氏为救星，在欣喜中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归来。当1937年1月这一梦想终于成真时，分布在几十里路途上的迎接队伍、百姓们发自内心的跪拜、响彻山谷的哭声，表明了这一方土地对岭氏的欢迎和期望。[167]越西县县长唐秋三，也顺应民情，发给岭氏一张委任状，恢复了他的土司职务。[168]1940年，俄国人顾彼得见到的岭光电，已经是这样的形象：

中等身材……身着剪裁得体的纯毛呢咔叽的中国军队制服，磨得铮亮的皮带上挂着一支大毛瑟手枪，脚登一双闪亮的高筒皮靴，头上剃着军队式的小平头。但他与中国军官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他瘦长结实的运动员身材使人马上联想到彝人。他大概有三十多岁，相貌堂堂，他的脸色不是那种黝黑的类型，而是令人愉快的巧克力颜色，宽阔的下巴颇有坚决果敢之意，他有一张很感性的嘴和完美皓白的牙齿，又大又黑的眼睛灵活闪烁，与汉人那种杏仁形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他倾身同我说话的时候，脸上闪耀着迷人的微笑，眼睛变得很柔和。[169]

此时的岭光电，已先后担任四川省边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刘文辉麾下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少校参谋、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西康省政府主席彝文秘书、西康省保甲军训合一训练所教官、西康省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民兵团副团长。正值国民政府修筑通向缅甸、突破日军国际封锁的“乐（山）西（昌）公路”，岭氏又出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支队长。[170]他正在向自己的人生巅峰稳步前进。

佩戴陆军甲种二等奖章的岭光电，摄于1947年

在等级与出身至关重要的四川“夷区”，如果不是出身于比“黑夷”还要高贵的土司之家，岭光电难以有他后来的事功，但他远超出许多势力比他强大的土司的影响力，说明家世远非其成功的关键，更何况他在孩提时代就已在飞来横祸中失去了一切，成年后，他所面临的复杂状况，也绝不那么容易如鱼得水。

从汉人政府方面来看，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只是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从实质上得到改变。尽管借着围剿红军以及红军长征的机会，蒋介石削弱了西南军阀，大大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但一些军阀仍然拥有强大实力并同蒋介石离心离德。1939年1月，中央新设置西康省，管辖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约53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土地，刘文辉任省主席。这个新省分为康属、雅属、宁属三大部分，康属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为西藏当局所控制[171]，宁属则是“夷人”聚居区。西康省省会在康属之康定，经济重心在宁属，省主席刘文辉则长住雅属之雅安，如此奇特的状况在全国可谓独一无二。蒋介石为了控制宁属，隔断滇康二省军阀的联系并监视刘文辉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在西康建省的次月，即在西昌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为减少摩擦，蒋介石特任命精明干练、与刘文辉同属保定（军校）系且当过其部下的湖北人张笃伦做行辕主任，刘文辉则以宁属离省会过远为由，于同年5月设“宁属屯垦委员会”于西昌，代表省政府推行省政，绵里藏针地与行辕针锋相对。[172]这样，岭光电等任职宁属的官员，就往往或明或暗地面临着政治站队的问题。例如，屯委会主任李万华就一度认为李仕安“是行辕特务，与我们是走的两条路”，不予委用。[173]同时，正如蒋介石不能完全控制刘文辉，刘文辉也同样不能让宁属的所有小军阀俯首听命，他一度极不信任岭光电的干爸羊仁安，与邓秀廷之间更是一直貌合神离，羊、邓二人也矛盾重重[174]，而行辕的设置更让小军阀们有了玩弄平衡以增加自身分量的机会。岭光电等人又因此增加了处理与小军阀关系的难题。曲木藏尧就是因为得罪了邓秀廷，于1942年10月被毒死于泸沽，时年37岁。当时他身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中校主任副官，兼乐西公路督修司令部第二支队支队长，组织“夷民”四千余人，参与筑路。[175]

宁属“夷人”社会同样非常复杂，政府对“生夷”区鞭长莫及，各个“黑夷”家支独据一方，整个社会四分五裂，没有谁的命令可以在全凉山通行无阻。在这样一个地区，解决问题只有利用个人的身份、才智及胆识，通过私情、说理、协商、调解、谈判、威胁、利诱、武力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灵活采取，是否收效以及收效程度亦视情况而定。[176]

