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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3（第3页）

联谊会决定组织一个请愿团到南京，争取“夷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平等参政权；与此同时，向西昌、越西、盐源、盐边、木里、普威等地的土司及上层人士发起募捐，筹集活动经费。6月，岭光电、吉绍虞、葛世槐、傅佩营四位土司，傅正达、池永光、罗正洪三位青年，以“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团”的名义，前往南京。到南京后，相关代表名额已分配，9月13日，岭光电等人在介寿堂召开记者会，要求明定“夷族”在监察院与西康省参议院的名额，并将立法委员增至三名，国大代表也应按人口比例酌量增加。

此时的岭光电，已颇具社会声望，马学良、马长寿、卫惠林、徐益棠、庄学本等众多著名学者都对他表示支持，他也得到了许多官员的同情。在南京，经国民政府机要室专员沈重宇的帮助，岭光电于8月25日见到了蒋介石。见面时间总共15分钟，看起来很短，但其实已经超时了，一同在场的还有岭不认识的三个陌生人。寒暄过后，岭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当预定的时间已到，三人紧张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似要下逐客令，蒋介石摆摆手，他们又坐了下去，这样才给了岭光电15分钟的讲述时间。讲完后，岭光电又呈上了请愿书，蒋说了一句“交下办理”，然后站起来握手，蒋沉默了约一分钟，发话说“多同贺元庆（贺国庆）联系”，岭氏鞠躬告退。中央政府对请愿书的批复是，将以行政方式支持“夷族”代表当选。

1947年8月，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团在南京期间，岭光电、罗正洪在金陵大学与该校教师合影

最后，在刘文辉支持下，岭光电当选为立法委员。然而，国民政府对民族请愿一事始终心存疑虑，蒙藏委员会就表示：“如尽使前来中央请愿，则恐蔚为风尚，将致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转生枝节。”请愿团回来后，在行辕的禁令下，夷族青年联谊会即宣告解散。

岭光电第二次获蒋介石接见，是1948年参加立法院会议了。在毛人凤带领下，保密局系统的立法院代表7人，一齐晋见蒋。在军事委员会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蒋身着黄呢制服，微笑着和他们握手。谈话没有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介绍、勉励、表态而已。后来蒋问大家有何意见，因为毛人凤事先交代过不必讲什么，所以众人皆答称“没有”。岭光电认为机会难得，忍不住说：“蒙藏会是办理全国边民事务的机构，应该改为‘边政部’，也该有夷人参加。杨砥中信仰三民主义，拥护校长，又是夷人，我推荐他参加；西康省夷务，宜由孙子文来负责，他是夷人，熟悉夷情。”不管毛人凤的眼神示意，他一直把话讲完。蒋答称此事以后再商量。这是一句中国官场中最常见的套话，接下来自然不了了之。不过，岭光电坦承，“我这个土司能再见到心目中的皇帝，倒是值得向别个土司炫耀”。

这次立法院会议，有一项议程是起草省自治法。自治法草案中并未规定土著民族在省参议会中的名额，岭光电带头与组长罗贡华激烈辩论，终于在草案中加入“凡住有上述民族之省县，得按土著民族人口多少，住区大小，省里议会设适当的土著议员名额”的条款。当时川、康、滇、黔、湘、桂的土著民族共有6位立法委员，其中云南的安恩溥系以云南地方代表而非土著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与罗贡华辩论之时，他因不愿显露“夷族”身份而缺席。[192]

最后一次见蒋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日薄西山。1949年9月，在林木森森的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接见了岭光电与杨砥中。谈了20多分钟，杨砥中滔滔不绝，岭光电则几乎没有说话，只是表态：“拥护领袖，终生不渝。”蒋介石疲态尽显，说了一句“革命已到紧急关头，望同志们加倍努力”，然后二人告辞，蒋目送他们离开。

很快，岭光电就走到了仕途的顶峰。大西南被蒋介石不切实际地寄予了绝地反击的希望，岭光电深受胡宗南重视，于1950年2月被任为第27军少将副军长，次月又兼任“西南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路副总指挥。不过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1950年4月初，随着解放军第62军184师部队快速推进到西昌，他在解放军的动员下投诚。率部归顺的途中，但见群峰绵延，列列入目，岭氏触景生情，心中五味杂陈，投诚虽对“夷人”有益，但“随人浮沉，朝秦暮楚”，“滋味颇觉难受”。[193]