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局面中，岭光电如何成就他的事功呢？就个性而言，他不像杨砥中那般锋芒毕露与活力四射，而是内敛笃实，一如他的讲话风格——不紧不慢而极富条理；他并不总是踌躇满志，甚至时有悲观情绪，但绝不会因此而懈于拼搏；他有强大的意志力，当晚年罹患癌症，在人生尽头忍受着剧烈病痛时，也绝不呻吟失态。这令人想起凉山“黑夷”的勇武精神——作战时不得低头避弹，如临阵低头，则遭旁人责骂：“吃老母猪肉的，你想把子弹让给哪个？”受伤时仍须勇敢挣扎，直至晕倒为止，在此过程中不能呻吟，否则属下的“白夷”非但不同情安慰，还会出语讥讽，说出“你呻吟连我们都没有面子”之类的话。[177]这样一种外表韬光养晦，内心强大进取、洞悉一切的特征，有助于岭光电在各势力之间如鱼得水。李仕安先生曾用一句不含贬义的话形容岭光电：“外表猪相，心里雪亮。”[178]他同西康省政要关系之融洽，令人惊讶，向刘文辉汇报工作，无须预约，直接进门就行，在刘的公馆谈工作，到了就餐时间，就一起吃饭。有一次他为刘做彝文翻译，说话过多，声音沙哑，刘就把自己的茶盅递给他喝水。[179]在为屯委会所用的同时，他也精心平衡了与行辕的关系，1944年，行辕主任张笃伦认为他在调解地方纠纷、禁烟上有功，上报颁发勋章，奖励二十支步枪。[180]

岭光电手迹

岭光电的品性中还有一大关键，助推了他的事功，即他有着强烈的“夷族”意识并努力从实际工作中振兴“夷族”，为此而超越了一己私利，也超越了凉山社会根深蒂固的诸多清规戒律，由此表现出的广阔胸怀与格局，感动着许多人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他废除了土司苛索属下百姓并且被百姓视为自然而然的种种陋规；他常常带着药品在自己的领地视察，为贫病者无偿治疗；他无视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森严等级，在送“白夷”与“娃子”（奴隶）们的孩子外出读书时，把坐骑让给学生而自己步行，还为他们购买新装，洗澡洗衣；他可以倾己所有帮助无心于学的王济民返乡，可以举所有财力在“夷区”办学，却自奉甚俭。1949年，他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漆中权交谈，他外穿华丽的呢子制服，里面是土布制作的打满补丁的衬衣，漆中权知悉之后，惊讶地伸手来摸他的衬衣，凝神沉思一会后说：“有同事说你在彝地工作，还有成绩，可没仔细询问，想不到你是一个这样为彝胞奋斗的人。……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相助，我当全力以赴。”[181]

3。教育家

从军校毕业后，岭光电致力于从一个具体地域的实际工作入手来改变“夷族”的状况，提升“夷人”的地位，此前的“夷人”精英们显然对此重视不够，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争取中央的政治承认上了。

宁属划归西康之后，主要针对宁属“夷民”，刘文辉逐渐提出了“德化、同化、进化”三化政策[182]，尽管这个政策预设了“夷民”对应于愚昧落后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在汉人乃至许多“夷人”精英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把同化于汉这样**裸的大汉族主义作为“夷务”的指导思想，也是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主流认识，在进化论思想非常有市场的民国时期，同化甚至被认为等同于进化，正如岭光电所云：“边民同化以后，固然以边民方面来说，已进步不少。”[183]或许其内心深处，也希望“夷族”的特色不要消失殆尽，这从他民国时期反对“夷”汉通婚的文章中可以窥知一二[184]，在1949年后的文章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岭光电最拥护和赞赏的，是三化政策所持的以和平友好的态度对待边民并积极帮助边民进步的立场，若干年后，他还回忆说：“四〇年刘正式提出三化政策，要德化同化进化，提得更冠冕堂皇了。一时迷着了许多彝人。”[185]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三化政策”，以及如何以此来对抗以残害“夷人”著称的邓秀廷。

在岭光电看来，三化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教育[186]，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借着三化政策来加强他推行教育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重视教育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家破人亡之初，在羊仁安的提示下，他意识到，即便贵为土司，若不读书就难以自保，等到他历十年时间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之后，在智识、视野方面的巨变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影响力，使他更坚定地把教育视为“夷族”进步乃至存亡的关键。1937年3月，刚返回故乡不久，他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兴办了斯补小学，以免学费、书本费以及供给贫困学生饮食、衣服和文具来吸引大家入学，当这些都收效不大时，他禁不住悲伤落泪，一度想没收不配合的属民的财产，后来他采取了一种福利性的“强制”措施：借贷粮食给学生家庭，其数额以志愿完成之学业为准则（如大学、高中、技专、初中等），学业完成时偿还，或移借其亲友升学，如学生不守约定中途退学，则须赔偿十倍于所借粮食价值的财物。[187]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找各种机会，送“夷人”到荥经、会理、西昌、成都、重庆、南京、福州、息烽等地的小学、中学、军校和各种职业学校去学习。[188]

岭光电故居（中为斯补小学），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惹尼呷呷摄

在他的理念中，女性也应该接受教育，但头人们担心读书女子不满婆家甚或嫁与外族人而表示反对，提出如果招收女生就叫回男生，他无法解释清楚，只得作罢。他也欢迎自己领地之外的“夷人”学生就读且同样给予优待，但因家长担心读书之后变成汉人，加上其他土司的阻止，效果不佳。他甚至也招收汉人学生，但名额限定为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他不算是财力雄厚的土司，为了教育不惜将私人资财大量抛撒，个人生活方面却极其俭朴。他原有吸烟的习惯，每日两包，1940年，因教育经费紧张，立誓戒烟，而且坚持不吸，直到1949年后才重开烟戒。

学校的最大特色是设有彝文课，教师是头人马焕章、刘玉成，课本为手抄本彝文经典《史传》，主体教育内容方面则与内地学校大致相同，先是用开明书店版的教材，后又用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学校还开设了音乐、体育等课程，开展文娱活动，学生们到田坝街上演戏剧，与田坝小学的汉人学生赛球。斯补小学毕业生骆元君曾于民国时期撰文回忆母校的办学情况：

（斯补小学）于民国二十七年春季正式开学，汉夷兼收，第一学期就有六十余名儿童入学，校舍是一座土司衙门培修的，倒也宽大，计有四个教室，一个大礼堂，四间寝室及一间办公室，还有一个儿童图书室，至于桌子板凳以及一切用具，都是新制的，其中风琴和留音机提高了夷族子女们的读书兴趣不少，记得那时我才是十一岁的一个幼小儿童，从我的家到学校是十五里路，每天去来必走三十多里路，这样算是近的了。另外尚有许多同学离学校两三天路，或一天路，所以一共约二十多个同学都住堂，伙食全由学校供给，学生文具亦均由岭先生供给。教师五位是岭先生在内地聘来的，每位教师都很吃苦耐劳，师生打成一片，记得当初开学时，学校四周光秃秃的，少有树木，故每天除上课之外，教师们领着我们修平操坝，栽植树木，不到两年时光，形成了新绿可爱的林园，除了柳柏两种树木之外，各种果树均有，而且还种菜。蔬菜的种籽是教师们自内地带去的，因此田坝的汉夷老百姓都得了不少利益。在这荒凉偏僻文化落后的边区里边，能办得出这样一所规模俨然的学校，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可以说史无前例。

岭光电甚至把军校的一些训练内容也放进来，1938年9月，学生们到离家120里外的汉源县，接受省主席刘文辉、靖边司令邓秀廷、原川康边防军司令羊仁安等西康头面人物的检阅，学生们赤着脚，服装各异，但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情绪高昂，歌声嘹亮而整齐，刘文辉当即予以嘉奖。

1944年美军飞机失事调查队摄于斯补小学，弹脚踏风琴的阿扎曲日是该校早期学生，在外学习后回来教书，包白帕者为成都中央军校培训结业后回来的蒋汉浅，听琴的妇女为学校附近的村民