民国时期，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是凉山地区非常勤于笔耕的三位彝人。曲木藏尧于1942年英年早逝，岭光电也于1989年驾鹤西去，李先生的下落我则一无所知。2007年的一个秋日午后，利用“百度+114”的办法，我终于知道了他在四川雅安市政协离休，并顺利拿到了联系方式。当电话中传来他的声音时，我似乎感到了时空的交错穿越，我是在与一位历史中的人物通话呀！彼时我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便毫不迟疑地放下了在北京的工作，立即购买了前往成都的机票。

那一年，李先生已95岁，但耳聪目明，精力充沛，步履稳健。此后有几年，我每年都会专程去雅安拜访他，隔着60年的人生距离，我们就他那个时代、他的生命史、他的论著、他的朋友们开怀畅聊，他端着酒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一边倾听一边提问，一天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们聊得最长的一次，是从上午9点多聊到晚上9点，中餐、晚餐都在家中吃，就餐时话题也未曾中断。老先生记忆力惊人，六七十年前的往事，他娓娓道来，无数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同我所掌握的史料和谐共鸣，形成一部令人心醉的交响乐，廿载读史，从未如此酣畅淋漓！他的所述当然远远超出了我的阅读所及，为了检验其中是否夹杂着有意无意的删添修饰，除了文献校验外，我会有意重复一两年前的老问题，而他的回答居然惊人的一致。当然我也判断出他的讲述中有个别细节错误，但这完全无碍于整体上的可靠性。他也很少用事后的道德规范与政治正确去合理化自己的过往，回忆往事时，他常说：“当时我就想，我把这件事做成了，就可以出一个大大的风头。”“我就是想做官。”“我这人确实很精。”他说自己1947年进入华西大学后，想到美国去，动因就是听说在美国赚钱很容易。2010年的一个冬天，他手写笔画，将凉山100多个彝族家支的名称、地理位置呈现在一张纸上，我叹为观止，而他时年已九十有八。

1。“白夷”粮户

李仕安90岁生日照

李先生给我讲述的家史，一直上溯到雍正八年（1730）。按照历史学的规范，追溯到这个时期的口述资料，只能视为传说或历史记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李先生的口述，与我从大量史料中精心考辨、分析所得出来的历史，竟然若合符节。我不敢保证他讲的所有细节都有根据，但我确认他讲的东西具有总体上的可靠性。关于他的家世，我不用任何修饰，直接将他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雍正八年，中央政府才将雷波正式纳入版图。雍正九年改土归流，把土官改为流官，汉官来管雷波。雍正十年，雷波升科报粮，有土地的人，都来报，报了发一个红契，说明这块土地是你的。你要给国家上粮。但很多家，其实没有报，我们家，大概过了六七十年，到了嘉庆皇帝时才去报的。我们家是大地主，直到现在那里还有李家山、李家湾。嘉庆时，我们有一位老祖宗叫李玉林的可能想通了，他才去改汉姓，去报粮，原来汉姓都没得，报粮，就是说我有多少地方，每年该给国家上多少斤粮。所有红契都写的是李玉林的名字，为啥？其实是他爸爸报粮，写的是他娃娃的名。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读书了，到我才六代。那时粮户很重要，不是粮户就没得地位，一定要在国家上粮纳税的，才叫老百姓。老百姓就可以读书，考秀才了。我们小时候，家里有时会把红契很骄傲地翻出来看。我们家是土不是田，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每年都要去上黄豆，如果是田，就上谷子。背起黄豆，到国家的仓库里头去上粮。到了民国十几年，北伐以后，蒋介石到了，才把雷波的征粮改成钱，就不背黄豆、大豆去上了。我们小时上粮好好耍，上完了剩了几升，我们还可以去馆子里头吃一顿。（笑）

李先生家乃上层“白夷”，是阿卓土司家的头人。阿卓土司原驻牧于今美姑县觉洛乡帕古村，居大凉山腹地。明洪武四年（1371）赐杨姓，管辖着美姑境内的觉洛、西甘萨、井叶特西等地和雷波县的大片地区。随着“黑夷”势力逐渐强盛，土司权威被日益削弱。明代中期，阿卓土司与“黑夷”恩扎家发生纠纷，打死恩扎家一“黑夷”，遭到恩扎家支的攻打，被迫迁住西甘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阿卓土司家又遭到恩扎家和阿侯家的联合进攻，遂迁住雷波县千万贯，清末，又从千万贯迁至雷波城北大旗山下柳口寨居住（今雷波县锦城镇境内），民国初，迁进雷波县城。阿卓土司迁出美姑后，所辖地方名义上仍归其管理，实际已被恩扎等“黑夷”占有。[195]李仕安的祖上，跟随着土司迁徙，到他父亲李万钟时，已经住进了雷波县城，当时的土司是杨先烈，彝名阿卓格足阿哈。