岭光电也努力把斯补小学的办学经验与模式推广到其他“夷区”，他1944年担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列教育为第一要务，修起了校舍，聘好了教师，并借用了斯补小学部分桌凳，但身为政府官员，他无法也无能力像在自己的领地一样使用强制手段，原拟招生一二百人，实际仅招来15人。[189]

理想虽然没有达到，但岭光电的办学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教育部颁给斯补小学一等奖状，到1945年国民政府又颁给他“嘉惠青年”挂匾。教育同时也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结果，1950年，当他在劝说下投诚后，解放军62军184师马上开欢迎会，设酒宴款待，并任命他为184师民族训练班的主任。李仕安万分不解，就问184师政委梁文英：“岭光电是投诚还是起义？把他安排这样高，还开欢迎会。”梁回答：“没有岭光电，我们寸步难行，他为我们培养了200多个翻译。”李先生感慨道：

梁文英这么一讲，我就服了，共产党的水平就是高，居然能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完全没想到。岭光电一当民族干部训练班的主任，凉山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许多都是岭光电的学生，哪个不晓得岭光电？都来了。那是1950年。一来就是一二百，梁文英好高兴，叫我们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配一个翻译。没翻译，寸步难行。有翻译，先去沟通，要不你派军队都不行，人不多，马上就被吃掉了。沟通了，人家就摆酒欢迎了。

岭光电在凉山确实声望卓著。1951年，他到达雅安，此时，西康省主席是他昔日的结义兄弟。因为岭曾是军统，所以义弟请他把雅安参加过军统组织的人的名单列出来。岭不愿意写，义弟火了，将他软禁，供给一日三餐，每月发给零用钱，但不让他工作。后来西康要开省代会，义弟赶紧把他调往芦山县，因为凉山的代表们来雅安开会，看到岭光电这个样子，会生气，到芦山，看不到岭光电，就没事了。再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冲来到成都，听仕安先生讲了岭光电的情况，当即表态：“把岭光电调到成都来，就说是我的意思。”岭就到了成都，与妻子杨代蒂团聚了。讲到这里，李先生评论说：“岭光电不出卖朋友，绝对值得交。张冲对本族人也真是有感情。”

岭光电领地内的百姓，即便在1949年后严酷的政治运动中也对他高度忠诚。1966年11月，甘洛县方面组织人到成都，将岭光电先抄家，然后揪回县里关押。在甘洛，他同县上的“走资派”一起被游街示众，工作队又送他回乡，组织群众批斗。批斗时，但闻众声喧哗，彝、汉双语交织，彝语表达的是关切问候，工作队干部们不明所以，他们只听得懂用汉语喊出来的批斗口号。有人高喊：“岭光电过去压迫剥削我们，今天还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我们坚决不同意，坚决要求把岭光电交给我们奴隶群众监督改造。”工作队见群众阶级觉悟高涨，就同意了。工作队一走，百姓们立即围到岭身边问寒问暖。在故乡，他白天劳动，晚上轮流到乡亲们家中喝酒吃饭。[190]

4。三见蒋介石

家乡的实际工作，并未妨碍岭光电为“夷族”争取政治承认而努力。他的声音，直接上达到蒋介石那里。

在中央军校就读期间，岭光电常常与全校同学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训话，毕业后，又三次获得蒋的接见。第一次是1947年，时值国民政府正在筹开行宪国大，这是争取“夷族”政治承认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上一年的立宪国大上，经杨砥中等人的努力，各民族在边疆选出代表参加国大、立法院的条款成功入宪，但监察院、省参议院中却并无相关规定。这一次，岭光电决定扩大战果。1947年4月，他与诸葛绍武等十六名土司，请宁属屯垦委员会转呈中央，在宁属三四百万“夷族”中，增加国民大会代表2名，参议员2名，以便将“夷情随时上达”。[191]接着，他又与傅正达、池永光和西康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刘世昌等人，发起组织“夷族青年联谊会”，把在西昌工作和读书学习的“夷族”青年组织起来，不久，会员就发展到几百人，1947年6月26日，联谊会在西昌边师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推选出理事会成员，以傅正达为总干事，池永光为副总干事，并向行辕和屯委会备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