整个凉山社会四分五裂，各土司内部的权力结构也有所不同。李先生说：“阿卓土司家，头人为大；沙玛土司家，百姓为大；岭邦正家，百夫为大；只有布拖，黑彝为大，土司下面，黑彝为大，没有平民。”作为阿卓土司属下四大百姓之首席头人，李家享有不一般的地位，“黑彝到雷波土司家，是没有座位的，但我父亲到土司家去，要坐高板凳”。李先生的父亲得到尊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他精通汉语，熟读汉书，是土司的师爷，也是其女儿杨代蒂的老师，为了读书，代蒂在李家住过两年，同李先生的妹妹李秀安一起学习。土司依据辈分来称呼头人，杨代蒂就一直喊李仕安为“四爸”。这其实也是凉山的普遍情况，虽然等级贵贱与身份界限不可逾越，但“黑夷”也常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自己的“白夷”百姓。

2。生活中的族群体验

在雷波，李先生从小就深刻体会着“夷”、汉之间的界限。“我们是土司家的头人，全县都知道我们这家彝族。”幼时在学校，他没少因为这个与汉人同学翻脸，“有同学骂我蛮娃儿，我那时好吓人，打把小刀，谁喊我蛮娃儿我逮到就打，半年就把他们征服了，没得哪个打得赢我。老师打过我，捶我屁股，因为我把同学打伤了。学校就我一个彝人娃儿，彝人好落后。”讲到这里，李先生又补充了一句：“其实娃娃儿吵架很正常，我当时的朋友都是汉族娃娃。”

雷波县的大片区域，彼时还控制在“黑夷”手中，为国家政令所不及。当年林耀华从今西宁镇地方往南进入雷波县城，两地距离不远，也就一日行程，但“中隔夷区不能通达”，只得绕道410里，历五六日方才抵达。[196]1944年6月8日，美国飞虎队军机坠毁在今雷波县咪咕月儿坡，机上11名美国人下落不明，中美两国政府要派人去营救。西昌与雷波近在咫尺，步行四五天怎么都可抵达，但隔着“夷区”，通行困难，需不断请保头，费时费力。无奈之下，李仕安与美军上校穆雷等人，从西昌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抵达印度，再从印度乘机至昆明，然后坐汽车到云南昭通，再从此处步行数日前往失事地点。[197]彼时国家对凉山“夷区”的控制情况，可见一斑。

在雷波咪咕寻找飞虎队失事飞机时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安登文土司、美空军上校穆雷、李仕安

雷波县城内，“夷户”稀少，县城附近，“夷”汉杂居。林耀华到雷波时发现“边地居民多惧夷人”，但实际情况是“夷人为害并不甚多，而夷汉勾结为害者更多”[198]，仕安先生则对我提到了雷波城内的汉人精英是如何“耍蛮子”的：

“夷”、汉之间，除了抢掠之外，也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凉山“夷区”有四大需要，即锅、布、盐、铁，但均无法自给，需要从外地贩远，所以“夷人”也会保护着一些汉人，让他们做这些生意，不会轻易抢掠他们。凭借自己精通“夷”汉情形的有利条件，李先生在当校长之余，与一个姓文的，一个姓甘的，一个姓郭的，在城里租了两间铺子，也做起了锅、布、盐、铁的生意，兼卖点烧酒。

校长当了才半年，省府决定撤销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数县的边民小学，改在马边设立边民生活指导所，调李先生任所长。这盆冷水泼灭了他的教育热情，而他与雷波县的汉人士绅又发生了矛盾，结果就被迫离开了雷波。他回忆说：

雷波要成立县参议会，我就提，彝人应该占4个名额，雷波彝人比汉人多，你汉人几十个参议员，我彝人占4个多不多？不多。为啥只提4个，因为没得合适的人选，如果有5个人，我就提5个。我就提了4个，汉人说，你们蛮子，要跟我平起平坐来开会，通不过，就轰我，轰得我没得办法，县长曾是中央军校教官，金华人，虽然他没教过我，我都喊他王老师，这个人还公道，最后他就劝我离开。那是1941年，我就离开雷波了。我后来在诗中写：“有子皆烟友，无男不袍歌。聊天谈别事，勿用话雷波。”就是因为雷波很多事情都令我不舒服，当年跟汉人女孩谈恋爱不行，现在又轰我走。雷波人几乎都吸鸦片，袍哥也非常普遍，所以我的诗那样写。

三年后，在西昌，仕安先生又与西昌行辕政治部的贺理阳激烈辩论县参议会中的“倮族”代表问题。贺氏称“倮罗”没有参政所需的常识与能力，须将老的、不好的“倮罗”加以“十年剿抚”，然后再用“十年教育”等“小的长大”且学会“行使四权”后才能参政。现在即便其中有少数出类拔萃者，也应该在所在县份参选，而不是给予专门名额。李先生以自己在雷波的经历现身说法，指出贺氏的“边民在各住在县竞选”不具备可操作性，汉人士绅们也决不容许“青年倮罗与之分庭抗礼”，“县参议会上尚不容分庭抗礼，国会上岂会容一般人目为‘犬羊’的倮罗代表一县的‘黄帝子孙’发言吗？”因此，“如果需要边民参政，是要指定区域，规定名额才行得通的，否则还是只好把倮罗置之化外，使他没有代表为自身利害发言”。[199]

离开雷波后，在一位同乡介绍下，仕安先生前往雅安晋见了刘文辉。刘文辉当时急于找一位“夷人”到西昌辅佐其侄子刘元瑄，见到李仕安后大喜过望，立即委任他为中校参谋，派他到西昌屯委会服务。此后的八年，他的前途与刘文辉紧密联系在一起，迎来了人生的辉煌阶段：当过宁西特区区长（相当于县长）、国大代表；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新康报》的主笔，在成都参与创办《西方日报》并常常为该报撰稿；万里奔波，营救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进入华西大学读书；跟随刘文辉起义；向贺龙献上解放军急需的凉山地图；在贺龙介绍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一系列的辉煌既出于个人的选择，也夹杂着诸多偶然与被动因素。我问他，从没想过跟行辕、跟中央走前途会更好吗？李先生回答说：

贺龙介绍李仕安参加解放军的介绍信

这个要因人而异了。我觉得蒋介石的场子太大，江浙人有权，人多。你要是江浙人，最少也是江苏人才好办。四川人你跟他处得拢？当个少校、连长、营长，连他的气气都闻不到。我读过中央军校，还是成都分校，不是南京的。你还是个蛮子。我跟刘文辉，马上就贴心了。现在讲起来，我还是狡猾的，抓得住重点。跟刘文辉好，一来大家都是四川人，二来我懂彝话，是彝族，懂汉文。曾昭抡写了一本书，中间有一段写“一位精通汉情的彝胞”，就是我。精通汉情的彝胞，我在凉山，好吃香啊。我跟你蒋介石干吗。

站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李先生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有着不一样的体验以及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本书前面出场的几位主人公，大体上是要求作为整体的“夷族”的政治承认，而李先生却明确将黑、白“夷”问题提出来了。1945年11月，他发表了《白夷解放宣言》，其论证思路如下。第一，证诸历史，受压迫民族的抗争是天经地义的。元朝建立中央政权、清军入关，汉人照样可以主宰军国大事，但汉人仍要“杀鞑子”“驱除鞑虏”。第二，“白夷”所受的“黑夷”的奴役，程度上远较汉人所受的异族奴役为烈。黑、白“夷”原本是平等的，两者为争昭通发生了战争，“黑夷”在大理国的帮助下打败了“白夷”，从此开始了奴役“白夷”的历史。“白夷”不但被剥夺了主宰军国大事的资格，而且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牛羊一起被当成财富计算，处处皆受歧视。皇帝尚且与百姓通婚，中国人也可与外国人通婚，但“黑夷”却绝不与“白夷”通婚。第三，因此，反抗“黑夷”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必需的。第四，“黑夷”“白夷”都是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主子与奴隶之分。“黑夷”之所以被政府尊敬，主要是有忘了根本的“白夷”为其后盾。“因为我们听黑夷支配，所以政府便重视黑夷，他抓住黑夷便能掌握白夷”，如果“白夷”不受“黑夷”支配，那政府就一定会重视“白夷”，因为“白夷”的人口超过“黑夷”十倍，而且“白夷”早已与汉人混血，所以“白夷”大胆起来求解放、争平等，一定会得到政府的帮助。第五，黑白“夷”的人数决定了“白夷”的解放斗争一定会获得胜利，只要“白夷”提出争平等自由的口号，聪明点的“黑夷”便会放下身段与“白夷”称平等，因为那样他还可以保有部分财产及生命。